“大转型”与电影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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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与中国现代性，
　　周蕾著，上海三联书店，2008
　　2010电影工作坊一光影之隙，
　　戴锦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西方电影批评便已经从电影制作的附庸进入了电影的本体论研究，在此之后，电影批评脱离了早先尴尬的位置，转变成独立的意指过程，并进而发展出电影符号学、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诸多脉络。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电影批评“语言学转型”的需要，纷繁的电影理论被译介到中国，并被运用到各种表意实践之中。这些电影批评在“理论操练”的同时，也拥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其间不乏与“真问题”对话的勇气，亦不乏方法论上的思索与洞见。就当下而言，全球化引发的少数族群、异质性文化，甚至个人的身份焦虑，以及与之并行的文化理论黄金时期的消失，随之而来的“理论瓶颈”，都迫使电影批评者不断寻求“理论之后”的新空间。加之更为切近的新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作为美国霸权的异质性力量正在蓬勃生长，世界各极都在重新定位自身的位置。近期《色戒》、《集结号》、《南京!南京!》等电影所引发的大讨论，正是这些变化在电影中的投射。应当说，随着电影日渐跨出其媒介局限，日渐成为学术界共同的关注点，电影所引发和承载的也越发难以为“纯艺术”所囊括，一种整体性的视野似乎是必须的。借助这样一个“裂隙”得以凸显的契机，中国和海外的电影学者纷纷以各自的方式予以回应，着眼于电影，却微言大义。
　　在世界格局微妙转型的时刻，首先是一批海外学者的电影研究著作被译介成中文或再版，包括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2008)、张英进的《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及跨国想象》(2008)、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2008)，以及李欧梵作品系列的再版等(2010)。这些作品大都着眼于类似的后殖民主义议题，对于全球化时代跨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予以质疑，与此同时，力图提出可以彰显异质性身份的路径和方法论。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新近或再版的成果选择了一个新旧结构转换的有趣时机，使得这次批量译介更像是中国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某种“共谋”。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隔11年后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其隐喻性一如编者所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已经能够更从容、理性地对待‘他山之石’。”即是说，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言说位置，正在试图改变中西对话的格局，即“重新建立起中国现代研究中的‘中国’与‘西方’的对话关系”。联想到此书开篇的重要电影研究文章《观看现代中国：迈向族裔观者理论的建立》，一切便似乎附加了“讲述神话时代”的象征性。如果说，1991年华裔学者周蕾曾以“族裔观者的建立”作为打破《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中西方白人男性的霸权视点，重新将被遮蔽的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观看位置纳入视野，并力图建立一种可以对其进行讨论的理论与方法，那么此时此刻，曾经被周蕾描述为“预先决定了本身遭受排拒于一些理论性解读方式之外”、“不可能的空间位置”的族裔观者，正在日益占据一个可以“观看”的位置，并重新言说这一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周蕾著作的译介本身便是世界结构性转型的征候。
　　相比之下，张英进的著作更为直接地回应了当下的世界语境。同样针对西方理论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张英进在肯定周蕾《原初的激情――视觉・性欲・民族志与中国当代电影》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过度运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电影的不足，即将中国电影的复杂性削足适履地纳入西方理论之中，事实上参与了“东方主义”的建构。为了打破这一僵局，张英进提议“一种自省性对话式批评的范例以代替跨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即建立在多元对话和协商基础上的方法论，在这种对话之中，“欧洲中心主义”或相应的“他者中心主义”不再是要点，问题在于“一种注重对话和多种声音的自省式跨文化分析模型”。事实上，这种方法和周蕾的“族裔观者理论的建立”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周蕾试图在西方“阴性化的、同情的”目光之外寻找和建立被遗忘的另一种观看，张英进则“强调了所谓‘本土人’如何回视西方理论对其的注视，并因此迫使西方重新检视自己在意识形态和理论方面的前提以及推论实践。”在此，二者共同参与到为一种正在崛起的力量开辟言说“空位”的建构过程中。与此同时，几乎同时出现的两种“双城故事”(傅葆石和李欧梵)也不乏隐喻性地重新讲述“边缘城市”、“失语者”的际遇。译者赋予“失语者”这样的含义：“百年动荡的现代中国(电影)历史中被泯盖的一些声音。在某些统一化的话语和特殊环境中，一些个体单位丧失了自己存在的表达权力。”毋宁说，中国崛起的语境使得这段表述显得意味深长，在“失去表达权力”的意义上，战乱中的上海似乎与“百年动荡的现代中国”具有同构性。因此，对上海话语权的“还原”便与中国的崛起建立了隐秘的对话关系，这使得李欧梵再版的《上海摩登》，也具有了“很当下”的性质。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占据这一话语权隐喻性的是“上海故事”，而不是北京或东北，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性的转型是一脉相承的。
　　面对新世纪世界格局的转型，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者和中国译介者的这次合力的“发声”，构成了电影批评界的一种回应，这一回应力图借助转型契机，修正东方主义或新东方主义的视线，建立另一种表述的可能性。毋庸置疑，电影研究，以及电影制作和发行层面上的“中国崛起”是令人快慰的，100亿票房几年之前还是一个无法预期的数字，却在2010年得以实现。对此，海外学者的乐观预期也不乏国内的响应者，丁亚平主编的《大电影时代――异彩纷呈的热播影视》便瞩目于这种乐观的电影想象，并力图发出全新的声音。这部电影批评文集正是针对2010年电影工业的变化，作者认为：“从大电影竞合、市场结构转型以及进入公共生活的动态关系而言，2010年中国电影、电视剧、动漫、新媒体和进口影视剧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也就是说，电影在进入跨媒介“融合”、“崛起”的同时，日益占据世人关注之焦点，而旧有的电影概念已经无法囊括新的变化，对此，该著作提出“大电影时代”的概念，借以呈现中国崛起后全新的电影图景。整部著作的电影批评也力行了作者的旨归，在传统影视剧媒介之外，还对于动漫、网络剧、手机剧等新媒体进行批评，并以建立大电影时代科学健康的影视批评标准为最终的落脚点。毋宁说，著作者所提出的“大电影”正是一种与上述海外学者相呼应的“整体性视野”，即建构一种更为宏大的观看，使旧有的盲点得以“被看到”。就此            而言，无论是“电影的跨文化研究”还是“大电影时代”都在客观上显示出转折时刻电影人“观看的焦虑”，或者强调西方与中国间或平等的互相观看，或者调整和改写自身的观看姿态以适应新语境，二者在“中国视点”的凸显与乐观预期的问题上并无二致。
　　面对这一场景，百年来国民性中的“耻感”得以扭转，欣喜自不必说。但此处仍存在一个问题，倘若新的观看位置真的得以开辟，中国电影开始向世界发出“中国之音”，那么这种声音到底是什么呢?恰恰在这一点上，上述乐观的论述或探讨尚未有效触及。但也正是在此，争论异常激烈，近年来的国产大片几乎都参与到争论之中：一旁是“国学热”及新主流大片《孔子》的公映，一旁是《色戒》和《南京!南京!》引发的论争，随之而来的是《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战国》、《赵氏孤儿》等历史剧暧昧的权力书写，以及《唐山大地震》、《集结号》对历史的重构。毋宁说，这些电影是思想界论争的显影，或者更干脆地说，这些电影本来就是思想论争的战场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国内电影研究者以略带质疑的方式，以电影文本为突破口，对于中国在世界格局转型中的位置，以及正在转型的中国自身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为这一历史拐点提供了更具复杂性的参照。戴锦华的最新编著《电影工作坊2010――光影之隙》便是例证之一。戴锦华在其电影访谈中首先谈到“中国崛起”的语境，这一语境是繁复而暧昧的。一方面，中国经济腾飞催生了作为“例外”的中国电影发展，中国电影迅速尝试建立新的价值系统；另一方面，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的诉求引发内在价值观的匮乏，“价值系统极度混乱”，“不如说近乎真空”。一方面，中产阶级作为具有购买力的“一小撮”，已经成为全部“可见的中国”，而“中产阶级伦理”已经成为电影自觉而有效的叙事策略，一切历史都不得不被削足适履地纳入中产阶级的视线；但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却又在电影中莫名地遗失了，这些以中产阶级为预期受众的国产电影却不见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悲欢与创痛。那么这些电影在呈现什么呢?一如书中的分析，它们似乎忙于在错落对立的意识形态夹缝中进行“暧昧的遭遇战”――或者在抽离正义／非正义的基础上进行大爱大恨的循环论证(如《赵氏孤儿》)，或者以呈现自然化的历史来完成去政治化的历史表述(如《山楂树之恋》)，间或发出几声貌似别样的声音(如《让子弹飞》)。在这个意义上，海外学者乐观预期的“中国崛起”及“中国声音”似乎远非那么顺滑和理所当然，恰恰相反，“中国声音”或“文化自觉”甚至还仅仅是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与其说中国电影即将铿然有声，不如说它还在对五四以来的“真空”进行自我修补，其间不乏喧哗与冲突，亦不乏屏蔽。就此而言，当下的电影批评更像是一个文化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所讨论的并不仅仅是电影自身，而是旨在以电影为切入点触及社会现实，旨在对既有的意识形态幻象进行祛魅。对此，一个介入性的电影批评将是必要的，就像戴锦华所说的那样：“我对电影批评的期待，是一份有效的批判，一份有创意有洞见的分析，所谓理论演武场可以是一份有趣的学术和思想的游戏，但也是一份严肃的质询和建构的尝试。去寻找和建构别样的可能性，去尝试激活电影自身曾经蕴含并继续负载的巨大的文化、艺术与社会潜能。批评，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份介入，一种创造。”
　　应当说，在“中国之音”的乐观期许之中，一个介入甚或说不的勇气给电影批评引入了不甚相同的视角，它将有助于反思“中国崛起”的复杂性。笔者即将搁笔之时，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的消息已经传来，而中国则以美国国债第一持有国而骑虎难下。这仿佛是中国当今世界位置的一个有趣寓言，尽管中国曾经在2008年危机中创造了“奇迹”，在众多扑倒声中一枝独秀。但在今日的所谓“萧条”、“终结”的预测声中，却只能维持一种表面上的选择权(减持还是不减持)。更为重要的是，似乎无论怎样选择，都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复制全球化逻辑，从而更深刻地卷入全球化危机。此时此刻，似乎有必要想象和建构不同于《2012》的结局，使中国崛起的新视点成为“别样可能性”的容纳者，在2008年以来思想界遭遇的巨大冲击和反思的基础上，突破现代化进程的单一脉络，别求新声。在此，不妨再次引用戴锦华的话：
　　“电影能够也必须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责任编辑　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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