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创作的复合式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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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音乐通过继承、创新、吸收和融合，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传统音乐文化。而近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使中国音乐创作经历了西方化――后西方化――复合式的过程，再加之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伴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浪潮，时代又需要中国音乐创作树立自己的民族性，但现在的民族性是一种复合式的民族性，为了树立纯正的民族性，我们必须认识这种现实，这是建立具有纯正民族性音乐创作体系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西方强势文化 音乐创作 民族性 复合式
　　中图分类号：J 0 文献标识码：A
　　
　　 一个民族在劳动和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一些习惯，经过长时间的保持就形成了一种传统文化，它是民族文化向前发展的源泉。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也就有了个性鲜明的民族文化，音乐亦然。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音乐创作没有像经济发展那样走出自己的特色之路，如今还处在音乐文化的“弱势”地位。在音乐发展的民族性上还处于一种中西复合式的阶段。因此对中国音乐民族性而言，对它的保护、传承、尤其是发展问题，是我们特别关心的。这些对于保持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审美性，传承中国音乐文化精神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何使我国民族传统音乐重新焕发活力、与时代发展共同进步成为目前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 中国音乐需要树立自己的民族性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快速发展，树立我国音乐民族性的呼声越来越高，这说明我国音乐民族性已经从我国的文化土壤中脱离出来，从而有意识地回归我国传统文化。这种现象实际上是所有国家和地区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今谈到“中西关系”问题实际应当放入 “全球化”这个大的前提环境来探讨才科学。
　　 从艺术文化视角来审视今天的中国音乐创作成长之路，可以很清晰的发现我国近代音乐主要是在西方音乐教育模式及方法中形成的作曲知识和能力，其民族性方面带有浓重的中西复合式烙印。正如西方音乐家来我国进行音乐交流合作发出的感慨一样，他们认为交流合作的内容只是西方音乐教育的脉络，中国音乐教育仅仅是对西方音乐教育的翻版。从和声、复调、曲式和配器的“四大件”教学，到基础的基本乐理、视唱练耳，都是对欧洲古典音乐教育的重现，我国音乐教育自已的特色并不存在。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十年里，作曲家们纷纷学习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尽管在20世纪上叶中国大量音乐界学者就已经认识到“借鉴西方技法，创作民族风格的音乐”、“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洋为中用”等重要性。当代的中老年音乐家对于民族民间音乐也并非没有研究，但实际上起的作用并不大，由西方专业作曲技术主导的思维方式，在我国的作曲创作中仍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我国音乐创作的这种由历史演变形成的西方思维，在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乃至全球都是普遍的。正因如此，国内学者提出了我国音乐创作的“民族化”，即将西方的音乐理论等改造为与我国民族音乐相容的东西。
　　 随着这一建议的提出，我国出现了一批与之相呼应的活动，例如，十二音民族化、和声民族化等集体行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都是用西方技法或改造过的西方技法创作自己国家民族风格的音乐作品，乐器的选择及其组合方式也都完全参照了西方经验，这一作法最后发展成了共识和默认遵守的信念。因此，这种现象发展至今，虽然处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依旧是第三世界接受西方音乐文化流向，而第三世界很少在音乐文化流向上发生逆流，所以世界音乐呈现出一种“信息不对称”交流现象。在此情形下，我国出现了“新潮音乐”，它的基本方向并没有质变，走的依然是“新音乐”道路，西方强势文化依然是占主导的思维方式，是借鉴西方现代技法而创作的音乐。我国自古以来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音乐技术体系，在需要产生类似西方那样的音乐的前提下，成熟的公认合理的、并被普遍采用的“中国作曲体系”后来也没有被创造出来，因此蔡继琨、金湘等人提出了建立“中华乐派”的想法。
　　 综上所述，中国作曲家在创作上基本采用改造西方技术的做法，其结果必将造成具有非中非西或亦中亦西特征的音乐作品。在这种情形下，我国音乐创作深感宝虑，进而提出创建“中国体系”或“中华乐派”的口号，希望以此能够改变我国音乐的状况，探索出我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不同之处。经过这样的发展，在“中国风格的西方音乐”和“借鉴西方技法创作的中国（风格的）音乐”就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就需要人们有所甄别的看待，抓住音乐创作的灵魂。
　　 二 中国音乐创作的复合式民族性
　　 由于近几个世纪，强势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其它民族传统的民族性被打破，其民族性都受到了削弱甚至是清除，这就形成了地球村现象。自19世纪这种全球西方化的情况就已经形成，而我国处在这个地球村的音乐创作人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了“音乐复合人”，他们创作表达自我思想的音乐，体现出来的就只能是“复合式的民族性”，而它的风格只能也是复合式的风格，即“全球普遍风格”。 例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我国创作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就已经体现出了这种复合式的民族性，其中《农村曲》的作者向隅在作品的总体结构上只包含了两幕，但却人为的分成了三场，这恰恰体现了西方的“三一律”，而其在音乐的运用上，几乎在前奏曲、幕间曲、独唱、对唱、重唱、齐唱、合唱、主题音调等多种创作手法沿袭了西方民族特色。而在目前西方人参与的否定西方中心主义的时代，这种全球化普遍风格的参照风格仍然是西方音乐，说到个人风格，也只是在这个大风格之内的小风格而已。
　　 “地球村村民”、“民族作曲家”、“乡土作曲家”抑或“原生态个体作曲家”，雅论人们怎么标榜自己，在关于“民族性”探讨中，都是只限于现实世界中进行的个人选择。而实际上都要归纳于这一发展轨迹，西方化――后西方化――复合式的过程，本质是“全球化”进程的后果且社会个体的主体性都雅可避免的要进入复合式状态。
　　 如上所述，自19世纪欧洲文化在全球蔓延化传播后，全球西方化就已经形成了。而包括西方人在内的，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浪潮席卷全球，是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世界就进入了后西方化时期。后西方化时代的音乐民族性，在实质层面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这时的民族性是人工选择的“民族性”，已经不是传统的民族性了。而这时的主体结构是在全球背景的改变中自然的、雅意识的、自觉的形成。这种民族性是构筑于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所以不再是原始的、自然的，而且这些后西方化的倡导者有着和西方人一样的思维、生活方式，都是在西方化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和主体性，不同的是各个原始民族的传统还在这些倡导者身上留着一定程度的文化记忆痕迹，而这些“痕迹”只是一种文化“遗传”。虽然有这些文化“遗传”，可作用有限，全球化中的复合文化力因素起的才是决定作用，这个复合是西方强势文化主导下与第三世界各国传统文化的复合。这样，“民族化”的创作是在复合文化背景中，由局部复合化的主体雅意识进行的选择和创作。在复合化情形下，民族性是受西方强势文化影响的，而非原来的自然分布形成的。
　　 当今在“多元化”的要求下，作曲家也开始强调民族风格，这也符合各国艺术家的希望。从艺术角度来看待，民族风格也是体现民族个性的途径之一。欧洲音乐的民族乐派在19世纪就选择了这条道路，然而选择这条道路要满足几个要求，例如，政治上要求具有民族独立意识，审美上异国情调的新鲜感，艺术上形成民族个性意识等，都是促成民族乐派出现的基本要素。如今世界局势正好满足了以上几点，各国的政治、艺术和审美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在音乐文化上树立自己的个性，同时强调音乐的民族性也是保证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有效途径。俗话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音乐艺术上更加体现了这句话，从多元化角度上理解，就是民族个性构成的各个一元在全球绽放出的多元。在音乐艺术上的多元化上，表现出的是复合作曲家参与的世界民族音乐多元形态。
           
        从历史上看，官方文化对民族国家内部的复合化力量不可小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民族众多，各个民族的文化在官方文化中表现为统一的“中华文化”中的一种多元分布，它们是中国这个共性基础上的个性存在。而“中华民族作曲家”的文化身份代表是就不是我国其中一个民族的身份，代表的是超越具体民族的统一身份。西方音乐文化在20世纪传播进来后，它的因素在中西结合的“新音乐”中不断发展蔓延，进入了现代中国音乐文化的体内，“中华民族”的创作民族性便包含了西方文化的因素。“新音乐”文化通过内在的西方音乐文化也培养的了“中华民族作曲家”的音乐思维。
　　 从我国当代音乐创作人的成长背景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经过西方化――后西方化――复合式的成长过程，已经被限定为复合式的音乐创作人，他们雅一例外的从新潮音乐教育、西方化的新音乐里走出来，因此他们不可能保存有原始民族性这一对创作起关键作用的力量。正如德国著名教育学家、哲学家与心理学家Spranger所说：“教育也是一种文化活动。”而我国当代音乐人出自受西方化影响巨大的音乐学校，就更加重了复合人的因素。从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我国的音乐教育自“学堂乐歌”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学校逐渐变成了一个复合环境，从学校培养出来的是复合式音乐人，他们不同程度的脱离了原始民族性，一批批学生的创作思维被塑造的西方化。目前中国学校教育也开始有意识的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就目前的发展体系和实施现状而言，我们还是处于西方化程度较重的境地，这对我国民乐的发展极不乐观。网络、跨国公司的兴起以及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如今通过这些传播媒介，信息技术展现出数字化生存的复合环境，进一步促使了全球化的蔓延。
　　 世界各处的建筑、交通工具、饮食、服装、发型都是相同的，生活方式也偏西方化，有着相同的语言，甚至相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世界观，而这一切都是受到西方文化不同程度的渗透与影响。当前国际上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探讨，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反应出的是后西方化的趋向。而在另一端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倡导浪潮也汹涌而来，这代表着人们保护多元音乐形态的潮流已经来临。
　　 总之，当代我国音乐创作人都是沿着西方化――后西方化――复合式的过程中成长的，具有复合式的显著特点。当代作曲人都接受了西方化新音乐、新潮音乐的教育，只有少部分人还存有能产生决定作用的传统民族性。因此，“准复合人”是当今中国作曲人的共同文化身份，后西方化时代已萌动其创作思维中，音乐作品逐渐呈现出人为雕琢的“民族性”多元形态。
　　 三 结语
　　 由于近代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形成了如今我国音乐创作的复合式民族性，我们要明白，在吸收西方优秀的音乐创作技巧和思想时，也要认识到我们的“根”之所在，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选择的进行学习。否则，必然是“对内丢弃本源，对外不被认同”，最终落到非中非西的地步。而现在我们面对世界范围的多元文化时，一定要做到引导中国音乐民族性的健康发展，做好其过去作品的保护传承和利用必要手段使民族音乐再次焕发光彩。而这就要求我们植根于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沃土上发展音乐民族性文化。随着我国越来越多心怀树立音乐创作民族性人们的不懈努力，我国音乐创作的民族性一定会有光辉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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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宋维佳：《浅议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保护与传承》，《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年第9期。
　　 [3]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2年版。
　　 [4] 杨玉梅：《关于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与发展的思考》，《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9期。
　　 [5] 韦蔚：《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剧影月报》，2001年第4期。
　　
　　 作者简介：孙倩文，女，198 ―，河南周口人，河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200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声乐演唱艺术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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