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视角下中共农民教育问题:历史回顾与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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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对农民群体的教育。建国以来，中共对农民的教育先后经历1从全面政治教育，到经济利益为诱导，再到纳入公民教育体系的过程。不同时空背景下教育方式的转变，体现出中共对农民和农村社会整合模式由行政整合向多元整合的转变轨迹。
　　[关键词]农民教育；中国共产党；社会整合
　　[中图分类号]D2 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 － 410(2010)04－0019－05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历来是国民的主体，如何对产生于前现代社会、依附于小农经济结构的农民进行教育，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通过一系列途径对成年农民进行包括知识文化、科学技能、思想政治、民主法制等多个层面的教育。这一教育过程体现出共产党和农民群体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教育农民的主体、方式、内容等方面所发生的相应变化，也体现出共产党教育农民、整合农村社会的模式变迁。
　　建国 0多年来，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农民阶级的教育动员，重视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而这一过程也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前30年，共产党在政治全能的发展思路主导下，对农民的教育主要集中在政治教育上，通过全面的政治动员达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现代化目标，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过度教育”农民的行政整合模式；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经济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共产党逐步调整国家的发展战略，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开放城乡流动渠道，对农民的教育偏重于农业劳动技能培训，这一时期也表现为农民“教育不足”的多元整合模式。
　　
　　一、中国共产党教育农民的历程回顾――基于社会整合的角度
　　
　　不同时空背景下，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执政党、领导党，对农民进行全方位教育和改造，目的在于整合各个社会群体的力量，获得各个阶级的政治认同，建立并巩固现代国家政权和现代政党体系。
　　
　　(一)1949―1918：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全面政治教育的行政整合模式
　　1949年建国之后，共产党延续革命时期的农民动员经验，通过深入细致的农村工作，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鼓励其参与政权建设；同时，借由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获得其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和支持，达到整合农村社会的政治目标。根据具体教育方式以及整合效果的不同，这一时期又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1.1949―195 ：启发阶级意识的嵌入式整合阶段
　　传统时期，农民被排斥在政治体系之外，分散性和落后性很突出。如何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并使之具有政治意识，是共产党一直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问题。建国初期，共产党主要是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启发农民的阶级意识。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次土改运动是分期分批进行的。每期都经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土改初期，主要依靠共产党进驻到各个农村基层的土改工作队，他们通过积极走访各户农民，和农户深入谈话，启发其阶级觉悟，进而激发出农民奋起反抗的勇气和决心。随着土改的深入，各地的农村党组织普遍建立，从而将历史上一直处于政治体系之外的农民变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上述两部分群体，构成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教育农民的主体。他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民展开教育：一是启发农民阶级意识。在农村发动土地改革运动，首先要解放长期处于皇权、族权统治下小农的保守思想，使其认清地主恶霸的真实阶级面目，认清自己所在阶级的地位与权力。二是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在揭发地主阶级罪恶、组织农民诉苦运动中，发现并培养普通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并鼓励其敢于与旧的恶势力进行政治斗争。这一教育过程不仅是通过实际的政治斗争发掘、培养基层教育主体，还逐步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治组织，为后来进一步政治教育和社会整合奠定了组织基础。
　　通过这种有组织的宣传动员、教育启发，党和国家的意志渗透到农村社会并内化于农民内心，从而建构起他们的政治意识，特别是对新国家政权的政治认同，进而达到对农民社会和农民个体的整合效果。然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由于土地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主要依靠党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动员，带有外力嵌入和政治重构的色彩。所以土改领导者们往往发现，启发农民政治觉悟、鼓励其参与政治斗争，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教育农民的过程，更多是体现嵌入式整合的特征。
　　2.1951-1911：全面政治化的运动型整合阶段
　　针对土改后农村社会出现的中农化趋势及小富即安的思潮，毛泽东认为这会对农业的发展、农民的思想教育造成一定冲击。因此，决定在农村继续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培养农民社会主义的集体意识，对抗小农的分散性，最终实现国家合作化发展农业、整合农村的目标。这一时期党对农民的教育主体始终是延伸至农村基层的党组织，他们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完成对农民的教育：
　　1958年发起的人民公社运动是党通过政治运动方式教育农民的集中体现。人民公社既是“政社合一”的体制，也是“党政合一”的组织体制。党组织、政权组织高度重合，形成了全面教育并控制农民的行政体制。此时，农村的每家每户(除在一定时期被视之为敌对分子的家庭以外)，几乎都有党员、青年团员、妇联成员、民兵等政治组织的成员。在这样的组织基础和政治氛围下，党成功地向农民灌输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传统小农时时受到政治组织内部纪律的教育和约束，形成了与党保持一致的政治信念和价值取向。由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群众性政治组织来组织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一切活动，将广大分散的农民置于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和社会整合之下。十年文革浩劫时期，全面政治化的教育方式发挥到极致。在愈演愈烈的政治运动中。农村社会一片混乱，党对农民的教育也被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推向了极端，运动型整合模式的弊端也完全凸现出来。这为日后共产党教育农民历程拨乱反正、回归理性，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建国后的前30年，在土改、合作化以及人民公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党和国家带有“左倾”色彩的教育使农民仅仅成为政治任务的工具，消解在基层政治系统中，失去自我发展的可能。而中国共产党全面政治教育的行政整合模式也出现了危机，改革之声呼之欲出。
　　
　　(二)从1918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以市场经济为契机的多元整合模式
　　改革开放后，农民群体呈现出新的特征，正如徐勇教授所说，“现在的小农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了，也已经超越了商品小农阶段。并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契机，在分化和流动的农村社会中培养基            层农民的动员组织能力：另一方面，也逐步放开农村向城市流动的渠道，由限制农民外流到出台各种政策教育、培训，扶持外来务工人员。这一时期党对农民的教育以经济利益为诱导，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1918-1992：尊重民意的经济利益型整合阶段
　　1918年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及时调整农村政策，开始从现实角度出发，尊重农村发展实际和农民基本需要，将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作为教育农民的基础考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是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党和国家通过接下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配合相当范围内的农业职业技术培训和科技下乡活动，为农民发展经济提供进一步的智力支持。同时，党和国家进行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取消人民公社制度，释放农民发家致富的愿望。共产党对农民的教育在这一阶段表现为开发民智、尊重农民物质利益和首创精神的经济利益型整合。一方面，依托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共产党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向他们传授现代农业技术知识，把他们培养成现代农业的熟练劳动者。另一方面，鼓励农民积极就地创业，开展多种经营，为农民增加经济收入提供支持。这一时期，党还通过各种途径吸纳致富能人进入基层管理体系，鼓励其利用自身的致富才干，引导并带领普通村民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这也体现出党和国家以经济利益为诱导的农民教育思路。
　　2.1992-2002：尊重农民权利的体制型整合阶段
　　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基层组织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调整和转变，共产党开始逐步依托村民自治组织教育农民。正如彭真设想：“有了村民委员会，农民群众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直接民主，要办什么，不办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都由群众自己依法决定，这是最广泛的民主实践。”这“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对于扫除封建残余的影响，改变旧的传统习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1998年11月4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通过后，基层村民自治组织正式成为新阶段党教育农民的重要载体。
　　除此之外，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了“民工潮”。这对于习惯在农村社区范围内对农民进行教育、管理的党和政府一时无所适从，一度出台过限制、禁止的措施。然而，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农业劳动力的大量富余，党和政府及时调整政策导向，并逐步转向尊重农民自由择业权利的疏导体制。这一体制性突破为农民教育开辟了另一种新的途径，通过允许农民流动至城镇就业，使他们充分接触城市工业文明的发展成就，以此培养他们的市场经济意识、道德法制观念等现代理念。这一阶段共产党充分尊重农民的基本权利，及时调整城乡之间的一些体制性束缚，为农民教育开辟更广阔的途径和渠道。
　　3.从2003年至今：统筹城乡农民教育的政策型整合阶段
　　2003年税费改革后，党对农民的教育进入到了崭新的阶段，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思路，通过一系列惠民政策对农民教育提供多方面支持。
　　在城市中，一方面，在政治教育方面，向外出务工流动党员颁发新版《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确定以流入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便于流入地党组织与流出地党组织相互联系，确保党员不论流动到哪里，都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组织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另一方面，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进一步指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以上这些政策支持，流动到城镇的农民也能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教育、培训机会，体现出将其逐步纳入公民教育体系的趋向。
　　自2004年起中央连续发了五个新的一号文件，包括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措施。然而，由于农民群体的分化以及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农村中的农民教育呈现出弱化，甚至虚化的趋势。
　　改革开放30年来，党对农民的教育打破了前30年全面政治教育的局面，将经济利益作为教育农民的物质基础。同时，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对其进行各方面教育。多元的教育方式体现出从改革初期经济利益型整合到90年代体制型整合，再到现在政策型整合的农村整合方式变化。然而，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对农民的多种教育方式也造成了教育对象分散、教育主体缺失，甚至于出现农村社会弱整合的态势。
　　
　　二、建国 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教育农民的现实启示
　　
　　建国 0年来党教育农民的历程，从建国前30年党对农民全面政治教育的行政整合模式，到改革开放之后党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契机的多元整合模式，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不论是农民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还是党对农村社会整合能力的提升，都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回顾具体的教育方式和整合模式，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
　　
　　(一)尊重农民利益是基础
　　对比建国以来党教育农民前后30年不同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当党的政策尊重农民利益、顺应农村发展需要时，就会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教育效果呈现出正面效应；而反之则负面效应凸显，影响社会整合的有效性。建国后的前30年，党对农民的教育方式主要是政治教育为主，通过全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农民树立新的政治观念，从而巩固新生政权。这样的教育整合模式有其存在的现实背景，然而也会逐渐使众多农民“发家致富”的基本经济追求淹没在全国上下普遍的政治运动中，最终引起农民的不满。这不仅消解了党对农民的教育成效，也会影响农村社会的整合程度。改革开放之后，党在解放思想理念的指导下，逐步认清并肯定农民的利益诉求，从尊重农民利益出发，制定出一系列切实的农村发展政策。特别是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党逐步放开农村社会，开发多种教育农民的方式，旨在保障农民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因此，尊重农民利益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契机多元整合农民以及农民社会的基础。首先，党对农民的教育不仅为了实现执政党政治文化的社会化，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而更多的是通过政党的执政努力，促进社会成员更好地实现自身综合素质的飞跃，为社会进步创造更多的人力资源财富。其次，社会整合的本质不在于消解各个社会要素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是在协调各个要素之间的利益追求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            各个社会主体的发展需求。最后，党尊重农民的利益主要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多种权益的体现。农民的经济利益是其最基础的追求，而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等等都是经济利益实现的综合体现，这些都是需要尊重和保障的利益内涵，只有农民的利益得到全方面的实现，党对农民的教育成效才会凸显，从而达到有机整合农民、农村社会的目标。
　　
　　(二)统筹城乡教育是关键
　　经由 0年的教育变迁，党对农民的教育侧重于在统筹城乡教育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公民素质教育。这也是形成社会共同意识的整合成效的关键。首先，针对流入城镇的农村居民，逐步扫除体制性壁垒，为其提供多方面的保障政策。特别是在素质教育方面，引导外来务工的农村居民逐步纳入城镇公民教育体系，为其转变成城镇居民提供教育保障。其次，将城市优势的教育资源向农村转移，制定优惠的教育政策向农村倾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将对农村社会进行“反哺”式支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反哺”，即将城市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农村，成为支撑农村教育长足发展、农民综合素质提升的外部保障。正如亨廷顿所说：“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差距的方式，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那种社会统一性。”通过以宏观政策为导向的农民教育方式，弭平城乡教育环境差异，为培养农民的现代理念、社会发展适应能力以及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提供全面的政策支持，保障不论是出于城市，或是农村社会的农民享受平等公正的教育权利。这样才能进一步获得农民对于发展中的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接受和支持，并进而整合城乡社会的发展。
　　
　　(三)落实教育主体是保障
　　回顾 0年党对农民的教育历程，最突出的特点是建国后的前30年，处于政治整合时期，党对农民强有力的教育动员和组织控制。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时期共产党从当时的教育机制中获得启发，即依托实体化的农村基层教育主体，担负全方位带动、教育农民的责任，因为“经常的政治信息沟通活动，使成员认同并支持其主张；政党通过强大的舆论宣传和各种政治活动，向全体社会成员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传达各种政治信息，以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培养社会成员对既存政治体系的认同感，促使他们形成较高的政治共识，在社会中形成较强的凝聚力，都需要有具体的教育主体实现并保障教育过程的完整和有效。建国后的前30年，教育主体依托人民公社体系逐层落实，在历史上起了非常卓越的教育作用。然而，在市场经济运行条件下，教育主体出现虚化的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教育的实际效果，以及农村整合的最终实现。因此，落实教育主体是实现教育目标、确保整合成效的保障。
　　
　　(四)柔性整合方式是重点
　　 0年来教育历程积累的经验表明：党对农民的教育，采取直接强制教育的方式或是放任自流的教育态势都不恰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综合运用宏观政策手段，为教育农民提供环境支持，柔性党整合社会的方式，是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可取之道。柔性整合方式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之后，党和国家不再以单一的行政命令对农民进行教育，对社会进行整合，而是开发其他社会资源，特别是精神文化方面的软性资源，为教育农民、整合社会注入新的活力。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把个体联结为社会的力量，是一种被称为“集体意识”或“集体良心”的统一社会的一般公民的共同信仰和情操，使社会成员在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上的一致性。正是这种集体良心整合社会成为统一体，在规范着个体行为符合道德评价的标准，在维系着社会的正常运作和有机发展。共产党对农民进行公民素质教育，通过这种“集体意识”或“集体良心”的培育来营造团结的舆论氛围，引导政治行为，来促进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形成其对党和国家在价值层面上的认同性整合。“任何社会整合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方式和途径就是使某种意识形态社会化。”作为执政党，需要以共同理想来整合整个社会的力量，通过共同理想来引导和动员社会成员，使社会成员的行为目标达到高度统一。共同理想是执政党动员人们向共同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的一面思想旗帜，要把这面旗帜树立起来，执政党必须依靠思想政治工作。而思想政治工作正是消除城乡壁垒，教育农民的重要途径。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对社会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的宣传教育，使社会成员将社会的共同理想转化为个人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将民众的行为引导到为了同一理想和目标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上去。社会的整合从本质上讲，是在意识方面的认识的趋同性或同一性。意识的同一性是维系、整合一个社会的精神纽带。只要存在一种能够统摄社会成员的信念、信仰的“社会共同意识”，那么，在人们的行动中就能够产生共同的方向，一个社会就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基本的活动方式与社会秩序。因此，基于这种“社会共同意识”，党通过各种方式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协调不同阶层的农民利益，是有效整合社会要素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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