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乌托邦思想是人类想象力在政治领域发挥到极致的产物,这种寻求完美政治制度的传统两千多年来一直对人们产生着影响。乌托邦标榜的是真、善、美,然而在现实中却往往导致极权主义运动的产生。电影《1984》改编自乔治・奥威尔同名小说,它为我们勾画了一幅乌托邦的政治素描,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乌托邦思想与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奥威尔 《1984》 极权主义 乌托邦
如果要评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预言家,那么乔治・奥威尔肯定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他以超越时代的敏锐洞察力预见了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灾难性的未来,而他笔下这些既荒唐又恐怖的情景照进现实,不仅曾经应验,而且还在继续应验着。他用《动物庄园》和《1984》两部小说完美地向人们展示了极权政体的可怕,因此有人说,多一个人读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1984年,导演迈克尔・雷德福准时地把《1984》这部位列“反乌托邦三部曲”之首的小说搬上银幕,以向这位天才预言家致敬。
电影是在震耳欲聋的呐喊声中拉开帷幕的。面目狰狞的群众在声嘶力竭地呼喊,那是对叛徒深切的愤怒,是对敌国咬牙切齿的仇恨,是对老大哥虔诚的崇敬。这里是大洋国,一个灰暗的乌托邦。
乌托邦是人类憧憬的美好社会,是人类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的产物。这种寻求完美政治制度的传统在西方滥觞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及至11世纪达到高潮,出现空想社会主义三大名著:莫尔的《乌托邦》、哈林顿的《大洋国》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经历了2000多年流变的乌托邦思想,一直对人类历史产生着影响。
乌托邦标榜的是真、善、美,然而在电影所描绘的大洋国中,我们能找到的只有虚假、邪恶和丑陋。
这里没有真,一切都是谎言。广播里今天还在说正跟欧亚国打仗,明天可能就会说欧亚国一直是我们亲密的战友;报纸上的数据显示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尽管现实的境况是连刮胡子的刀片都断供几个月了。人们对谎言没有任何抵抗力,因为“历史与记忆在被不断地抹杀,而抹杀本身也被迅速遗忘。”极权主义国家的逻辑是“谁能控制现在,就能控制过去;谁能控制过去,就能控制未来”。
这里没有善,一切都是邪恶。在这个灰暗的乌托邦,以兄弟姐妹相称的同志互相告发,就像电影里不断浮现那句旁白,“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所有的道德都已经沦丧,甚至孩童的眼睛都在放射邪恶的目光。
这里没有美,一切都是灰暗。灰暗的天空,灰暗的人群,灰暗的表情,灰暗的服装――所有剧情都在灰暗的格调中铺展。那个为了两块钱出卖肉体的无产者妇女,尽管浓妆,却不鲜艳,只是让人觉得肮脏。人性都已变得丑陋,灰暗当然战胜光明。
乌托邦宣扬主权在民,然而实际上个人没有任何尊严和价值,他们必须完全服从于集体。在集体利益的名义下,不知多少个人利益被压制和牺牲。电影中那位狱卒对温斯顿说,“个别细胞的衰亡不会影响整体的生机与活力”,这句话正是对专制社会“有机体的国家观”最好的诠释,它必然导致国家毫不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
乌托邦宣扬人人平等,然而实际上却等级森严,在这里特权就是一切。普通民众食不果腹的同时,“内党”的成员却过着丰裕的生活,当茱莉亚给温斯顿带来真正的面包、真正的咖啡、真正的糖的时候,她一语道破天机:“那些混蛋什么都有”。正如奥威尔在《动物农庄》中写到的那样:“在这里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其中有些动物更平等。”
这种等级制的社会只有在饥饿与无知的状态下才能维持,因此,对外的战争和对内的奴役就成为了一种必需。极权政府一方面需要用永无休止的战争摧毁人类的劳动成果,保持物质的贫乏;另一方面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肉体到精神进行奴役。前者使得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生存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恶劣环境中,在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群众当然丧失了对于暴政起码的反抗能力;后者使得国家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电幕时时刻刻地监视,甚至连“性”这个最私人、最隐秘的领域都要被干涉。通过对性的控制,乌托邦打破任何一对男女结合的可能,也破坏了被恩格斯称作“私有制的最后堡垒”的家庭。
除了对性的控制,极权主义国家破坏家庭的另一法宝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洗脑和精神操控。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进斗争的意识,他们以监视父母为责任、以揭露父母为荣耀。永远都忘不了影片中那个胖乎乎的帕尔森,在被关进牢房后对温斯顿精神恍惚地感叹:“我是思想犯,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我女儿揭发的,我为她感到骄傲,思想罪真是防不胜防。”帕尔森的悲剧属于大洋国中的每一位父亲。
这样一个人人互相告发的社会里,每个人都生活在灰暗的恐怖中,而恐怖恰恰就死极权主义者的法宝。汉娜・阿伦特在其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曾指出,极权主义者正是通过恐怖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通过逻辑思维的自我强制破坏了人和现实的一切关系把人孤立起来,使人们失去了经验能力和思维的能力,从而使人们失去了自由。 读到这里,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罗斯福把“免于恐惧的自由”列为“四大自由”之一了。
总之,这里发生的一切仿佛都在印证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的论断:“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奥威尔是悲观的,在《1984》的结尾,他没有给温斯顿“自由地说2+2=4”的权利,更没有给他日记中朝思暮想的“自由的未来”。在严刑的折磨下,温斯顿终于被洗脑,对着老大哥的画像深情地说:“I love you”,等待他的是死亡,还有从历史中彻底的消失。
但是正如主人公温斯顿一直相信的那句“我们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相见”一样,我相信:随着人们对历史上存在的极权主义政权的深入反思;随着人们对奥威尔、波普尔、阿伦特、曼海姆等反极权主义思想家的更多了解;随着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乌托邦思想所造成的政治灾难必然能被人类遏制。
参考文献:
①徐大同主编:《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144.
②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31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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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5 1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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