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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大师希区柯克敢于突破对道德观原始的奉承,在各种罪恶面前,他总是出其不意地稀释浑浊度。本文通过希区柯克的《后窗》、《精神病患者》和《疑影》三部影片来分析其中蕴含的特殊的道德观。
一、偷窥的证词
偷窥是心理上的一种满足,是人的意识支配形体的一种表现,是填补心理空缺的一种方式。疑惑、试探、不确定,以及因此而暂停做出决定的必要性――这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折磨,对某些人来说却可能是一种生命的高潮。《后窗》就是一部以偷窥为主题的影片。
影片《后窗》的男主人公杰夫终日无聊,却以偷窥为乐,透过一架望远镜,透过一扇窗,他窥视到了人们的各种活动,本来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方式,却因为他以偷窥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变得富有罪恶感。“偷窥者是要被判刑的”,女主人公丽莎的一句话捅破了这道存在于杰夫与外界之间的一种不道德的纸网。丽莎刚开始以偷窥为耻并竭力阻止,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她也成了偷窥者,他们都成了偷窥者,都成了承载罪恶的附着体。可就是这种本质上不道德的偷窥行为在希区柯克的导演下竟也变得中规中矩,没有了对与错的评判,没有了该或不该的言声,他们的偷窥行为在观众的眼里变成了一种自然而然。他们对窗外事物的好奇以这种方式来实现并没有引起观众的反感,反而牵着观众的视线跟着他们一起偷窥。偷窥,其实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上。影片更为巧妙地掩饰偷窥这一罪行的设计是一桩杀妻案的发生。这群偷窥者,用一种看似合法的罪行逮捕了另一种无法赦免的罪行,这是导演的精妙之笔,这种转移让观众全然不理会偷窥的罪恶,而是带着这种无形的罪恶去审问其他人。巧妙的设计、完美的配合,一桩杀人案足够中和偷窥的罪恶程度,使其趋于平缓、平淡。
在道德观的审判面前,偷窥有足够的证词来洗刷罪行,罪恶与罪恶的纠缠牵连,就是一种以深压浅的隐藏和疏漏,罪恶更深者是要负起所有的责任的,而另一种罪行只能逃之夭夭,甚至得到表彰。一深一浅,如此反复地进行搅拌、中和,在道德观的筛选下,小者存之,大者亡之,这是希区柯克的精明之处,不交代行为的具体性质,不对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安上固定的枷锁,如此迷糊观众,却又如此无懈可击。
二、罪孽转移
罪孽与罪孽的牵连让人辨不清对与错,最后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这是希区柯克电影的一大特征。他擅长挖掘人的内心,常常深入人的意识中去捕捉那些细致入微的情感。他深谙人内心的欲望。而欲望的实现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这些方式的发生并不是无节制的,是要有所规范的,进行这些方式的主体自身会通过意识的评估筛选来对行为进行估量,该为或不该为,存在于人的意识中,那种还未被行为实现的意识多为潜意识,潜意识是人的精神活动的最原始、最基本、最普遍、最简单的因素,它是一切意识行为的基础和出发点。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在本质上是能动的,而不是沉睡着像一大堆记忆的仓库。潜意识是原动的,它不断争取表露或升华为意识,是精神活动的动力。意识不过是由深藏的潜意识所产生的心理过程的表象。潜意识是本能活动的源头,也是冲动和感情经验的起源。潜意识虽然受到压制,但它们不断地为得到自我满足而努力。
希区柯克对心理的研究表现在了电影上,他用演员的言行来暗示人的潜意识,各种潜意识的存在构成了人类复杂的心理世界,为了宣泄自己的欲望,人类用行为来舒缓自己内心紧绷的弦,行为的对与错全在自己的掂量。希区柯克电影中关于人类潜意识的多数是表现一些过激的行为,为了心中的积郁,他们杀人,他们自虐,没有规则的生活状态,把自己封锁在混乱的世界里无法自拔。而希区柯克对这些罪恶行径并没有进行直白的批判,他处理得小心翼翼,让罪孽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混淆观众的感官,让人在权衡之余找不到支点,他的处理方式独到而有力,总让道德处于一种暧昧不清的状态。
电影《精神病患者》通过身患心理疾病的变态杀人狂诺曼的经历来让观众对诺曼的罪孽拿捏评定不准。影片刚开始是表现玛丽恩携款潜逃的罪行,而后又用诺曼的变态心理、很残忍的行径转移了她的罪恶,引起了观众对她的同情。而对于诺曼的行为,看似不可饶恕,但是追究到人的内心层面却又会对他产生一丝的怜悯。他因为爱的缺失引起的心理变态让人同情,这是希区柯克再次捉弄人的地方。诺曼对母爱的找寻是他欲望的驱动力,是一种归属感和爱的需要。对爱的需要包括感情的付出和接受,如果这不能得到满足,个人会强烈地感觉到一种缺失感,他会感到孤独,感到在遭受抛弃、遭受拒绝、举目无亲、尝到浪迹人间的痛苦。这种痛苦压抑过度便会引起心理的畸形发展,因为得不到爱的满足,再加上他的欲望和内驱力的出现又对这些提出了更为强烈的需求,在诺曼的潜意识中,已经潜伏着各种可能爆发的驱动力,他被这些驱动力控制着、驱使着,不知道该如何解脱出来。他的世界是与现实世界脱轨的世界,他被活生生地困在了牢笼中,被自己的潜意识所陷害,被自己的缺失感所胁迫。观众了解了诺曼的这些情况后,开始对他的罪行的性质评判举棋不定,只能是以未知的方式继续延伸,继续存在。
罪孽转移让评判标准失去了平衡点,道德与不道德变得含糊不清,但罪恶却是客观存在着的,它的好坏就在那儿,只是人内心的障碍和各种人事的对立元素的存在让人不敢轻易去裁决,希区柯克利用观众的这一心理,让影片的伦理道德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混沌境界中,这也是加重影片吸引力的筹码之一,如此诡异,如此狡诈。
罪孽转移的方法在影片《疑影》中运用得更为成功,令人惊叹。主人公查理有着温文尔雅的外表,却被赋予了一颗变态而邪恶的心,让他专杀那些过着蛀虫生活的年轻寡妇。这一格调似有意似无意地美化了凶犯杀人的目的,再加上被害的妇女都是“麦格芬”式的人物,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影片里,所以观众对查理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不自觉地认同他的杀人理论。观众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恶劣行为面前进行选择,查理的罪行在这些“麦格芬”式的人物中和下竟然也变得有理可循,查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道德筛选的漏网之鱼。希区柯克的思维左右着观众的评判标准,设计得很巧妙。
罪恶的掩饰在希区柯克的设计中发生得自然而然,没有犹疑,没有阻碍,以一种轻重排除的标准来支配道德观的执行,让是非黑白全然不见了一种直白和干净。所有的被过滤物和被筛选物都被赋予了一种含糊不清的概念,只存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曲曲折折。希区柯克这种含糊人心的电影手段确实很高超。
参考文献:
[1]赵卫东、张桂清:《世界电影精品鉴赏》,南方出版社2004年版。
[2]朱红:《文明的隐私》,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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