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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自2011加入WTO至今，较好地执行了WTO争端解决案件。中国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主要特点有：执行程序严谨、完善；执行程度高，执行效果好；执行所涉领域广，敏感行业多；执行难度大等。目前，中国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依旧面临体制、观念等现实障碍。进一步完善中国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应充分利用有关规定以争取合理执行期限，充分享受有关规定授予执行方的所有其他权利，防止某些西方国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赤裸裸的利益争夺，在履行义务的同时，积极行使合法权利。
〔关键词〕 中国，WTO争端解决案件，专家组，上诉机构
〔中图分类号〕D922.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15（2011）0 -0130-03
在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之际，本文拟对中国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国际法、国际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并结合中国当前政治经济及法律体制等方面的基本国情，概括中国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中国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现实阻碍，并对未来中国如何更恰当地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提出建议。
一、中国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基本现状
根据WTO官方网站统计，自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至2011年9月1日，中国共在8个案件中以申诉方身份参与争端解决，在22个案件中以被诉方身份参与争端解决，在18个案件中以第三方身份参与争端解决。根据本文设定的考察中国执行争端解决案件的命题，我们研究的对象限于中国以被诉方身份参与的案件。作为被诉方，中国共参与了22个案件，其中11个案件已经结束，8个案件尚未达成任何结果（正在磋商或处在专家组/上诉机构程序中）。在这22个案件中，申诉方只涉及5个国家，其中美国共在11个案件中提起申诉，欧盟名列第二，在5个案件中提起申诉。剩余三国分别是墨西哥3次，加拿大2次，危地马拉1次。其中共有六组案件是由不同成员方根据相同事由提出的相同申诉，因此真正涉及的争端数量为13起。从时间上来看，中国从2004年开始第一次作为被诉方参与WTO争端解决，从2001年开始被诉案件不断增多。对于这22起被诉案件，按照执行状况列表如下①：
在通过磋商达成谅解备忘录的 起争端中，几乎全部以被诉方中国做出全部或部分让步才得以达成协议，中国随后履行了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而通过专家组/上诉机构报告的5起争端中，中国也几乎全部在合理执行期限内完成了对己方不利的裁决和建议。对比其他成员方的执行情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结果。按照WTO秘书处前任法律司司长威廉・J.戴维对前十年情况进行的统计，“大约有 0％的案件在合理期限之内或之后不久得到执行，有20％的案件尽管最后得到执行，但有重大拖延，平均拖延时间是13个月。在剩下的20％中，有 个案件处于DSU第21.5条的执行审查程序之下，另有 个案件则完全没有履行。”而截至2010年2月，美国对裁决或建议没有执行或执行存在争议的案件就有11个。〔1 〕 同一时期欧盟的统计数字是13个。
二、中国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主要特点
中国对WTO争端解决案件的良好执行并不仅仅体现在以上概括的统计数据上，为此，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对主要执行特点做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执行程序严谨、完善。按照《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DSU）的规定，作为执行争端解决的第一步，败诉方应首先履行通报执行意向的义务。DSU第21. 3条规定，在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通过后30天内召开的DSB会议上，有关成员应通知DSB关于其执行DSB建议和裁决的意向。中国在所有执行案件中都很好地履行了该通知执行意向的义务。其次，如果立即执行不可能，则败诉方应按照DSU第21.3条各项的规定确立一个执行的合理期限。中国在五个被裁定败诉的案件中均通过与对方磋商达成了关于执行期限的协议。再次，在合理期限届满时，败诉方应向DSB提交报告，描述其具体的执行状况。如果该报告为申诉方接受，则执行完毕。如果败诉方未能提交该报告或者申诉方对此表示异议，则执行程序将继续推进，转入由申诉方和败诉方就不执行的赔偿问题展开磋商及之后成立执行专家组等程序。到目前为止，中国在所有执行案件中都在约定的执行期限届满时提交了执行状况的报告书。总之，中国对DSU规定的执行程序履行得非常完善，这既表明了中国对争端解决规则的理解和运用日渐成熟，也表明了中国非常良好的执行意愿。
第二，执行程度高，执行效果好。这主要表现在：（1）完全执行率高。通常各国对于WTO的裁决和建议的执行状况会被分为完全执行、不完全执行和完全不执行三种情况。中国对于前述11个案件的执行没有完全不执行的情况，只在DS3 2和DS3 3中，申诉方美国表示其尚不能认同中国关于其已执行DSB裁决和建议的声明。为此，双方在两个案件下分别通知DSB其已就DSU第21、22条项下的程序达成了协议。如果最终中美双方在是否存在为遵守建议和裁决所采取的措施或此类措施是否与适用协定相一致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则美国可以提出磋商请求并直至要求成立DSU第21.5条项下的执行专家组。截至目前，WTO官方网站尚无双方在DSU第21、22条项下程序的最新进展通报，因此中国对这两个案件的执行情况如何尚有待最终确认。相比之下，截至2009年，美国被诉并被其贸易代表认定败诉的有31个案件，其中完全执行的19起，不完全执行的9起，完全不执行的 起，另有3起尚处于执行审理过程中。〔2 〕 其完全执行率只有51％，这一数字显然低于中国。（2）执行时间短。在中国全部11个执行案件中，不存在拖延执行的情况。而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整体执行状况中，即便排除严重拖延的情形，或多或少的超出约定的执行期限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此外，中国通过合理利用DSU的规定争取到的合理执行期限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短的。（3）执行质量高。正如威廉・J.戴维所阐述的，成员方在执行WTO争端解决结果时存在质量高低。执行裁决和建议存在或撤销或修改与WTO协议不符的国内法这两种不同的做法，两者在效果上显然有高下之分。中国在执行WTO争端解决结果时高频率地通过颁布新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来取代之前违反WTO协议的争议法规，属于高质量的执行。
第三，执行所涉领域广，敏感行业多。在中国作为被诉方的22起案件中，争议措施涉及贸易救济、出口限制、进口关税、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以及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其中出口限制涉及国家重要的原材料物资，服务贸易涉及敏感的金融信息服务，知识产权则涉及文化产品的市场准入。中国能够在这些领域坚持执行WTO下的争端解决结果，确实表明了中国非常高的执行意愿。例如在DS3 3中，中国商务部条法司就该案的执行表示：“尽管中方对于世贸组织对此案的裁决持保留意见，但中方尊重世贸组织裁决。出版物案涉及文化产品的市场准入，具有不同于一般贸易争端的复杂性，希望相关成员方充分理解中方在执行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及其复杂性。”在这一涉及“意识形态”的案件处理中，中国政府能够努力按WTO裁决修改条例，显示了中国政府对WTO机制的高度认可。
第四，执行难度大。总体来说，对于WTO争端解决结果的执行，往往涉及到不同等级的法律或者政策的调整。大致可以分为贸易措施的调整、法规规章的调整以及法律的调整。〔3 〕 其中，最容易完成的是对贸易措施的调整，由于这类措施位阶低、涉及部门少，所以案件的执行都会比较容易。其次是对法规规章的调整。但如果涉及到法律的调整，不管是修改、撤销还是重新制定，难度通常都要大大增加，因为各国的立法通常对法律的立改废规定了严格的程序要求。
在中国目前的所有执行案件中，几乎没有涉及贸易措施的调整问题，涉及最多的是调整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剩余的则需要修改法律。例如，在DS309中，中国修改了2000年颁发的《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取消了其中的若干规定。在DS339、340、342中，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发布了联合法令，终止执行《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这就属于部门规章的调整。在DS358、359中，中国的执行措施是颁布新法规以取代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若干部门规章。修改法律的情形则包括在DS3 2中，中国为完成专家组的裁决和建议，通过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
执行难度大的另一表现是多数执行案件涉及多项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立改废。例如，在DS3 3中，总共涉及19个法规和部门规章，在DS358、359中，争议法规也多达10项，而在所有案件中，没有任何一个执行案件只涉及一项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也就是说，在多数执行案件中，中国至少需要一个以上的政府部门开展合作与协调，有时则需要立法机构与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
三、中国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的现实障碍
中国执行WTO的裁决和建议并非畅通无阻，而是存在一定的现实障碍。例如，在DS3 3中，由于裁决所涉措施众多，并且属于知识产权等敏感领域，尽管中国已尽全力启动国内相应程序修改法律和规章，但美国仍对中国的执行结果表示不满。的确，中国在双方达成的合理期限内没有修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建议修改的全部措施。对此，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管理学派或许可以做出最好的解释。按照管理学派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和拥有繁复制衡体制的国家在执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决和建议时存在先天的困难和缺陷。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其执行国际裁决结果的能力，尤其是协调相关资源并将其输入执行程序的能力依旧比较缺乏，这包括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观念上的差异、制度上的不匹配、人才方面的匮乏等等。这都影响到中国对WTO争端裁决结果的执行。特别是尽管经过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但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观念和制度框架并未完全消除，法出多门、部门间缺乏协调的现象仍有待改进，而中国宪法对包括WTO法在内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效力层级问题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高效良好地执行相关的争端解决结果。
再则，尽管WTO奉行自由贸易，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此外，包括中国在内，WTO作为一揽子协议，其必然会使特定国家在特定领域内做出过度甚至是完全不符合其国内经济发展现状的承诺。如中国在加入WTO之际，也被迫在《入世议定书》中做出了诸项不公平的承诺，例如第11条规定中国原则上应取消适用于出口产品的全部税费，第15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第1 条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第11条WTO成员的保留等。
而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国家都会在现有国际规则的框架内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此，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执行WTO的裁决，必然要考虑到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需求。因此，如果一项WTO裁决和建议本身及其体现的实体法律存在显著的实质不公平，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对该项裁决和建议的执行。
四、提升中国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水平的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更为有效地执行WTO争端解决案件，需做以下努力：
第一，充分利用有关规定以争取合理执行期限，并充分享受有关规定授予执行方的所有其他权利。由于前述执行能力以及国内体制的限制，并随着参与WTO争端解决的增多，未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执行不力的状况，特别是当执行涉及修改或废止与WTO义务相冲突的国内法律时，或当执行涉及大面积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的立改废时，执行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或存在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为此，中国应积极利用DSU第21.3条的规定为自己争取合理的执行期限，并充分利用DSU第21、22条项下授予执行方的所有其他权利。
第二，防止某些西方国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例如，在刚刚结束的多种原材料出口措施案中，申诉方所谓的关心环保和公平贸易都是借口，核心仍是利（下转第13 页）（上接第132页）益，即希望从中国继续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大量的稀有资源供应，满足其国内工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为此，中国一方面应该警惕部分国家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诉求，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平台，将不合法的利益合法化；另一方面，应更加熟悉和善于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在履行义务的同时，积极行使合法权利。任何WTO争端解决执行归根结底涉及实体法律。WTO的现行规则基本上都是由世界上一些超级大国按照它们的利益制定的，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鉴于此，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WTO的重要成员，中国在履行义务的同时，有必要行使合法权利，以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从长远看，中国应积极参与WTO有关议题的谈判，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对话与合作，争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注 释：
①按照WTO官方网站公布的信息统计而成，统计时间截至2011年9月1日。
参考文献：
〔1〕Jeanne Grimmett. WTO Dispute Settlement: Status of U. S Compliance in Pending Cases〔M〕.Pennsylvania，Dianne Publishing Co. ，2011.
〔2〕美国执行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决状况研究〔EB/OL〕.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2011-01-05.
〔3〕姜丽勇.美国在WTO争端解决活动中的实践考察和立场研究〔J〕.法学评论，2005，（2）.
责任编辑 杨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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