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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犯中见避是古代作家普遍践行的一条创作规律。《水浒传》中的三起女人命案――宋江诛妇、武松杀嫂、杨雄杀妻，在事件的起因和人物行为的动机、方式等方面充分体现了这一叙事艺术的基本特点。犯中见避是文学作品反映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与反映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小说创作塑造个性形象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犯中见避；女人命案；普遍规律；特殊规律；个性形象
中图分类号：120 .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05X(2011)05-0138-03
犯中见避是古代优秀长篇小说艺术魅力得以彰显的重要手段。所谓犯，是指同一部作品在叙事过程中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质素相同或相近的故事、事件；避是指从相同或相近的故事中写出不同的意趣和神色。前者体现选材上的同一性，意在揭示矛盾的普遍规律；后者体现叙事策略上的差异性，旨在揭示矛盾的特殊规律。
犯中见避是包括四大名著作者在内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家普遍践行的一条创作规律。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一书，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如第二十七回写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每一关都是守将阻拦，而每一次都是关羽斩将夺路而去，事件是大体相近的。但每一次过关斩将的具体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红楼梦》是以“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描写对象的，其所以获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青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犯中见避的叙事策略。如第八回，在写完林黛玉进贾府之后不久，又写了薛宝钗进贾府。作者还不避雷同，用较长篇幅先后写了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而她每次在荣国府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所得是不一样的。第一次是为打秋风而来，对贾府的豪奢，她只窥见了冰山一角，其收获主要是物质上的馈赠。第二次因贾母“正想个积古的老人家说话儿”，王熙凤便把她当做贾母的座上宾。刘姥姥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见识贾府的奢侈豪华，她收获的不仅有更丰富的物质上的馈赠，还有心理上、情感上的满足。第三次，贾母已死，贾府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王熙凤身染沉疴，而刘姥姥的所见与前两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作者通过刘姥姥三进荣国府，见证了贾府从烈火烹油、钟鸣鼎食到树倒猢狲散的历史命运。此外，同是写死亡，从秦可卿之死到贾母之死，就因为人物性格和身份、地位、死因等方面的不同，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审美感受。如果没有这些众多的特犯不犯、犯中见避，整部作品的艺术魅力必将会大打折扣。以《水浒传》中的三起女人命案为切入点，深入剖析这一叙事艺术的基本特点及其理论渊源，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小说创作的基本规律，繁荣当代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
从起因上看，《水浒传》中的三起女人命案都与美女红杏出墙有关：阎婆惜和张三明来暗往，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偷期密约。但出墙的具体原因又不尽相同：阎婆惜是因为宋江无法满足其情感上、精神上乃至生理上的需求而出墙，潘金莲是由于王婆贪贿说风情而被拖下水，潘巧云的出墙则更多的是水性杨花的本性使然。
攀上宋江之后，流落他乡的阎婆惜母女丰衣足食，但对于正当青春年少的婆惜来说，情感上、精神上和生理上的需求远比物质上的需求更重要，也更强烈，而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第19回)，况且宋江年龄偏大，过于规正，“是个勇烈的丈夫，为女色的手段却不会”(第20回)。相形之下，宋江的同僚张文远的侍从小张三却截然不同。他“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调丝，无有不会”(第19回)。张三不仅颇有歪才，而且风流倜傥，善于帮衬，巧于讨女人之欢心，在婆惜面前更是“小意儿百依百随，轻怜重惜，卖俏迎奸”(第20回)。对于只有十八九岁的婆惜来说，他自然是最理想的婚外情人。因此，当宋江带着张文远和小张三来到阎婆惜家吃饭时，婆惜“一见张三，心里便喜，倒有意看上他”(第19回)。自此以后打得火热，短时期内便恋爱得如胶似漆。尽管如此，“本不喜女色”的宋江对于街坊传言半信不信，认为“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儿”。可见，宋江对于婆惜的出墙并不十分介意。退两步说，即使介意，即使在看重妇道的封建社会里，婆惜也无必死之罪，因此，阎婆惜之死于宋江刀下，与其红杏出墙没有必然联系。
潘金莲虽然也不满意于武大“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身材和肤色，也曾勾引过武松，但在与西门庆相识乃至最后勾搭成奸的过程中，并看不出她有什么主动的成分，相反，作者倒是用了七八千字的篇幅，着力叙写西门庆为得到潘金莲是如何费尽心机。潘金莲之最后走向堕落，最主要的还是王婆贪贿说风情的结果。事实上，潘金莲原本也不是贪恋富贵的水性杨花之人。这可以从作者对她在清河县一大户人家当使女时不屈从男主人的淫威，反而将男主人调戏她的事实报告女主人的叙述中看得出来。而她之所以死在自己的小叔子手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她鸩杀亲夫，而这件事的幕后主谋，实则是王婆。她不仅为西门庆和潘金莲如何才能长做夫妻出谋划策，而且将实施鸩杀武大的具体步骤一一授传给潘金莲，实在是死有余辜。
与宋江之不喜女色、武大之三寸丁谷树皮相比，杨雄“生得好表人物――两眉入鬓，凤眼朝天，淡黄面皮，细细有几根髭髯”(第43回)，又是两院节级，作为二婚的潘巧云能嫁给这样一个男人，应该是非常庆幸的了。但她并不满足，杨雄的结拜兄弟石秀住进杨家，她就有意挑逗风情。只是因为石秀站得正、行得稳，她才没有得逞，但碰到个凡心不死的年轻和尚裴如海，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裴到杨家来做道场，两人就眉来眼去，勾勾搭搭。一个是“两只眼涎瞪瞪的只顾看那妇人身上”，一个是“嘻嘻地笑看着这和尚”，不到几个回合就达成了高度的默契。第三天，潘巧云又借口去报恩寺还血盆忏愿心，两人硬是想方设法支开众人，在裴如海的卧室里成就了云雨风情，及至后来，更是引狼入室，夜夜欢会。因此可以说，潘巧云的出墙，不是缘于对个体情感上和肉体上的需求没有得到合理满足的一种补充，而是无尽的欲望使然。就此而言，只有潘巧云才是真正的淫妇形象。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者自始至终没有用“淫妇”一词来指称阎婆惜；对潘金莲，绝大多数时候是用“那妇人”来指称，即使到了武松即将处死潘金莲的时刻，依旧用了“只见武松左手拿住嫂嫂”这样的字眼；而对于潘巧云，作者却是多次使用“淫妇”来指称的。
综上所述，这三起命案虽然都与红杏出墙有关，但对于具体原因的叙写，作者还是有所避的。
二
从杀人动机上看，杀人者虽然都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宋江、武松和杨雄这三个英雄的心态和做派同中有异。宋江是为了个人政治前途，武松是为了替弱者复仇，而杨雄则是为了表明重友轻色的心迹。
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受过正统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作为一个在职公务员，他的最大愿望是做好司法文 书这一本职工作，假以时日，以求步步高升，故，虽然他有一帮靠得住的江湖上的朋友，但他宁可在黑白两条线上走钢丝，也拒绝落草为寇，当然也不愿直面淋漓的鲜血。但他后来之所以诛杀阎婆惜，唯一的原因是她为贪图钱财而提出了他实在无法即时满足其赎回装有密书的招文袋的条件。情急之下，宋江“小胆翻为大胆，善心变为恶心”，不得不痛下杀手。
武松杀嫂的动机却是为了替弱者复仇。武大貌丑且生性懦弱，在潘金莲面前，明显地处于弱势地位。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孝悌之情使武松对自己的兄长多了一份同情和看顾。他也深知潘金莲的心性，因此在出差东京公干之前，对武大日后的处境深为忧虑和不安，为此就旁敲侧击警告过潘金莲“篱牢犬不入”，警诫她好自为之。但当他出差回来之后，事情出现了自己所设想的最坏的结果。从获知自己兄弟死讯的第一时间内，他就将嫌凶的矛头直指潘金莲，只是苦于证据不足而没有立即实施他的复仇计划而已。当知县借口证据不足而拒绝为死者主持公道时，武松即着意于自破疑案，并对复仇的过程作了精心的策划和部署。他软硬兼施地搜集人证、物证和口供。当潘金莲当着左邻右舍的面原原本本地招供与西门庆勾搭成奸、最后合谋鸩杀亲夫的全部过程之后，武松才手刃了亲嫂。
与宋江和武松相比，杨雄剐妻的动机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潘巧云的挑拨离间破坏了他和石秀的“兄弟情分”。这起命案的主谋实则是杨雄的结拜兄弟石秀。杨妻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勾搭成奸，对此，细心的石秀洞若观火，但当他把潘巧云的不轨行为告知杨雄并提出设计捉奸时，杨雄却被潘巧云的如簧巧舌给忽悠了过去，并听信了她反诬石秀调戏的谗言，把石秀逐出了门外。而杨、石的第一次相遇，缘于杨雄遭受一帮市井无赖的欺侮、自己无力反抗，石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解救了杨雄。因此，杨对石秀从一开始就充满感激和敬佩之情。后来真相大白，杨雄如梦初醒，被骗之后的愤怒之情，对结拜兄弟的愧疚之情，再加上“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尚可补，手足断，不可续”之类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促使杨雄轻易地就接受了石秀为其设计的如何骗其妻到翠屏山以待正法的建议。
三
《水浒传》中的三起女人命案在人物行为方式的描写上也体现了犯中见避的叙事艺术。
如前所述，宋江本不在意阎婆惜偷情养汉。命案发生的当天凌晨，他为了拿到装有密信的招文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婆惜的两个已经够为苛刻的条件，实在是因为没有接受刘唐的金条才无法满足她的第三个条件。百口莫辩之际，他只能强行去夺事关人命的招文袋，争抢的过程中，只是因她的一句“黑三郎杀人也”才使宋江动了杀人的念头。可见，宋江本无心杀人，只是一时性起，才动了杀机，因而杀得匆忙而又窝囊，给人一种手忙脚乱、惶恐怯弱的感觉。
武松实施的是有目的的复仇计划。兄长的含冤而死，官府的避重就轻，证据的确凿无疑，特别是王婆和潘金莲在武大灵前的原原本本的供述，使得连日来郁结在他心中的仇恨之情刹那间便如火山爆发――
那妇人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脆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
这与其说是杀人，不如说是杀猪，整个过程充满了浓烈的血腥味，字里行间弥漫着飒飒阴风，令人不寒而栗。对此，金圣叹也大为惊呼：“不读《水浒》，不知天下之奇也；读《水浒》不读设祭，不知《水浒》之奇也!呜呼!呜呼!耐庵之才，其又可以斗石计之乎哉!”(《读第五才子书法》)可见，武松之杀嫂，事前有计划，有严密的调查取证工作，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在实施杀人的过程中，动作坚决、果敢、残忍，杀得痛快淋漓，是真正的替天行道。
有趣的是，杨雄原本就是县衙监刑的刽子手，从来只负责务必将人杀死而没有践行侦破工作的义务。在杀妻这一命案中，他扮演的也正是这个角色。石秀被逐出杨家，为自证清白，他在杨家附近的陋巷里租住下来，开始调查取证工作，后来计杀裴如海，巧妙布置现场，又智赚淫妇。当潘巧云和她的丫环迎儿一一供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杨雄再慢条斯理地实施他的杀妻行为：
杨雄向前，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杨雄却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
整个杀人场面也是腥味扑鼻。在这两起命案中，武松和石秀都做了精心的部署和策划，因此，杀人前的准备工作基本相同。但是，武松调查取证是为了杀人之后给官府一个说法，以防患于未然；而石秀明察暗访是为了在杀人之前给杨雄一个理由，以表证于现在。武松之所以杀得急切，除了解恨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担心街坊邻居的阻拦；而杨雄不紧不慢，是因为在偏僻的墓地，可以从容地处死淫妇。此外，武松和杨雄都杀得残忍，都是为了解心头之恨，但武松是为了告慰兄长的在天之灵，而杨雄为了慰藉曾经饱受冤屈的兄弟。杨雄解剖妻子之腹心，实则是为了袒露自己重友轻色的心迹。
虽然这三起命案的主刀者最后都归于梁山水泊，但他们在杀人之后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宋江杀人之后，先是心存幻想，期冀以钱财洗脱罪责，后来因为朱仝、雷横放纵而免受拘系，得以和宋清投奔柴进郡上，走投无路之后才上了梁山。武松杀人之后主动投案自首，体现了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大丈夫气概，后来发配孟州，几经曲折，才上了梁山。而杨雄和石秀则早有安排，杀人之后，悄悄地离开原籍，义无反顾地直奔梁山。
这三起女人命案，一路写来，同中见异，摇曳多姿，曲尽变化之能事，既表现了宋江的惶恐怯弱，又表现了武松之疾恶如仇、光明磊落与杨雄和石秀的精细多智、阴忍冷峭的性格特点。透过这三起女人命案，我们不难发现，犯中见避叙事策略的基本特点，即是在质素基本相同或相近的故事中，写出事件起因、事件过程和事件结果上的差异性。这也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的。
四
犯中见避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文化和美学意蕴。它对于促进现当代小说创作，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
其一，犯中见避是文学作品应该反映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相同或相近的事物、情境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存在，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使然。作家在反映现实生活时不应该回避这种矛盾的普遍性。但是，“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生活中类似的事物、矛盾和情境又总是同中有异的。文学创作如果不能做到犯中求避，就不能揭示矛盾的特殊性，就会造成作品情节的雷同和重复，也就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艺术效果。
其二，犯中见避是文学作品应该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是很少的，许多事情往往要历经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我国古代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三复情节”，如刘玄德三顾茅庐、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宋江三败高太尉、施恩三入死囚牢、诸葛亮三气周瑜、孙悟空三调芭蕉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但任何事情的反复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它的历史。在回环往复的过程中，事物的状态、周围的环境乃至于事物的性质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刘姥姥也不可能三次踏进同一个贾府。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永不停息的。作家的任务就在于不断揭示变化了的事物的状态、特点和性质，以及变化的原因。
其三，犯中求避是小说作品应该塑造典型形象的必然要求。小说创作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塑造人物的关键在于写出各自鲜明的性格特点，而特点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显现出来。越是在相同或相近事物中进行对比，事物的特点和人物的性格才能得到越加充分的显现。如：宋江的惶恐怯弱，武松的疾恶如仇，杨雄的阴忍狠毒，就是通过他们各自在这三起女人命案中的表现体现出来的。又比如，《水浒传》中一连写了三个英雄斗虎的故事：武松打虎、李逵杀虎、解宝解珍射虎，但斗虎的具体原因和过程是各不相同的：武松是要保命的，他本不愿碰到老虎，只要老虎不伤害他，他不在乎老虎生死，斗虎是被动应战；李逵是不要命的，他必须找到老虎杀死老虎，因而主动出击；而二解是职业猎手，奉命除虎，至于效果如何，他们并无多加思考。武松智、力兼用，李逵因心中充满仇恨而只是蛮戳，二解装备精良、经验丰富，事先就制定了一套伏虎的方法、策略。通过对比，武松的神勇、李逵的粗蛮以及二解的精细的性格特点就得到了很好的刻画，人物形象也就跃然纸上。
总之，犯中见避是古代小说创作的一条基本规律，是古代优秀小说作品的艺术魅力得以彰显的重要手段，体现了古代作家熟悉生活、忠于生活、准确把握事物各自特点的可贵品质，也是一条可资借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责任编辑 宋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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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31 09: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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