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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驯化理论的商品化、拥有、转化三个维度或阶段的分析表明，受众对信息传播技术抱有正反两面的公共印象，这些技术造成了公共与私人时空的重新组织并改变了媒体使用的家庭性别结构。在不同的媒体环境下，受众运用不同的策略转化对这些技术的使用。通过对信息传播技术驯化研究的梳理，呈现了新受众研究的视野。带给本土特别是乡村媒体研究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信息传播技术；驯化；驯化研究
[作者简介]费中正，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2009级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14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13-0
信息传播技术(ICTa)是信息技术与传播技术的统称。之前信息技术包括信息的编码、译码，及通讯载体的传输方式。传播技术主要指信息的传送技术。科技的发展使得两种技术得以融合。信息传播技术泛指处理、传递信息的科技及产品，如电视、电脑(包括计算机与互联网)、手机、VCR和MP3等。这些技术(产品)从新奇的事物变成平淡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充满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罗杰・斯弗斯通(Roger Silvcrstone)系统论述了家庭驯化电视的过程。起初他以道德经济(moraleconomy)的概念来总结电视进入家庭生活的过程，并提出非线性的道德经济维度：拥有(appropria，tion)、对象化(objectification)、具体化(incorpora，tion)、转化(conversion)。后来包括斯弗斯通在内的研究者将这种家庭道德经济的技术运行概念化为驯化。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驯化理论进一步明晰为商品化、拥有、转化三个维度。
信息传播技术的驯化研究主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某种信息传播技术产品进入家庭、企业、社区等不同语境(context)为研究线索，将信息传播技术产品商品化、拥有及转化的具体细节表现出来。以探讨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模式、态度。以及给日常生活带来的改变，反之，也包括信息传播技术所发生的改变。文章以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时空、社会不平等、语境、策略为线索梳理信息传播技术的驯化研究。
一、信息传播技术的形象：公共话语的两面性
在信息传播技术的驯化研究中。商品化本质上生产了产品的形象(image)。形象“最初是指对现实的某种视觉性表述――或是实际的(就像在图画或照片中)，或是想象的(就像在文学或音乐中)。现在一般是指为了吸引公众而非复制现实，人为创造的某种人工制品或公共印象：它意味着其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妄，以至现实难同其形象相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讨论某个消费品的形象”。通过产品设计研发、制度准入以及市场营销，某种信息传播技术得以商品化，它们在受众或潜在的受众意识里形成一种公共印象。人们对这些信息传播技术形象的评价形成一种公共话语。
信息传播技术具有一种矛盾的角色，它影响着人们对技术的接受，一方面这些技术能够作为工具用于组织日常生活。因为它们能够灵活组织与控制生活，特别是它们具有移动性、互动性以及省时便捷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些技术被认为是耗时的、缺乏灵活性的以及难以控制的技术。有学者研究了VIE(Virtual Learning Environment)技术的驯化，这种信息传播技术是大学与学生之间的主要交流枢纽，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平台、网上论坛及聊天设施，学生也能够将作业上传到网上并得到老师、同学的反馈。对这种信息传播技术，学生有多种反面的心理建构。VLE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是复杂的，难以操作的甚至是令人怀疑的。面对VLE一些学生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焦虑。他们形容了创建聊天室如何复杂，系统上使用的术语成为他们学习的障碍，另外学生熟悉系统所花费的时间也长。一些学生认为没有必要在使用系统时首先了解系统的一般信息，甚至有些学生对这个系统产生了怀疑。
公共话语的两面性就是要表达信息传播技术的这种矛盾角色，以及这种两面性对受众所产生的影响。例如人们利用正面的公共话语企图合法化他们的信息传播技术购买行为，而当初的购买动机与后来的实际使用却有差别。相反，人们也利用反面的公共话语合法化他们对某一信息传播技术的拒绝行为，实际上掩盖了另外一些导致拒绝行为的因素。
在亲子、公共与私人关系中，信息传播技术被赋予一种反控制的形象。例如，父母担心子女沉迷于互联网影响学习，手机铃声影响课堂上的秩序，谣言通过短信无限制地传播等等，这些都使得人们开始担心，形成道德、媒体恐慌(moral／media pan-ics)。对于父母和政府监管机构来说，信息传播技术往往被认为对国家、地方文化、理论上的家庭、家庭道德的神圣性、社区道德力量构成威胁。但是媒体“殖民者，受害者”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形象并非事实，这种简单化处理源于被动的受众或使用者观念。
相反，一些信息传播技术以安全、现代性、工作、娱乐及生活必需品的形象出现。对于老年人来说，手机表征着安全，它能够保证老年人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对于年轻人来说。手机表征着现代性，手机文化得到了女性的认同，拥有了一部手机就等于生活在现代的世界。在家里，特别是对于在家$-r作的人来说，电视表征着休闲，电脑与互联网代表了工作与学习。对中国的相关研究表明。信息传播技术给人们带来程序化的家庭生活。有一半的家庭会在起床的时间打开电视或音响。以便准备去工作或学习的过程中掌握新闻或听音乐，几乎所有的家庭在晚餐时间收看电视，然后孩子去写作业，大人则继续看电视、听音乐或网上冲浪，没有了这些信息传播技术，人们会感觉空虚、无聊、痛苦、难过、不方便、难受。
二、拥有信息传播技术：时空与社会不平等分析
(一)信息传播技术与空间的重组
在家庭里，信息传播技术造成了公共与私人空间的重组。信息传播技术使得家庭不再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空间，家庭成员的角色也容易模糊。传统的家庭边界：区隔丈夫(公共)与妻子(家庭)，孩子(受保护)与成人(保护)被消解了。信息传播技术破坏了时间与空间的特殊性，绕开了社会通过仪式，通过将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空间。或者私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信息传播技术也破坏了地方的特殊性。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家庭的空间被重新配置(私人与公共空间)。通常家庭是以孩子的学习为重，根据媒体使用的家庭优先原则，家庭空间被重新配置，这种媒体引发的重新配置表明物理空间可能影响技术的驯化。此外，媒体的公共分享与私人使用二元性增强了它在空间重新配置方面的功能。当个人媒体使用造成一些家庭成员退回私人空间时家庭空间不知不觉地被重新配置，例如一个孩子描述了他的父亲使用手机如何打断家庭就餐。
在家庭与外界空间的关系方面，信息传播技 术使工作地点与家庭空间不断地相互糅合，尤其是在家工作(telework)的时候。在家庭与工作的边界以不同的方式不断转变的过程中，信息传播技术如个人电脑、互联网以及通讯是很重要的。它们能够突破家庭与工作的边界，同时也能够将二者重新连接起来。
在家工作造成家庭时空组织、家庭生活及道德经济的重组，引起家庭空间的技术化特别是家庭与工作关系的重组。为了建立家庭办公地点，不仅要购买、采用技术，而且要组织时空以分离家庭与工作生活，例如人们赋予计算机与互联网以意义(使用时间、地点)，建立组织时空的一些规则，以管理计算机的使用与展示，以适应在家工作。在家工作的人们创造和管理家庭休闲生活与工作的符号边界。
与在家办公的人一样。小企业主的生活经历中，在公共与私人世界之间，时间与地点经常重叠，技术通常从应用于工作转到供家庭成员的使用，反之，家庭传播技术如电话也被用于工作。小企业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模糊了公共与私人空间的边界，例如用于工作目的的互联网与手机也被用于私人事务。几乎一半的小企业主在工作场合用手机联系私人事务，互联网也是一样。他们的工作时间与私人时间不能截然分开。例如手机带给他们便利使他们随时可以连线不管是工作目的还是私人事务。
另外，信息传播技术能够使具体的空间得以转换。一些信息传播技术将学生学习的虚拟空间转换为实体空间，如学校课堂，实现了空间转换。VLE不仅是一种人工制作的学习虚拟空间，而且还是一种具有确切社会功能的地方(place)，许多学生指出，VLE让他们想起类似于学校、教室、讨论会的房间等实体的形象。他们将这种在线空间与真实的学习与社会过程联系起来。而手机能够把实体的家庭空间转换成虚拟的“亲子”空间。在家庭里，女性赋予手机以适当的空间，这种空间可能是物理的、社会的或象征的。女性赋予手机的象征空间根本上源于她们附加在手机上的最真实的意义。即在母亲角色的语境中她们的手机使用经验。
(二)信息传播技术与时间的压缩
一些信息传播技术的驯化研究。针对家庭母亲的角色，探讨她们多重角色冲突与角色负荷过重，她们在家里承受的时间压力主要表现是时间的碎片化(time crunch)，特别是对于在家工作的母亲来说，她们疲于应对工作、家务、照顾家庭等，只能在家里使用信息传播技术使时间压缩(timeaqueezed)。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他们面临一种时间断裂(time fragmentation)，他们通过使用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产品和服务来应对这种时间压力，例如Meebo，它通过同时连接多种即时通讯服务来照看如MSN、谷歌聊天信息等。
双职工家庭最能感受到这种时间压力。有研究关注家庭日常生活的组织与时间压力的关系问题，一旦家庭生活计划出现异常，例如处理日常家务的保姆请假，那么家庭生活将会一片忙乱，而信息传播技术就能够解决此类的问题。对于单亲家庭来讲，由于需要看管孩子、照看家务，单身母亲的媒体使用(互联网)受到时间的压力而被结构化，她们把电脑放在厨房里，这样既能够监督孩子上网又能同时忙家务，由于时间压力，她们还要和孩子协商媒体使用，特别是她们要把工作带回家做的时候。信息传播技术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时间带给人们的种种压力，压缩了碎片化的时间。
(三)信息传播技术与社会不平等：传统性别模式的转变
一直以来，为了确保社会所有群体对信息传播技术的平等使用，研究者有很多争论，在美国这些争论被称为数字鸿沟，在欧洲被称为社会排斥与社会整合，反复研究发现一些已经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群体也是那些最少接触信息传播技术的群体。有学者研究了印度乡村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模式。认为它是单一、独白式、以文本为中心的官僚制度模式，他们将互联网与广播相结合使得人们能够共同使用互联网，个人相关信息查询则以广播文本的形式传播，这种使用模式缺乏互动、视听效果，它隐喻了一种现代官僚制度的逻辑，这种逻辑下系统、制度与个人的信息流动被排列组合删。而信息传播技术的驯化研究主要通过性别角度来探讨相关信息传播技术使用的不平等。
开始的研究认为。信息传播技术使用的性别模式与传统家庭性别结构一致。男性主要关注相关技术的工具性，而女性主要关注其娱乐方面。例如女性喜欢用电话长时间地聊天，而电话则以女性化的形象出现。有研究也支持了这种传统的性别模式。在家中使用信息传播技术显示了性别差异，当女性上网的时候，她们感觉自己应该做一些其他事情，所以会觉得内疚，她们在完成了家务与照顾家庭的事务以后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于女性而言，在家工作意味着将工作时间纳入家庭生活，女性在家工作与家务冲突，孩子不把女性在家的工作当作工作，另外，女性往往失去对个人电脑的拥有与优先使用权。
但更多的研究表明，信息传播技术参与转变了传统的使用方面的性别模式。家庭使用电脑主要用于工作，特别是女性使用电脑所体现的工具性，她们在使用电脑游戏、娱乐或Email交流方面没有表现强烈的兴趣。研究中男性在新的电脑配置、服务、游戏方面表现更多的兴趣。而一些传统的信息传播技术使用的性别模式，如使用电脑与电话，变得更加性别中立，新的性别模式出现，如在双职工家庭，男性与女性都倾向于以工具目的来使用手机及电话，电话的女性文化(feminine cul，ture 0f the telephone)已经不再了。
利用信息传播技术在家工作也改变了性别关系。家庭办公不得不适应家庭关系，特别是性别分工，一般认为这些结构是不易改变的，男性会控制家庭的资源，女性不仅要完成工作而且要承担自己的家庭责任。但是家庭性别分工还是改变了，男性与女性在使用相关技术方面互相支持。包括男性花时间在家帮助在家工作的妻子，如打印文件，女性也会照顾家庭与孩子以帮助在家工作的丈夫。在整合的高技术工作环境里包括更平等的夫妻关系，此外，在家办公也被整合进外部的非正式网络，该网络提供一种补偿的社会结构，在家办公的女性得到的补偿是增强版的家庭与邻里关系，在家办公的男性得到的是更女性化的社会关系来支持新的生活状态与不习惯的孤独感。
三、信息传播技术的转化
信息传播技术突破家庭的边界对家庭与外面的交流具有重要性，转化强调语境，因为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人们对相关技术的使用不同，与外面社会的连结方式也不同。例如。中国人的关系与韩国人的关系(Cheong)概念表达了一个人的关系网络，人们遵守人情往来的礼仪并用信息传播技术保持或建立关系，这是一种再传统化(retraditionali-sation)。这是东方语境。从年龄来看，电话簿与快速拨号对老年人来讲很难，他们用纸记下号码贴在手机的背面。从身份来看，VLE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符号，表征着学生参与学习的课程，成 为构建他们学生身份的重要元素，这种符号角色有利于VLE成为学生生活的中心阳。做母亲的人在一起会彼此交换自己的相关技术使用经验，例如，两个母亲正在聊天，其中一位需要打电话给她的家人。另外一位母亲会感觉到手机的方便，她能够使用手机随时联系她的孩子，而且被要求谈谈自己的经历。很多母亲认为她们从彼此的交流里学习到了很多手机使用的技巧，同时也从一些同伴那里学到了通过手机与丈夫交流的好方法。
(一)信息传播技术引起的能量消费
有些信息传播技术的驯化研究，加入实践的理论视角，通过“保持联系”(staying in touch)实践的分析。讨论技术，如Email、即时通讯、Facebook、网络相册、博客等给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能量消费。能量消费主要通过经济资源、时间使用、交通等方式体现。
大部分的互联网服务都是免费的。信息传播技术整合进“保持联系”的实践中，导致使用者支出的少量增加甚至是下降(用电话线上网)，但是，手机移动互联网的扩散使得人们的上网支出增加，因为移动互联网只免费少量的资源，通过建立一些设施包括数据传送，移动互联网参与了间接的能量消耗。信息传播技术的时间使用方面最重要的变化即时间断裂增加，人们通过一些策略来把握这种断裂，这些策略包括新的产品和服务的使用，例如Meebo，它通过同时连接多种即时通讯服务来照看如MSN、谷歌聊天信息等，这种把握时间断裂的新的策略带来了能量的消耗。在交通方面，媒介互动并不能替代真实的互动，前者以后者为基础。新的建立联系的可能导致了更多的交通行为。随着社会网络的扩大，互动的场合也不断增多，例如人们通过Facebook与老同学重新建立了联系。那么重逢的聚会就办起来了。这些技术都增加了出行的可能性，从而增加了能量的消耗。
(二)特殊家庭里的信息传播技术
有的信息传播技术驯化研究关注特殊的家庭，例如双职工家庭、单亲家庭等。在这些家庭里，相关技术的使用是特殊的。在家庭生活的语境中，有学者提出协商家庭(negotiation household)的概念，表达了一种双职工家庭(busy household)中夫妻双方在家务分配方面的协作模式。研究认为，繁忙的工作与家庭事务使得他们没有时间与精力去保持、处理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而手机等信息传播技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单亲家庭而言，经济、时间、家庭大小等因素影响媒体消费，导致家庭媒体的使用不足。时间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压力限制了家庭之外的社会活动。虽然公共话语表明看电视是浪费时间，但是，单身母亲们为了养育子女，供他们娱乐，依旧使用电视。没有电视的家庭则用录像带来供孩子娱乐。同时录像带使得父母能够更好地控制孩子的娱乐。有些人认为离异改变了家庭环境，没有了电视、电脑一些家长就不必担心孩子看电视、上网的问题。另外，孩子的媒体习惯成为单亲家庭冲突、张力之源，影响孩子与家长(多数是父亲)的关系。当孩子与前夫在一起时，单身母亲不能控制孩子的生活，特别是在媒体使用方面。比如父亲买给孩子游戏机、带孩子看电影，单身母亲(监护人)则很反对，她们把电脑看成属于男性的领域，因为电脑会引起她们与丈夫间的不愉快回忆，她们不喜欢电脑。电视也是一样。
(三)信息传播技术的乡村使用策略
1 社区窄播与无线电浏览(Community Narrow／BroadCast＆Radio Browsing)
信息传播技术的变形用于满足新的乡村使用者的需求。印度乡村的媒介使用方式包括三种策略：所有权的社区性；使用的间接性以及多元性。在这些个案中，社区采用窄播或广播的形式与互联网相结合，人们可以通过口头或听觉的方式传播文本信息，这种方式扩大了人们接触互联网信息的机会，降低了相关基础设施的花费，也创造了一种利用特殊传播装置收听、反馈、使用信息的地方社区，旧的有线的模拟技术如麦克风与扬声器，与新的无线的数字技术如全球定位系统、遥感技术相结合，满足了地方群体特殊的传播需求。
2 技术适应(technical adaptation)：旧手机与新技术
非洲乡村，最惯常的信息传播技术的适应策略就是延期的使用，有研究者用二次生命(secondlife)的概念来表达这种适应：欧洲的旧手机被进口到非洲再次被使用，同时产生了新的私人的手机维修生意，这与座机不同，因为座机在非洲是被国家垄断的。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改行维修手机，他们精通二手手机译码，通过电脑软件他们可以译码任何一部手机，手机维修提供各种服务，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将新技术整合进当地。
3 经济零预算
在非洲乡村。早期体制内的人通过集体订货、分期付款购机(手机)。后来手机成为农民工带给家乡亲戚朋友的礼物。这表现出一种地方策略的重要性(绕开市场规则)。由于生活节约人们避免首先(主动)打电话，一些人直到快要停机才充手机预付卡，不用的手机可以租给别人，使自己的手机账户及号码可以延长3个月。人们采用闪联(flashing)的方法打手机，这样既联系了别人又不花钱，一般人们不会回电，除了与社会义务规则有关的情况例外，例如年纪大的闪联年轻的人，年轻人必须回电，因为年轻人想得到信息而年纪大的有权利让年轻人付电话费，从家乡(village of origin)来的闪联必须回电，因为有紧急事务，在紧急情况下即使经济条件不好的人也能够得到回电。
4 口头交流为主的社会策略
社会分层的交流是口语使用的特点，人们在语言中实现地位的表达，复杂的问候方式存在于日常交际之中，这些表明非洲语言中口语的状态。在非洲乡村，口语交际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者将其研究的非洲乡村社会称为口语社会(但并非没有书面语)或口头交流为主的社会。口语社会为手机使用提供重要参数，手机也使得交流更容易符合规矩。
5 通过手机进行乡村项目培训
在印度乡村。起初参加发展项目的妇女们通过多媒体资料来学习，但是这会占用她们的工作与家务时间，有人向项目组织请求尝试手机作为学习的工具。项目负责人担心妇女们的手机被家庭其他成员占有。事实表明妇女们对手机拥有所有权。另外，手机训练项目也强化了手机所有权，妇女放牧也携带手机，家庭支持妇女的学习项目，通过手机妇女与家庭成员共享学习信息。从事农贸的妇女都有一种钱包(surukku pal)，手机就放在里面，这种钱包是一个性别化的东西，手机放在钱包里具有符号意义，表征着手机的所有权。如果妇女们不会使用手机，家庭成员都会给予帮助。基于手机的学习培训，将妇女与信息资源联系起来，使得妇女在市场贸易方面取得优势，也锻炼了口才，手机使得她们的社会网络更加紧密，在学习项目的过程中妇女们也增强了主体意识，觉得应该在学习信息中加入她们的声音。
四、结语
信息传播技术的驯化研究在传播学领域属于“新受众研究”，一方面在于技术的更新，继传统的广播电视后，诸如手机、电脑互联网、多媒体等新技术面世，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在于受众研究的视野、方法的更新。突出表现在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多样化受众群体的审视，多语境媒体生活的关注。信息传播技术的驯化研究。从受众的角度，在媒体的形象、媒体对时空的重新排列、媒体的性别使用以及媒体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转化等方面着力，以深描的手法来对受众的媒体生活进行解释，得出很多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虽然东西方的社会文化不同，研究传统各异，但是通过对西方信息传播技术驯化研究的梳理，我们也可能观照本土语境下的媒体研究。特别是从乡村与城市的时空维度深化对媒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国内的媒体研究视域多在城市，少在乡村。尽管有文化差异，但乡村信息传播技术的驯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启发我们从乡村日常生活人手来研究他们的媒体使用，他们如何将媒体嵌入生活，他们的经济条件、思想观念、传统文化等如何变迁，以及他们如何改变媒体等议题，同时也能够与城市的媒体研究作比照。从而得出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陈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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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 10: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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