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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悬浮于城市与农村之问的农民工，人数之多，时间之长，问题之大是令人十分担忧的，他们既是经济建设的功臣、财富，也是社会的一大隐患，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他们在政治、文化、生活上均不能融入城乡社会，悬浮于城乡之间。临时生活在没有根基的虚无的脆弱生态系统中。因此，要全面了解处于现状的农民工的思想状况，研究其发展趋势，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教育内容与方法，使他们得到全社会的呵护，受到教育，看清前途，各有所安，各得其所。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农民工；安全着陆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1(2011)0 ―0123―0
法国社会科学家孟德拉斯曾断言：“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页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因为“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的作用。”在中国这个由无数流动的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风险也在迅速累积。首当其冲的便是2.3亿农民工。上不能上，下不能下，进不去(城市)，回不来(农村)，处于悬浮状态的农民工安全着陆的问题，是摆在中国亿万农民面前可供抉择的社会命题还是无可奈何的给定实事?这是必须植入执政者和研究者视域的重要问题。
农民工安全着陆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从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其核心观念是让农民工的思想和行为融入城市文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就在于深入农民现实生活实践之中，了解农民工临时悬浮状态的思想状况，为农民工的安全着陆做好思想上、心理上的准备。
一、农民工的现状分析及其风险
我国1918年所开启的改革进程，给了农村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机会和更高的生存可能。这是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一次难得机遇和挑战。然而人口流动并不会自然地改变农民的社会地位。因为社会流动如果不能带来相应的利益和制度性的保障，农民工在新的空间中就得不到安全与尊严、幸福与平等，那么社会流动就会减弱或中止。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社会流动也不会长久。当前的问题是，一方面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吸引着农民流向城市；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农民又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给农民工带来极大的风险。
(一)农民工面临与主流社会割裂的风险
中国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加工业、采矿业、建筑业等，劳动强度高，人身风险大。农民工进入这些生产领域后，由于缺乏经验，也没有能力和机会考虑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保证，致使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再加上事前没有合约而得不到必要的补偿。在各种大量的安全事故中，农民工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因此，在城市谋生对农民工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而且，流动农民合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城市将农民工仅仅限制在边缘的经济领域，没有将其当做市民或公民身份的主体，也没有从体制上赋予其基本权利。因此，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在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生活、交往圈乃至文化活动之外，与主流社会割裂。
(二)农民工发展的内卷化风险
“内卷化”(inv01vement)，是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最早提出的，另一位人类学家吉尔茨在研究爪哇农业时再次使用了这一概念。此后这个概念被外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及中国本土的历史学家广泛使用。内卷化有复旧和退化的含义。在我国最早由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提出，用来对某种经济构成尤其是某种农业经济过程的描述。甘满堂将“内卷化”定义为：“因外部农业经济条件严格限制或内部机制的严格约束，社会经济或文化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种惰性，导致一种内卷化增长，或没有发展的增长。”[3’本文借此定义来形容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过程。由于缺乏职业和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形成了一种由农民到农民工、再由农民工到农民的‘内卷化’。即新的农民工来到城市，老的农民工退回农村。实现农民工劳动力在生产与城乡流动再循环。农民工经历了“离开农村到城市――努力适应城市主流社会～融入城市社会的失败一一回到城市边缘社会”的社会场域的同一水平路线流动。最贴切的概念就是用“内卷化”来描述农民工社会地位处于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悬浮窘态。农民工向主流社会融入的过程，其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地位提升的过程，它必然与其所在的文化场域、经济场域和社会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个体所处社会场域中的移动，具体可以分为水平移动，垂直移动以及曲线移动等等。农民工在社会场域的移动，究竟属于哪种形式?答案是农民工无论是从文化场域到经济场域，还是从经济场域到社会场域，他们都未能完成任何一种场域的提升，是没有发展状况的内卷化的典型表现。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很难融人到城市文明体系中去，成为城市的边缘人。要解决一难题，除了从制度上体制层面给农民工扶持外，更为重要的在于从思想观念上改变农民工目前的困境，为农民工安全着陆扫清思想上的障碍。这直接关乎中国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
二、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农民工的思想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要集中在各种社会原因造成并引发的农民工思想困境。城市的陌生环境以及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农民工自身状况与城市的巨大反差都使得农民工精神上出现许多问题，常常处于焦虑、不安、自卑、不平衡甚至抑郁和偏执等状态，甚至存在很多心理缺失。诸如农民工的边缘地位造成的边缘心理(被剥夺心理，自卑心理，浮躁心理)及农民工内部新老两代农民工思想的嬗变。再加上现实生活中我们忽视了对农民工思想道德素质与农民工脱贫致富的支持，致使农民工物质匮乏的背后，还存在着精神、价值、意义的失落。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农民工素质的重要途径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力资源的重要一环。“一切导致农民家庭贫困和人口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就此而言反贫困就意味着提高广大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人的道德素质能促进或阻碍人的家庭、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提升。”因此，农民工的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农民工思想和精神的崩溃。思想政治教育对每个农民工个体而言，是实现自身生命超越的基本依凭和价值向度。它向农民工的思想注入人性中的进取、责任、包容、感恩、良知等美德，并潜移默化的侵润在人的灵魂和精神之中。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本身、人的生命、生活、生存紧紧的融为一体，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农民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能力，引导人向健康正确的方向前进，推 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解决农民工群体的思想问题，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乃至整体素质是思想政治教育理应承担的责任。
(二)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民工群体中呈现真空带
思想政治教育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个永恒课题。农民工群体因其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过渡身份而具有特殊性。因此，农民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具有不同的特征。整体上看，农民的文化素质还是比较低的。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不足ll％，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3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加强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教育，是提升其综合素质，将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的关键。因为“提高生产的决定因素并非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人的素质，或者说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入。”当今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急剧断裂时期，在国家范畴内以公平、公正、民主的正义框架内给予每个人道德发展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而当前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一环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农村、农民、农民工这块儿既缺乏组织落实，也缺乏专职人员的落实，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在加强中被忽视，成为被遗忘的广阔天地。农民工群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空带。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是农民工综合能力短缺的重要因素。农民工一词，本身就是对前现代的控诉。他表征着农民不是职业，而是身份。薄薄的一张出身证明是农民一生中不可承受之重。他们承受着远远超出其他贫困群体的心理压力，生活简陋，人格受到歧视。生活在一个贫富差距明显，社会等级分化严重的社会环境中，常年徘徊在城乡之间，自发的候鸟似地迁徙于环境恶劣的城中村或建筑工地，企业集体宿舍，过着集中营式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像是一种机械的简单重复，艰难辛苦，缺乏思想交流，生活意义坍塌。当社会把财富和权力、把房子、车子和票子作为成功的惟一评判标准时，农民工无疑就成为没有价值的人生。特别是当他们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时，打工的意义也就坍塌，前进之路也就被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他们普遍面对的境遇是：背井离乡，人际关系缺乏，家境贫寒，人生观、价值观缺失，受外界诱惑较大，又缺乏专职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渗透、疏导，很容易走向极端。无论是跳楼秀，开胸验肺还是自焚、爆炸，甚至催生出更残忍的结果，这些都足以证明现阶段农民的弱势与贫困不是简单的收入低下问题，而是他们实现自己意愿能力的短缺、民主能力的贫困、知识能力、信仰能力的贫困、不受歧视能力的贫困等方面的综合反映。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空场使农民工无法实现对人的生命意识解蔽。农民工生活中存在着许多辛酸与无奈、困惑与冲突、生存与发展的悖论常让他们陷入两难选择的尴尬。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一出校门就迈进城市打工，从来也没有种过地也不会种地。不像他们的父辈，在城市呆不下去，可以回乡务农养家。他们在城市和农村都找不到自己的社会位置，游走于城市边缘，无明显的身份。在边缘化的弱势地位下他们自然得不到公平、公正的待遇，生活没有尊严与幸福，甚至看不到自己的前程。自己不过是流水线上的劳动力，其价值就是机器的延伸，其劳动仅仅成为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环节。以至于他们挣钱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继续上工，累得快趴下才睡觉，睡觉醒来继续累趴下。当他们陷入除了工作就是睡觉，甚至连语言的交流都已终结的囚徒环境中时，自然不知道自己的劳动价值。
如果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差别凝固化导致的身份遗传和阶层板结；那么对于农民工来说，贫困很可怕，更可怕的是他们确信自己连改变命运的机会都没有。于是生命的色调和精神的价值暗淡，人没有了精神上的归属感，当然会丧失存在的意义和理由，人也就理所当然的处于焦虑、荒谬、虚无、恐惧和失落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仅用抗压力低来解释富士康农民工自杀现象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浅薄做法。无论是五台山高僧祈福的赞美诗，心理医生解惑释疑的低语声，还是看风水，请和尚都没能遮挡住富士康员工连续被刷新的跳楼记录的发生。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我国一些大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暴力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从深层次上来看，这都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巨大且没有收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其实，农民工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梦想有尊严、有生命的活生生的人，他们需要彼此守望、彼此爱护。他们需要社会的帮助，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渗入。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他们的生存乃至终极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牵引其确立价值取向。因为价值观是人生存的依托和庇护所。人类需要从自身寻求自我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并在价值的逻辑追问中获得意义。价值是人的精神家园，价值观的扭曲意味着人的客观基础的丧失。就此而言，人的困惑实际上是人的价值选择的困惑。当前，由于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的空场，缺乏专职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对其进行心理疏导与人生引导，他们自然难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无法将人生寓意从遮蔽状态中阐释出来，实现对人的生存本原和对人的生命意识解蔽。这直接关系到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城市的未来发展与稳定。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空，是农民难以超越自身落后局限的根源。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并不体现在它要解决一个人要做什么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人的一生如何度过的本体论的问题。对人的价值和需求的回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对人的现实和未来的贴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点；关心、规约、塑造一个民族的道德、信仰、行为、幸福生活的长远的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第一要义。然而由于这个无形的“智慧之手”的空场，农民工无法对自身世界和历史中的价值意义的追寻构成人性的终极关怀，缺乏从人生终极意义上给予现实生活以关照，乃至自己生命活力的价值、意义、目标与归宿。毕竟，农民工自发的意识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人的安生立命的终极价值只能靠思想政治教育从外面灌输给农民工。
(三)对农民及农民工的关注存在误区
党中央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作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和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方法。然而，国家在对农民工实施救助时主要集中在经济帮助、物质救济等措施上。这种单一性救助存在着明显不足。
一方面缺乏对农民、农民工精神上的救助，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救助，而这恰恰是诱发内部造血之根本。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存在方式。按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有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进行复制式的延续某种类的生命活动；而人类的基本特性在于其先天性素质被特殊化。即人的实在状况就像一轮新月一样是欠缺的，这个欠缺的部分是“不得不存在的”也正是这一缺陷的完美，才使人必须 去发现和创造一种更好的方式去生存。“如康德所说，存在的幸福境遇，是以存在的道德规定为前提的。道德的获得不仅使人成为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更主要它是人在实然境遇中实现人生幸福的重要条件和内容。道德对于幸福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理性本质的确认，为幸福获得合乎人性的发展方向提供担保。”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生产实践活动和人的一种精神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生存的一种样态，是人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表现和现实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构成了人的存在的一种规定性，而且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纬度。因此康德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包含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成为人”且“只有人，才必须接受教育”“教育能够是，而且必定是一种解放。”依据人的道德素质是人力资源的重要一环这一命题，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农民工的思想道德素质，促使农民工内部造血，而单纯的物质救济只能是外部输血。更何况我国自古就有“救急不救穷”的说法。
另一方面缺乏对农民个体生命本体的关怀。实际上，大尺度的结构、宏观的制度框架、整体性的城市化和乡村建设进程是对农民命运安排的总体性安排。“米尔斯认为：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状况引起的，要理解个体的遭遇和困境，需要超越个体来看待他们。但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不断扩展研究视野的同时，不能将研究本体悬置起来，过分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与研究本体构成联系的外部因素上，而忽视了研究对象内在的特征。农民工的命运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如果仅仅放在总体性安排中进行理解，那就陷入了客体主义的认识论。故而在制定政策上就体现了一种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思路、逻辑和智慧，并成为从外部施加在农民工身上的规划与设计。因此，农民的命运是由总体性力量所支配，而作为农民个体却无法决定和选择自己的存在方式，农民的生存状况仅仅是整体性安排的自然延伸，缺乏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尽管“事物的发展外部的因素可以起推动作用，但不能决定有机体自身的发展，发展必定是生长的人自己的一种行动”换言之，单纯从整体性出发来安排城乡关系，改善农民的现状往往不尽人意。现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把研究重心转向一种实践性的“本体论”关怀，更加注重“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把农民的各种需要解释的问题放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进行理解，从而实现真正的“本体论”关怀。因为对农民的救助说到底还要靠救助主体自身的回应和认可，依靠内部造血，而不仅仅是外部输血。否则，任何救助都只能是浅层的、暂时的，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乃至农民工的命运。简言之，思想政治教育应关注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将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人问题这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三、思想政治教育是农民工安全着陆的重要途径
城乡差别的缩小，产业关联度不断紧密，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深度融合，农民工一词的终结等这些都是农民工安全着路的标志。为了农民工安全着路的落实，着陆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农民工的文化荒漠，精神萎缩和思想的苍白，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空缺依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其实，“当代财富不是由劳动资本或土地创造出来的或正在创造的，而是由思想创造的，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思想。”换言之，民生问题并不等于丰衣足食，而是涉及到人的全面发展。民生问题是遵循“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前提下得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激活人的精神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农民工安全着陆的命门。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创新与发展为农民工适宜的生活提供引导和启蒙；为当代中国农民工的发展提供核心理念；为构建理性的公平正义社会结构提供深层反思。
(一)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基层，从源头上解决农民工的思想问题
人是个需要的存在，需要是人的活动的原动力。“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农民工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能够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关注自己的思想长大，不断健全自己的人格，丰富人性，提高道德水平，最终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深入农民工生活之中准确的把握当今农民工对象的追求、愿望、情感和需要。把了解农民工，研究农民工作为本真的思考。换言之，尊重人、关心人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和浅层，脱离生活实际。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只是形式上的说教与口号的叫嚷。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乃至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在民间，在草根。民众中蕴藏着极大的改革经济性和创造性。让民间社团和民间宗教多施以援手，让家庭多一些对农民工的关爱，鼓励农民工成立一些自治性的组织，让农民工在工作之外有另外的公共空间。当有了“民大于天”的理念时，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一切社会问题也就能够从源头上解决。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依据人们的思想活动表现出特点和规律。贴近农民工现实生活中，把解放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统一起来。因为思想问题往往是某些实际问题的反映。所以，每一次思想政治教育都是要给农民工讲清楚“是什么?”使他们明白“为什么?”从而引导人们认识生命的价值，唤醒信念的生命，恢复思想的生命力。在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之上，着眼于农民工的生存、觉醒的展开；让生命根据自己的力量获得自我存在和自我超越，实现生命的精神化和精神的生命化的双重统一。让农民工生活的更加自由，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从而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二)思想政治教育应大众化，为时代立言
思想政治教育是建构在人的基础之上的社会实践活动，研究人的思想、行为及其转化的规律的实践活动。其实践活动就是从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和社会的人出发，充分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落脚于大众化。
通过大众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渗透在农民生活中，以现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为基础，注入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又体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精神的话语元素，保持它内容的科学性、逻辑的严密性、理论的彻底性，让农民工能够自己去体会与理解。农民工渴望得到更多的话语权，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疏通管道，回应农民工基本权利的诉求，淋漓地展示农民工内心的观念与思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个窗口，让农民工审视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依托思想政治教育这个阵地，实现农民工自下而上的、低门槛参与文化建设的权利或机会表白，书写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群体不变的信仰与忠诚，以彰显农民工自身创造性的精神需求。
当然，这不是“农民工说些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就跟着说些什么，而是指农民工在想些什么，只有真正了解社会大众在关心些什么，想些什么，劳动之余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才能运用说理性的话语充分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并通过答疑解惑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公平正义，形长大效机制
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和谐，社会主义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公平正义。让农民工享受“同城待遇”，让悬浮的农民工安全着陆则是具体表现之一。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于公平正义的价值维度对农民工进行价值引导。增强他们的主体社会意识。强化组织化建设，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增加就业机会，给予社会自治框架内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自由发展。其实，现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而是一个充满着张力和冲突的场域。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摆脱单纯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教育局限，拓展其辐射范围，增大含容量，渗透到农民工层面。培育农民工组织建设，着力解决危机倒逼中的现实问题，使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让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能够在社会自治视域中健康发展。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是一种束缚和限制，而是一种需要和享用。它通过激活民众更加真切、更为激烈的表达“要发展、要公平、要社会正义、要共同富裕、要尊严生活”的愿望。让全体人民――无论是富裕，还是贫困，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工，农民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红利，从而塑造更加稳健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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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 18:0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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