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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外销瓷史上,出口数量、瓷器种类与样式最多的莫过于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外销瓷收到西方诸多国家的追捧,在国外掀起了一股浓烈的中国风。王公贵族竞相收藏中国瓷器,在建筑、绘画乃至生活方式上都充满着丰富的中国情调。而在中国国内,伴随着外销瓷需求的增加则出现了生产重心的南移,因瓷业而大规模发展的广州城聚集着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瓷器商人,国内国外的热闹景象彰显着其时难以抗拒的“中国风情”。
中国瓷器的大规模、长时间持续出口开始于明代后期,贯穿于明朝嘉靖至清代末期。这一情况与当时产生的几大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一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成熟,工艺水平等方面达到了历史的高峰阶段,具有了大规模的生产条件;二是欧洲出现的多方面变革,十五世纪开始的新航路的开辟、商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启蒙运动的兴起以及东西方交通联系的扩大。明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嘉靖三十六年(1551年)租占澳门,掌握了由印度洋通往太平洋的交通要道;嘉庆四十四年(15 5年),西班牙殖民者占领吕宋(今菲律宾)。十六世纪中期,葡萄牙大量的带回中国瓷器,在欧洲上层贵族中收藏瓷器成为一种风潮,此时瓷器依旧数量稀少价格昂贵,成为了财富、地位、身份的象征。虽然西班牙的国王查理五世与菲利二世、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以及奥地利大公费迪南二世等君主曾有不少瓷器藏品,但对于大多数的欧洲人来说,瓷器依然不易获得。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外销瓷甚至还被赋予了某些神秘的色彩,出现在宗教题材的绘画之中。在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理尼1514年创作的名作《诸神的盛宴》中奥林匹斯众神所用的均是中国青花瓷器。
十七世纪后,中国瓷器开始越来越多的走进西方人的生活。不只是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物品,从中世界的黑暗中解脱的欧洲社会对几乎所有精美的中国器物都有着强烈的追求。中国风成为时尚与潮流弥漫至整个欧洲。法王路易十四最先在宫廷里建造中国瓷宫――特里亚农瓷宫(为情妇蒙特斯潘修建的这座瓷宫的装饰,特别是内部环境设计主要受中国青花瓷的影响,以白地蓝花即青花装饰。);葡萄牙的贝纳皇宫;英国南方布列顿的东方宫殿;德国柏林的普鲁士皇宫夏罗腾城堡的中国瓷器厅、德累斯顿茨温格尔宫以及瑞典的中国宫等建筑都体现了浓厚的中国式味道,其中更是珍藏着许多中国瓷器。随着欧洲更多国家的东来,扩大了瓷器贸易量国瓷器被更多的带到了欧洲,一般的家庭中均能看到外销瓷的身影。比利时画家让・艾蒂安・利奥塔德(Jean-Etienne Liotard 1181-1183年绘制的《静物•茶具》:马口铁盘里摆满了精美的(中国)茶具,有一个茶壶、六套茶杯和杯托、一把奶壶、一个茶叶罐、两个大碗和一个大盘。茶具上画着或坐或站、其乐融融的中国人;《喝茶的女士们》,简・约瑟夫・霍尔曼斯(1 82-1159年),其中的饮茶器具也有着明显的中国陶瓷风。在这一时期的诸多绘画作品中都有着外销瓷的影子,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家庭主妇们都对中国风格特别喜爱。路易十五的宠姬旁帕多夫人更因此创建了法国皇家瓷厂。
到十七世纪晚期时,欧洲的中国外销瓷市场已经完全形成,十八世纪之初,清政府允许欧洲国家在广州设贸易机构,茶具、餐具等中国瓷器大量进入欧洲,成为日常生活用品。
中国外销瓷在欧洲的盛行,使得国内在外销瓷生产发生了许多变化。外销瓷前期主要在景德镇生产,但是长时间的路途运输远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量,因此在广州出现了制瓷工场。主要是从景德镇贩运素胎瓷器,在广州进行彩绘和二次加工,这就大大缩短了出货时间、减少了损耗,并且更能适应消费需求。另外,由于国内政治上的变动,在明清几百年的不同时期政府实行了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到了乾隆时期广州成为外销瓷出口的主要集散地,广州十三行一时风头无二。
广州城在外销瓷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除却大量的资料记载之外,伴随着外销瓷的输出,还诞生了一种类似于摄影写实艺术的“外销画”。这些外销画成为记录外销瓷世纪状况的重要研究对象,很大程度上真实的还原着当时的社会情况。作为主要的对外贸易商品之一,外销瓷的销售数量是巨大的。至于外销到国外的瓷器到底有多少,目前依旧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毫无疑问的,大量的海外需求刺激着国内外销瓷的生产和改革,并因此出现了种类样式丰富的外销瓷商品,而其中更是不乏质量上乘的佳作。地处沿海的广州城因为外销瓷的贸易而成为除景德镇之外外销瓷的生产加工及海外商行的集聚地。从明王朝至清代,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即便是有后来的“康乾盛世”,依旧不能打破历史的前行规律。但对于十七十八世纪的外销瓷来说,却在此期间急速地占据了国外市场,纵然期间因为政治上的影响而有起落,但也丝毫没有减少它的影响力,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上掀起了令人难以抗拒的中国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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