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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经济社会学的视野中，金融行为总是在由社会结构构成的市场中展开，通过将网络、制度、文化意义等结构性因素纳入到对市场的理解，既摆脱了经典金融理论的困境，又进一步扩展了金融行为研究的理论视野。借助于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路径，经济社会学家分别从建构性和嵌入性的视角对金融行为中的社会网络、社会制度和文化意义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为金融社会学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金融行为 金融社会学 新经济社会学 建构性 嵌入性
[中图分类号]C91；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32 (2011)10－0041－0
一、重返经典社会学的研究主题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时代，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拥有共同的研究主题。经典社会学家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分别从阶级关系和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社会分工和职业行为以及经济制度和行为方式三个层面共同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经济行为。然而，在韦伯之后的 0年间(1920-1980年)，社会学家却将研究兴趣转向了诸如公司和工会等经济制度方面，从而忽视了这些组织中的经济行为。自1980年代以来，在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中，以格兰诺维特等人进行的社会网络研究，又重新将经济行为带回了社会学的中心。此外，泽利泽(Viviana Zelizer)从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经济活动中的文化意义，进而强调了各种市场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社会建构性。新经济社会学的崛起，意味着作为“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的全面复兴。从而呈现出新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在基本原则和理论话题上的相同性，淡化了经济学同社会学的理论界限，使两种学科在此找到了结合点。
新经济社会学家面向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经济社会学家主要从制度和关系的角度研究与生产、消费和社会分配相关的经济行为，而忽视了作为经济活动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的金融活动。经济社会学对金融行为研究的滞后性，明显落后于现实中金融活动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金融市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金融系统已成为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系统的其他部门。经济呈现出经济金融化的趋势。自1980年以来由23个发达国家组成的经合组织(OECD)所有股票的金融资产增长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并且货币、债券和股票的成交量增加了五倍，目前早已超过这个数目。不仅如此，金融市场中逐渐发展出包括货币市场、证券市场、黄金市场、保险市场以及票据市场在内的多种形式，而且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日益丰富。由此，金融市场中也衍生出种类繁多的金融行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金融行为在社会经济领域中不断增强的重要性相反，作为经济行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金融行为，却很少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究其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学主要关注经济的生产方面，并将企业视为经济生产的核心部门。因此当经济社会学家研究市场时，他们倾向于研究工业生产和非金融服务的生产市场，而非金融市场。
毫无疑问，新经济社会学对生产市场中经济行为的研究，抓住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但是当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再次表明金融行为已成为当前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因此，金融行为更应当成为当前社会学家积极关注和深入研究的主题。社会学对金融行为的研究，不仅是作为“经济生活的社会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学重新回归经典社会学主题的理论自觉，意味着社会学理论视野的进一步的延伸和扩展。
二、关于金融行为的金融理论及其局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金融学理论以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投资者最优投资组合决策和资本市场均衡状态下各种证券定价的理论体系。有效市场假说已成为现代经典金融学的前提，并成为近30年来金融学理论的核心命题。所谓有效金融市场就是指，证券价格总是可以充分体现可获得信息变化的影响的市场。它奠基于三个假定之上：首先，投资者被认为是理性的，所以他们能够对证券作出合理的价值评估；其次，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投资者并非理性，但由于他们之间的证券交易是随机进行的，他们的非理性行为的作用会相互抵消，所以证券价格并不会受到影响；最后，在某些情况下，非理性的投资者会犯同样的错误，但是他们在市场中会遇到理性的套利者，后者会消除前者对价格的影响。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提出以后，逐渐成为一套看待证券市场的思维理念和分析框架，并在20世纪10年代达到顶峰。迈克尔・詹森(M.C.Jensen)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经济学中没有其他命题能够像有效市场假说一样得到如此多的且坚实的经验证据的支持。
但是作为现代经典金融学理论核心的有效市场假说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为在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三个假定中，无论是证券价格的形成还是有效市场的实现，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基础之上的。到20世纪80年代有效市场假说的理性基础，已经面临着理论的困境和实践异象的双重挑战。就理论方面的挑战而言，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是完全理性的遭到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经常依据的不是信息而是“噪音”(noise)来做购买决定。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关于前景理论的研究也推翻了有效市场假说的第二个假设，人们的金融行为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而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偏离。最后，有效市场的实现还依赖于套利机制，但现实中的套利不仅充满风险，而且其作用也存在局限性。来自经验研究的质疑主要表现为有效市场的经验检验与理论要求之间的“差异”(如股票价格的形成、变动的机制)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无法解释的典型“异象”(如股权溢价之谜与波动之谜)。
作为对经典金融理论的挑战，行为金融学广泛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金融行为者的认知、情感、态度等角度解释金融市场的非有效性问题，进而对经典金融理论主张的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设进行了修正。行为金融学理论认为，金融行为者的经济行为不仅是经济利益刺激的直接映射，而且其中也反映着行为者的价值观念、期望、认知方式以及收集信息的能力等。因此，行为金融学不仅讨论人们应该如何决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一套模型分别讨论投资者实际上如何决策和金融市场的价格实际上如何确立。同时，行为金融学根据西蒙有限理性的论述，认为出于行为者认识过程中的偏差、情感、偏好等心理因素的影响，金融行为者无法以理性的方式对市场作出无偏估计。行为金融学对经典金融理论的修正，将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这被认为是经济学本来面目的复归。但这并非意味着行为金融学能够替代经典金融学理论，进而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这是因为行为金融学自身还存在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如行为金融学理论缺乏逻辑严密和边界清晰的理论体系，难以对金融行为作出整体性的解释。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建立在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行为金融学，虽然批判了经典金融理论的理性基础，却又陷入了惟非理性心理的极端；它忽视了这些非理性心理背后的社会机制的作用，从而限制了对金融行为丰富内涵的解释。
在社会学家看来，任何金融行为都发生在具体的社会场域之中，并受到蕴含在该场域之中的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塑造。因此，行为金融学对经典金融理论的批判和反省，其主要的问题是忽视了制度、文化和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对金融行为的影响。正如行为金融学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泰勒(Richard H.Thaler)认为的那样，行为金融学与制度的结合将是行为金融学下一个研究领域，尽管这项工作非常困难，但值得去做。这说明行为金融学在反省经典金融理论的同时，也为金融行为的研究进一步突破学科界限奠定了学源基础，而拥有丰富理论资源的社会学将为金融行为的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论视野。
三、经济社会学对金融理论视野的扩展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现代金融理论固守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说理论，逐渐形成了经典金融理论体系。此后的行为金融学通过引入行为者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实现了对经典金融理论的修正，但它尚未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与此同时，金融学家已开始将制度因素嵌入到对金融行为的分析之中，认为制度与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有密切关联，能直接导致其心理和行为的偏差。行为者的心理因素、社会制度等非经济因素的引入，其实质是在逐步突破经典金融理论固守的学科界限，这意味着现代金融理论也在逐步深化对金融行为的理解。但是作为经济行为重要形式的金融行为，其复杂性和多变性早已超越了金融领域，仅仅从金融行为者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方面难以对金融行为者复杂的选择行为作出深刻的解释。
金融学对金融市场和价格进行了批判与反省，借助于丰富的理论资源，社会学同样对该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史登斯和密苏奇对西方社会学家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韦恩・贝克(Wayne E.Baker)在对美国证券市场的挑战性研究中，发现股票期权的交易行为、交易者的微观网络结构、宏观网络结构以及期权交易价格都是由社会构建的，交易者之间不同规模的网络结构影响着期权价格的变动。马修・海沃德(Mathew Hayward)和沃伦・伯克尔(Warren Boeker)对证券分析师等级评定的研究，揭示了股票市场中的信息可能像其他正式的专业建议一样都是建立在模棱两可、不确定的基础之上，其效用也是有限的。埃兹拉・朱克曼(Ezra Zuckerman)论述了证券分析师扮演的产品批评者角色对美国公司股票价格造成的影响，并批评了有效市场理论主张的市场信息是充分的观点。詹姆斯・韦斯特法尔(Jamse Westphal)和爱德华・扎贾克(Edward J.zajac)则研究了公司发布但并不真正实施针对CEO的长期激励计划这一虚假信息对股价造成的影响。社会学家的这些研究虽然都是围绕着金融市场中股票价格的形成机制而展开的，其实质却是对有效市场假说理论的批判和反省，并揭示了金融市场中社会因素的存在及其影响机制。由此可见金融学与社会学在理论视野方面的差异，而社会学对金融行为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对金融学理论视野的拓展。
作为金融学理论前提性假设的市场，却是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与经济理论相比，尽管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研究的历史较短，但经济社会学研究市场的优势之一在于社会学家善于揭示一种社会现象的社会结构，并使用社会学的术语使市场的运作概念化。马克思和韦伯从市场和社会的统一性角度对市场问题作了直接论述。马克思将市场视为一种社会关系结构，市场不只是物物交换的场所，在物的关系背后折射出人的关系。韦伯认为市场是人们为取得交换机会而展开的“物理性会集”，是充满权力和利益斗争的角斗场。到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斯梅尔瑟、波兰尼等人又重新掀起了市场社会学研究的高潮。社会学家在此阶段对经济问题形成的理论，被熊彼特称之为“原始经济学”。
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经济社会学的全面复兴，经济社会学关于市场研究的主题发生了重要转变。在与经济学家展开对话和交流的前提下，经济社会学家不仅继续深化了对“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的理解，而且更为关注具体市场的运作机制。在当代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经怀特和格兰诺维特等人的努力，作为“网络的市场”成为比较流行的分析视角，其中格兰诺维特的《求职》一书被认为是对市场网络研究的典范。韦恩・贝克将市场网络区分为小而关系紧密型和大而关系松散、异质性强型两种类型，考察不同类型的市场网络对自由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进而揭示市场的社会结构对市场运行的影响。布莱恩・伍兹的研究也表明，任何公司市场行为的成功既不能仅依赖于经济学家所阐述的市场关系，也不能仅依赖于社会学家所阐述的嵌入关系，而是由市场关系与嵌入关系结合所形成的“整合的网络”。
在布迪厄看来，网络市场理论忽视了场域结构对市场的影响。尼尔・费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也认为用网络的方法研究市场并不尽如人意，因为网络分析法仅仅关注社会互动，未能考虑政治在市场中的作用、行动者自身的观点以及市场作为社会制度所具备的特征。布迪厄和费雷格斯坦分别论述了另一种市场运行的理论：作为场域的市场。布迪厄认为经济生活主要是行动者及其所属资本与经济惯习在经济场域的结合，市场具有场域属性并深受其影响。费雷格斯坦论述了与布迪厄相类似的观点，市场是一个这样的地位等级系统，即既存的主导销售商在其中得以持续进行自身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场域的市场的运行建立在以法律、理念或者惯例等形式出现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
在经济社会学中，市场被视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其实质是分别将网络、制度、意识形态等社会结构因素纳入到对市场的理解中，从而扩展了现代金融学关于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视野。同时，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假设，也被经济社会学视为社会建构实体的行动者，他们被称为“互动中的行动者”或者“社会中的行动者”。即使坚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韦伯也认为，经济行动总是以他人为取向的行动，行动者必须“考虑他人的在场和行为”。所以经济行动者就不能被认为总是遵循效用最大化原则的经济理性行动者，还可能是“实质理性”的实践者。不仅如此，经济行为还受到除偏好、稀缺资源等之外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作为社会行动表现形式的经济行动就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理性”的结果，相反社会学家将“理性”视为一个需要解释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既定的“假设”。如韦伯根据人类行为的依据对其行动进行了类型学研究，着重强调人类工具理性行动实现的具体社会条件；帕森斯将人的理性行动放置在手段、目的和情境制约中予以考察：格兰诺维特在社会网络关系中研究个人的求职行为等等。总之，经济社会学家总是在具体社会结构的制约与影响中研究人类的“理性”行动，注重对人们理性行为过程的研究，以此揭示人类“理性”的社会建构性。
四、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尽管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等人开创了研究金融行为的传统，但直到20世纪1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才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涵盖：(1)银行的角色和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2)资本市场中风险资本的投资选择、股票价格 形成的社会机制以及金融投机中的集体行动与金融危机；(3)社会结构和制度对金融公司合并行为的影响；(4)资本市场的管制与政府角色。当社会学家持续地对金融行为开展全方位的研究时，正是新经济社会学复兴之时，两者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并非完全巧合。这是因为金融行为是经济行为的重要表现形式，对金融行为的社会学研究既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社会学不断走向深化的标志。因此经济社会学的复兴为金融社会学研究的兴起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资源，两者拥有共同的研究视角。
新经济社会学的复兴与格兰诺维特的嵌入观点和网络分析紧密相关。“经济行动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该观点被视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假设，并被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至于国内有些经济社会学家将嵌入理论和生活网络分析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的核心问题与核心理论。以约翰・迈耶、保罗・迪玛吉奥、沃尔特・鲍威尔、理查德・斯科特等人为代表对组织开展的新制度主义研究，深入讨论了组织的制度化结构、组织与所处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等方面。除此之外，泽利泽和迪玛吉奥则从文化的角度批评了当代经济社会学把一切还原为社会关系和网络的“社会结构绝对主义”的倾向，他们将符号、意义结构、规范性文化等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从而开创了文化的经济社会学研究路向。经济社会学的以上三种研究路径，在具体的研究中并非彼此完全独立，而是一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交叉的关系，从而为金融行为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种综合性的研究视角在当代金融行为的社会学研究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卡林・诺尔・塞蒂纳和尤尔斯・布鲁格(Urs Bragger)研究了全球金融市场中大型投资银行交易员互动实践中的知识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问题。他们认为金融市场主要关注的是涉及金钱、权利、风险、债务等方面的交易行为。在全球性的金融市场中，交易员的交易活动是一种相互分离的背对背互动秩序，全球性市场交易的完成主要是通过交易员全球性的沟通和交流实现的，它具有谈话语言的全球性、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以及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等特征。这反映了全球性金融市场是一种知识的架构，即以知识为基础的数字描述和解释着由屏幕介质表达的全球市场现实。这种现实既是价格信息持续变化的过程，又是市场细节不断被更新和解释的过程，它们受到各自地方文化、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影响。因此全球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嵌入，也是一种关系嵌入，即全球金融市场活动嵌入在市场参与者之间持续的信息交换关系之中。总之，这种知识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对于全球金融市场来说，又是建构性的和构成性的。
马克・米兹鲁奇(Mark S.Mizruchi)和杰拉德・戴维斯(Gerald F.Davis)借助于社会网络和新制度理论研究了在金融资本全球性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美国商业银行在19 2－1981年间通过成立海外分行实现扩张的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银行的海外扩张行为能够增加国家的金融资本的力量，但也带来了收入和财富从社会群体向资本控制机构大规模系统性再分配的转移。从20世纪 0－80年代，美国银行由以区域和地方业务为主的小规模，发展为共有150家银行拥有国外分行的国际性产业。对此，他们认为银行走向全球化是一种由组织及其决策者所推动的组织现象。美国银行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是由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和来自地方产业中的显要人物组成的董事会制定的，因此当这种决策被广泛视为“合理”的行动方式时，就会通过企业问的网络扩散开来。这样借助于董事会间的关系网络，那些占据企业网络中心位置的银行会成为引导或者直接模仿其他行为主体的新行为而开办海外分行的银行。
米歇尔・阿伯蕾菲亚(Michel Y.Abolafia)将市场理解为文化的系统，结合自己对华尔街证券、股票和期货市场的人类学研究，揭示了作为经济交换的交易行为是社会性嵌入在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性嵌入在由规则、规范和认知脚本构成的意义系统中的。在他看来，交易过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双向交换，交易的结果反映着社会的、文化的和经济的意义，并由它们塑造着。同时，这些因素还决定着谁与谁交易、出价和要价的协调、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商品的界定以及影响买者和卖者交易的其他条件。作为文化系统的市场，意味着不断重复的交易行为展示了一套独特的相互理解，这种相互理解既促使又制约着人们的选择行为。同时，在交易行为中产生的相互理解会被制度化，并成为市场参与者行为的依据。但市场文化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交易关系中它也不断变化并持续地再生产。
上述社会学学者对金融行为的研究，既显示了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野及其研究路径对金融现象和金融行为展开分析的可行性，又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进一步扩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相对经济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如市场研究、组织研究等)，社会学家对金融行为的研究稍显滞后与不足，但这只能说明它是一个尚待社会学研究者开发的知识宝藏。随着当代社会学家对该领域持续性研究的增加，在诸如股票价格形成的机制、证券市场中的羊群行为等领域已产生了一批富有挑战性和解释力的社会学观点，这些成果将为金融社会学的建构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五、结语
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不仅突显出了金融系统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而且也带来了整个经济体系发展的金融化趋势。不仅如此，金融行为作为实现社会资源社会化转移的一种形式，从参与其中人员的规模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而言，完全有理由认为当代社会的基础不是工业社会而是金融社会。金融社会作为当代社会的特质，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蕴含着巨大的风险，人类历史上爆发的历次金融危机无不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破坏。随着跨国金融资本的增多和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又将进一步增加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力。因此，金融行为尽管不是金融社会学研究的惟一主题，但必定是其核心议题之一。通过金融行为的社会学研究，以揭示金融行为背后社会因素的作用机制，既是社会学积极同经济学和金融学展开学术对话的方式，更是社会学从“庭院”走向“堂奥”的重要发展机遇。这种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将金融行为理解为一种社会行为，意味着经济学向社会生活的回归。
责任编辑：杨向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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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3 13: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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