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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学理方面来看，吴宓的诗学思想作为文学理论现代性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有效地补充和纠正新文学阵营在文学工具意识驱使下将文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混为一体的理论偏颇和在进化论的价值预设下所持的趋新求异的现代诗学建构立场，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但是，它在现实中却遭遇了极其困顿的历史命运，充满了对文学现实秩序建构的无力感，造成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现代诗学的宏观历史文化语境并不适于吴宓诗学理论的发展。其二，吴宓诗学思想的自身局限性和不完全的现代性品格也限制了它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历程当中的生长空间。
【关键词】：吴宓；诗学；现代性；历史价值；困顿命运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31(2011)05－0043－0
百年以来，中国诗学的现代性建构过程始终伴随着功利与审美、传统与现代等诸多矛盾关系的缠绕，众多学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这些关系所作出的不同理解和阐释直接决定着现代诗学思想价值取向的多重维度，使中国诗学的现代性建构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吴宓的诗学思想即是这曲折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环，对其展开深入研究，将会有利于我们理清诗学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脉络，以新的视角去认识现代诗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历史症结，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建设。在对吴宓诗学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最具争议性的当属吴宓在现代诗学建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问题。故而，本文拟围绕这一问题，对吴宓诗学思想的历史价值和遭遇困顿命运的原因作一探究，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吴宓诗学思想的历史价值
作为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吴宓的诗学思想一向因其反对新文学运动的激烈姿态而为人瞩目：他不但坚决抵制新文学阵营在文学创作领域全面废除文言文的主张，而且对该阵营所宣扬的以西方近现代文学发展趋势作为中国新文学未来发展方向的观念提出了质疑。但是，就其本质而言，吴宓与新文学阵营之间的冲突，并不表示吴宓就是传统文学价值的坚决捍卫者和新文学的坚决反对者，只能说明双方在对新文学的建构立场和价值取向等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根本差异，正是这种根本差异使吴宓的诗学思想在中国文学和诗学的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留下了独特的景观和耐人寻味的余韵。透过历史的重重迷氛回头凝望，我们不难发现，吴宓的诗学思想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补充和纠正新文学阵营的理论偏颇，为我们时下的文学理论现代性建设提供启示。
首先，在新文学阵营将全部热情倾注到文学在社会现代性转化进程中所应承当的历史任务的大背景下，吴宓对文学形式的审美意义所给予的重视是对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所进行的必要的补充和纠偏，这是吴宓诗学思想对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所作出的一种有益探索，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文学革命从其发端就是更广阔范围的思想改革运动的工具。”这种价值预设注定了五四学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道路的思考必然会沿着工具论的方向进行：所谓的文学现代性只不过是他们追求社会现代性的有效工具，那些不符合工具意识或是工具意识不强的审美形式则往往被冠以落后之名，排斥在文学现代性的视域之外。这种将文学转型和社会变革捆绑在一起并机械等同起来的态度，势必会限制和简化文学现代性更为丰富的内涵，抹杀和忽视对文学现代性多种路径和多种选择性的探讨。
较之新文学阵营在文学工具意识驱使下将文学现代性等同于社会现代性的趋向，吴宓更注重文学本身的特殊性，尤其强调文学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作为语言文字形式所应具备的审美特性。在他看来，无论外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如何重大的变化，语言文字的审美特质都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内在属性与合法依据，所以，文学现代性追求不能仅仅局限在充当社会现代性表征工具的层面，最大限度地体现语言文字的审美特质亦是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而吴宓之所以会对新文学阵营在文学创作领域里(主要是指诗歌创作领域里)全面废除文言文的主张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维护中国语言文字审美特质的考虑。从吴宓的诗歌批评言论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文言之所以不应该被彻底清除出现代诗歌创作领域，主要是因为，比起纯粹的白话诗，以文言入诗能够更大限度地凸显和发扬中国文字组合的韵律格致，体现出中国诗歌特有的审美价值，其立论重心显然不是将诗歌作为启蒙思想改良政治的工具而在于诗体形式的文学意味和审美价值本身。
其次，较之新文学阵营在进化论的价值预设下所持的趋新求异的现代诗学建构立场，吴宓更注重对中西诗学思想的宏观把握，尤其强调中西传统诗学思想在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进程中所应具备的理论价值，主张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经由对中西方诗学传统的深入了解，努力寻求中西诗学思想的共同品质，以熔中西诗学之精髓于一炉的方式去建构新诗学。
在将文学现代性等同于社会现代性的过程中，五四精英们自然而然地将社会变革和文化选择中的进化论思路转化成了研究和评判文学(诗学)的基本思想方法。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建立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基点上的进化论，是一种机械性演进学说，应用于文学界视域时，会出现新文学流派的兴盛是以否定、取代前一种流派为前提的状况，而发展至最新阶段的文学流派亦必然取得它独尊的、一统的地位。”五四精英们在对待文学时，依旧坚持单一的直线进化式的思维方式，将“新”等同于有“价值”，“旧”等同于无“价值”，坚持“新”优“旧”劣，弃“旧”图“新”的思路。纵览新文学发难阶段的理论资料，随处可见新文学倡导者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过程中对传统文学所进行的全盘否定和激烈批判。当五四激进文人扫荡传统文学，留下资源空白之后，他们试图从异域寻找新的资源来对其加以充实，但是，进化论的价值预设也从整体上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学资源的引进和接受：由于缺少将具体的文学和诗学思想置人历史发展整体中进行考察的自觉意识，一味要求通过中断传统的时间之流来建立迥然有别于旧文学／诗学的新文学／诗学，所以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诗学的过程中亦很容易因忽视其历史发展渊源而陷入不求甚解、机械截取西方话语皮相的误区。这对于主要依靠汲取异域营养以求生长的新文学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先天不足。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吴宓为其诗学主张寻找理论资源的时候，他往往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学和西方古典诗学，在他看来，对于中国文学／诗学的现代性建设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趋新求异，而是重新认识文学和诗学传统，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吴宓的这种看法是由他的“一”“多”观念和文学普遍主义立场所决定的：“百变之中，自有不变者存。”“文章美术之优劣短长，本只一理，中西无异。”他笃信有一种普遍的、绝对的文学价值存在，无论东西古今的文学，凡拥有这一价值者，都是真正优秀的文学，杰出诗学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对这种普遍的、绝对 的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总结，可以说，由不同时代和不同个体的文学经验出发，追寻普遍的、绝对的文学价值，是吴宓的最高诗学理想，正是这一诗学理想决定了他比新文学阵营更加注重和强调中西传统诗学思想在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进程中所应具备的理论价值。从吴宓的具体诗学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方面注重阐发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将西方古典诗学思想奉为圭臬，其学术思路即是将二者置于同一平面上展开比较，在比较中提取二者共同的品质和价值作为整合会通的起点：“西儒自亚里斯多德以下，其论诗论文，悉与吾国先贤名家之说，节节吻合，或互相发明。”而且，尤其可贵的是，尽管吴宓极其重视诗学传统的力量，但是却并没有自我局限在维护传统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相反，在具体的诗学研究中，他本着为中国现代诗学发展树立世界诗学参照系的目的，竭尽所能地打开了通向世界近现代诗学的大门，对托尔斯泰、但因(丹纳)、罗色蒂、哈代、劳伦斯等人的文学创作和诗学思想进行了专门介绍。由此可见，从追根溯源且全方位地介绍世界文学和诗学的角度来说，吴宓所作出的贡献是难以磨灭的，他被誉为“我国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事业的一位先驱者和奠基人”，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究其根源，吴宓和新文学阵营的不同观点源自于他们在进行中国诗学的现代性建设时所持有的不同价值预设：后者所注重的是诗学现代性建设的实用理性价值，在借鉴西方诗学思想时并不要求对其进行宏观理解和整体把握，只强调根据现实需要从西方现代思潮中直接截取理论横断面用于对中国新文学的阐释；相形之下，前者更注重诗学现代性建设的文化学理价值，在面对西方诗学思想时，也更强调将其作为学术文化思想进行整体性的考察和把握，更讲究学术方法及规范学理。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价值紧张，昭示出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在寻找理论生长点时所面临的两难选择，这种两难选择构成了贯穿中国诗学现代性历史进程的一个突出问题，影响着现代诗学理论的发展和变迁。
从以上两方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经由文学革命为中国现代的文学和诗学建设打开了全新的局面，其价值不可贬低，但是，这并不等于这一历史事件就应该成为不容置疑的神圣禁区。作为对文学革命的反动和制衡，吴宓的诗学思想亦是中国诗学现代性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所拥有的学术研究的理性态度不仅使其在论辩中准确抓住了新文学阵营急功近利、趋新求异的根本弱点，而且使其在诗学研究中广采博收，逐步酝酿和衍生出中国诗学现代性诉求中一种不可忽视的诗学理论形态。
二、困顿命运的背后
尽管吴宓以一种与新文学阵营异质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系统参与了中国现代诗学建设进程且发表过颇具启示意义的观点，但是，如果将其置于中国现代诗学发展的历史大环境中考察实际效果，我们就会发现，吴宓这些看似全面理性的诗学理论观点对当时的诗学现代性建构方向并没有起到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学理上的可行性和对文学现实秩序建构的无力感组合成了一个很值得玩味的矛盾现象，个中原因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首先，就总体而言，现代诗学的宏观历史文化语境其实并不适于吴宓诗学理论的生长和发展。
一方面，特定的历史时代在认同和选择新文化阵营文学主张的同时，也冷落甚至拒绝了吴宓的诗学理论。
毋庸置疑，在今天看来，新文学阵营在文学革命中所提出的理论非但称不上高深，甚至还有颇多片面和浅薄之处，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些不甚高深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吸引众多追随者，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是促使五四文学革命走向成功的深层思想动力。按照李泽厚的说法，“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或要素。”这“使得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与“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相得益彰，大大突破了原来的影响，终于造成了对整个中国知识界和知识分子的大震撼。”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五四文学革命亦旨在通过变革文学思想来宣传民主和科学等现代性观念，以实现思想启蒙最终达到救国目的，其中所蕴含的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回应了历史现代性的要求，造就了新文学阵营的强大，使之在理论界和创作界当仁不让地占据了主流地位。其二，白话文学贴近大众的姿态是促使文学革命获得众多支持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余英时所说，胡适以“通俗文化代替传统上层文化”的白话文学主张是促成文学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从社会史的观点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础无疑是城市中的新兴知识分子和工商业阶层。……当时的大众传播工具只有报章杂志。白话文运动获得成功以后，新思想、新观念便能够通过报章杂志而直接传播给广大的城市读者群了。所以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虽出于历史的偶然，但以结果而论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一种发展。”
如果说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倾向和贴近大众的姿态恰好迎合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需要，成就了新文学阵营的强大，那么吴宓的诗学思想则因为疏离这种时代需要而难逃被冷落的命运，具体而言，其对时代需要的疏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吴宓坚决反对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坚决反对将那种广告式的政治宣传运用在文化和文学上的做法，认为新文化运动“牵扯时事，利用国人一时之意气感情，以自占地位而厚植势利，是则商家广告之术，政党行事之方，而非论究学理，培植文化之本旨。”这种论究学理的冷静心态更具有学术意味，但是就总体而言却极不适应当时具有强烈政治意味和启蒙意图的追求社会现代性的时代主潮。其二，吴宓尽管并不完全反对白话文学，但是其在白话文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情况下依旧捍卫文言文的文学和文化价值的主张却透露出了某种属于文化精英的优越感，给人造成了一种与大众隔膜甚至对立的印象，这种对传统语言文学的崇拜和尊敬虽然在学院派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了不少支持和同情，但是却难以从其他阶层那里找到共鸣，最终遭遇了时人的冷落。故而，较之新文学阵营的文学主张，吴宓的诗学思想尽管具有更为浓厚的学术色彩和更为高深的理论价值，但是却因其游离时代主潮之外而显得极为不合时宜，难以扩大自己的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诗学思想现代性的建构过程几乎是和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西方、反叛传统的历史进程同步展开的，在这种大背景下，吴宓主张会通中西融合古今的诗学思想可谓是逆潮流而动，注定会成为中国现代诗学思想发展史上不被人关注的寂寞存在。
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有着深厚旧学修养的一代学人痛苦地感到传统文化圆融稳健不偏不倚的言说方式已经无力回答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更无力承担拯救国家启蒙民众的历史重任，怀着决绝的心情，他们毅然将目光投向域外，开始了发现西方的历史进程，发现西方的热望在催生出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文学 和诗学的发展方向：“民族文艺的新生，常常是靠了一种外来的文艺思潮的提倡，由纷乱如丝的局面暂时的趋向于一条路，然后再各自发展。”与发现西方如影随形的，是持续的反传统倾向，可以说，二者互为因果：对传统文化的失望促成了对西方先进文化的亲和，而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极度渴望与盲目崇信又导致了激进知识分子文化价值判断的简单化，使其在理解传统时更陷入了片面思维的误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文艺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新文化倡导者坚持认为，西方现代文明之光的烛照已经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陈腐朽败之处暴露无遗，他们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破坏和扫除传统文化，以西方现代文化精神为准，规定出与传统彻底分离且方向完全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除了片面理解传统的思维方式，反拨国人惰性习惯的策略性考虑亦是促使新文化倡导者表现出彻底反叛传统的决绝态度的重要因素：“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在他们看来，国人耽于习惯的历史惰性注定了调和论必将难以实施，只有对传统采取快刀斩乱麻式的激进行动，才有望给中国文化的性质带来根本的改变。
百年以来，急于救国新民、摆脱落后面貌的迫切心境使发现西方和反叛传统的愿望逐渐演变为一种“情结”郁积在广大学者的心灵深处，构成了中国诗学现代性建构进程得以展开的深层动因。在这种“情结”的催动下，甩掉历史包袱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一用以标示社会政治和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进步”观念就被悄然置换为衡量诗学理论价值的重要指标。主流学界坚持旧=落后，新=先进的思路，摆脱“旧”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对于中国而言是新的，传统文学理论对于中国而言是旧的，“进步”“落后”，判然可分，高下优劣，一望即明。如此，对传统文论的简单否定和对西方现代理论的盲目崇信就成为主流学界的必然选择，这固然会导致其在诗学理论建构中陷入抹杀中国传统诗学思想价值的误区。不可否认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决绝的姿态走出传统，也迅速推动了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吴宓逆潮流而动，对新文学运动那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思想大加抨击，认为“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今欲造成新文化，则当先通知旧有之文化。盖以文化乃源远流长，逐渐酝酿，孳乳煦育而成，非无因而遽至者，亦非摇旗呐喊，揠苗助长而可致者也。”这种既非复古也非西化的文化态度自然更为理性和全面，可是在当时却因为有悖于现代文化和现代诗学的发展大趋势而显出了某种无力的苍凉。
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吴宓诗学思想的具体形态和当时现代诗学的宏观历史语境并不合拍。就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言，吴宓可以说是“生不逢时”――尽管他也积极参加了现代诗学发展方向的构想，但是由于他所提出的观点已经超越了主流学界的价值范畴和认同视野，依旧会不可避免地遭到“误读”和冷遇。
特定的历史大语境注定了吴宓诗学思想的“生不逢时”，但是，这只构成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吴宓的诗学思想之所以会长期遭遇冷落，恐怕还有其自身的原因。正如詹姆逊所说，“你只能看到你的模式允许你看到的东西；方法论上的出发点不只是指出了研究对象，而实际上是创造了对象。”吴宓的理论模式限制了他对现代诗学的理解和认知，使得其诗学思想在拥有闪光点的同时，也存在着遮蔽处，只能体现出不完全的现代性品格，这无疑也限制了吴宓诗学思想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历程当中的生长空间。
吴宓将“一”“多”观念作为考察中西古今文学有效视点的理论模式在使之有效避免趋新弃旧、扬西抑中的单向思维的同时，也限制了他对中西古今诗学思想差异性的深入认识，导致了其对中西古今诗学理论资源进行吸纳时的某些简单化倾向。
在对中西古今诗学思想进行比较和整合的诗学实践方面，吴宓显然不及后来的朱光潜和宗白华做得成功。除了学养和天资方面的差异(吴宓既无法媲美朱光潜理论建构的系统和深入，又不及宗白华艺术感悟的敏锐与灵性)，吴宓将“一”作为绝对中心加以设定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吴宓融会中西贯通古今的诗学理想主要建立在他对诗学思想永恒价值的强调上，而他对诗学思想永恒价值的寻求则是在“一”“多”并存的思想框架内进行的。在他看来，中西古今诗学理论的具体呈现形态可谓是形形色色，千百异状，但是，“多”中有“一”――千变万化之中，自有永恒和不变的因素存在，这种“一”即是古今中西诗学思想得以融合的基础和纽带。显而易见，“一”“多”并存的思路可以帮助吴宓站在诗学普遍主义的思想立场上，有效化解新文学运动建立在历史进化论基础上的新与旧、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不容忽视的是，吴宓对“一”的设定过于理想化，而他对存在于中西古今诗学思想中的代表“一”的永恒价值的寻求也存在着某种简单化的倾向，缺乏对中西古今不同历史语境中诗学思想中“一”“多”状况流变的明确阐释，也缺乏对中西古今诗学思想共通性下面所隐藏的差异性的具体分析，这不仅削弱了吴宓诗学理想的合理价值，而且给其在诗学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所应具备的现实作用真正落到实处的过程增加了不小的难度。相形之下，朱光潜和宗白华的诗学研究方法虽然亦是通过吸收中西古今诗学理论中合理的理论因子来整合出新的理论，但是在寻求中西古今诗学思想的融会贯通之路的时候，他们也充分注意到了中西古今诗学思想的差异性。他们所主张的整合，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整合，“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尽管朱光潜和宗白华在学术资源吸收和思维方式采用上各有侧重：前者的思想大部分以西方哲学传统为资源，其诗学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更偏向于西方式的分析；后者则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诗学出发，致力于在中西比较中见出中国文化艺术的独特性。但是，二者都对中西文学艺术的差异和流变作出了精微和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一系列精湛的学术见解。如朱光潜曾以中国诗人描写的仙境和西方诗人描写的天国相比较以凸显中西叙事诗在长短情境上的差异：“李白以‘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区区十四个字就写尽仙境的状况和仙人的姿态，但丁和弥尔顿却要用一部书来写。”并进而深入到民族心理学的层面对这一文学差异进行解释：中国民族属于“内倾”型，多专注于自我方面的深思和内省，故而中国文学偏重主观表现，以抒情短篇见长；而西方民族属于“外倾”型，多关注于外物方面的行动和变革，故而西方文学偏重客观叙述，以长篇史诗见长。又如宗白华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指出，中西哲学的源头虽然都是“数”，但是古希腊的“数”是纯数理纯逻辑的“数”，而中国《周易》的“数”是立象尽意的“数”，这势必决定了中西美学诗学分属于不同的体系，一是唯理的，逻辑的，概念的，一为生命的，感通的，象征的。这种细致入微的差异分析也是吴宓诗学思想望尘莫及的。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超越绝对化思维方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之时，朱光潜和宗白华的诗学思想很快就获得了学术界的瞩目，而吴宓的诗学思想却迟迟不能摆脱被冷落的命运。
综上所述，吴宓诗学思想对文学现实秩序建构的无力感既缘自其所处历史语境的偏差，又由于其自身的理论局限性。较之吴宓学术化和理想化的诗学思想，尽管新文学阵营并没有提出更为高深和全面的理论，但是却无疑更为敏感到位地把握住了时代精神，且更具现实可操作性，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吴宓不乏见地的诗学思想会遭遇历史的冷落，而新文学阵营粗浅偏激的理论反倒促成了中国诗学思想的现代转型。然而，经由历史的过滤，粗浅偏激的理论给中国诗学思想现代性建构所留下的问题已经暴露在我们的面前，时至今日，我们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即是对中国诗学思想的现代性建构进程加以反思，而反思的渠道之一就是以科学公允的精神去分析吴宓诗学思想等遭遇尘封的历史理论资源的价值和局限，从而使历史的资源可以有效穿透现实的壁垒，成为今天理论建设的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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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4 01:2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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