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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辛亥革命以前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云南金融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并对此前的云南货币及金融机构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云南是一个落后的边疆省份，由于多种原因，造成云南货币及金融业发展的特殊性。从对云南金融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到金融业对云南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及军事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云南货币；富滇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法币改革
中图分类号：11831.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 14－45431(2009)0 －0100－01
一、辛亥革命以前云南货币金融史发展简要回顾
(一)盐巴和贝币
研究物物交换中一般等价物的出现，云南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根据一般的历史记载，反映物物交换的特色，牛羊缯帛诸物都曾以实物货币的身份出现在交换中，后来还有盐和鸦片。特别是盐，据《马可波罗行记》第一一六章《建都城》中记载：“其小货币则用盐，取盐煮之，然后用模型范为块，每块约重半磅。”明代的《云南图经志》卷二《武定府》记：“土人贸迁有无，惟以盐块行使”。卷四《楚雄府》记：“黑盐每块重二两，军民交易皆用之”。这些记载证明云南用盐为货币是很普遍的。
云南货币的特殊性最突出的是在贝币的使用上。有人认为“云南用贝做货币，已早在西汉以前”。195 年3月，云南晋宁石寨山发掘古墓，曾出土大量的海贝为证。云南在9世纪至11世纪长期使用贝为主要货币。据《新唐书・南诏传》记：“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10世纪初晚唐五代之际，“云南贝子极多”。这是由于南诏时的商品交换活动范围扩大到了东南亚沿海地区，远到湄公河、湄南河及伊洛瓦底江的人口处，故贝由沿海各国不断流入而成为主要货币。据《马可波罗行记》第一一八章《哈刺章州》(云南)记载：“彼等所用海贝，非本土所出，而来自印度。”非本土所出当然是事实，但不是只来自印度，因当时东南亚各国普遍使用贝为货币。这一时期云南民间货物交易及田宅买卖大体都用贝作价，计数之法，一贝称庄，四贝称手，十六贝称苗，八十贝称索，一千六百贝称袋，上文中所说的“觅”即“苗”的同音异字。元朝初时，《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记：“云南民以贝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典赤为闻于朝，许仍其俗”。根据方国瑜先生的考证，直到11世纪左右，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东南亚沿海各国后，云南的贝币流通才开始衰落而逐渐停止。而此时也是青铜开采，云南开始鼓铸铜钱的时候了。
(二)铜钱
云南开采有色金属铜、锡、银等有悠久历史。晋朝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有“堂螂县出银、铅、白铜”的记载。堂螂或堂狼即东川的古名，堂螂所造铜器著录年代最早为东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东川的汤丹矿开办于明代，落雪、茂麓等矿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开采已极盛。
(三)银锭
铜矿的发展促进云南成为采铜和铸钱的重点省区，但是制钱始终只是清代通用的货币中的一种。据清代《皇朝文献通考、钱币》中记载：清初“始专以银为币”，此说法不准确，清代实际上都是银钱并行制，如顺治初期即有明确规定：“钱千准银一两，定为画一通行之制”。为什么清代要继承明代银钱并用的现实呢?是因为“钞皆易烂，而银可久使，钞难零析，而银可分用”。
云南银锭来源复杂，有资料说竟有一百六、七十种之多，主要有元宝、川白锭、牌坊锭、细丝槽银几种。
(四)牌坊锭和公估制度
由于银锭来源复杂，成色参差不齐，光绪十年(1884年)前后，省城银钱业兼倾销银两各商家(市面简称兼销铺)始集会议决，创销一种方长八角形之银锭，名为牌坊锭，定为每锭重五两上下，成色以九八为标准。嗣因各号倾销成色各不足九八，而一律按照九八成色倾销者，仅有数家。于是公推此数家为公估商，呈报官厅立案。凡兼销铺销成之牌坊锭，必经估商审定，加盖公估戳记，始得以公估银通用。所有商民完纳赋税及各州县官报解正供款项，一律以公估牌坊锭加色上兑，不得异议。市面交易亦以公估为标准，至是银两成色始收整齐划一之效。
云南之所以以牌坊锭作为收交中的主要货币自有其特殊原因。云南是经济不发达的边疆省份，全省钱粮不及江浙的一府。湖北和四川两省来的协饷都是大银锭，必需改铸为适合云南市场需要的小银锭。另外，云南与越南、缅甸、泰国接壤，通过贸易和其他往来，带回来的国外银饼、银元，一般都按习惯熔为银锭。而云南省内各地商品经济发达的程度不尽相同，所以“滇中及滇东、滇南一带，多用牌坊锭，滇西则多用槽银”，此种槽银，又通称细丝槽银，与母鸡课银都是各地通用的小银锭。据《昆明市志长编》记载：清末昆明有兼销铺二十多家，公估商六家，多半集中在今天昆明的光华街、正义路和文庙横街一带。
(五)高利贷与当铺
古老的典当业据文献记载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本省典当由来已久，有典、当、质、押四种之分。典之资本最大，利息最轻，押值亦较高，当次之，质又次之，押则实得其反，其外尚有所谓代当者，多设于乡农小邑”。发展到后来，已无如此清晰的划分了。从数量上看，据杨端六先生的计算，清代光绪时期全国约有典当行七千余家，在官银号及国家银行未成立之前，国库及地方官款多存于典当生息，有的地方甚至官设当铺，如云南的兴文当和益华当都是官当，以后且在地方势力的扶持下都发展成了银行。昆明近郊名胜黑龙潭寺庙中现存的“名书玉笈”碑，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183年)，上面记载当时昆明曾有当铺 0家、押铺五家为重修黑龙潭寺庙捐款，自然不一定是全部数字，而以当时昆明的人口计算，此数确非小可。据1910年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所编《云南概况》中记载：“(昆明)户数：城内 121户，城外3 24户，共计9151户。人口：城内11 14人，城外23 21人，共计95235人。”大约不到1 3户中就有一当铺。
又据张肖梅编《云南经济》一书记载，大约在抗日战争前，全市的典当号、小押店共合计不过四十、五十家，抗战以后的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调查，仅余二十三家。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典当业的押品，尤其是其中的不动产难以迅速实现资本转换，“每日当件数目，虽然大有增加，然只当不赎，致成货堆积如山，出号亦无购者，于是现金均成当件，无法流动”。此时典当业真的已穷途末路了。
(六)钱庄与票号
我国近代史中所谓的钱庄，大抵在长江流域称呼此名，北方及港、广称为银号。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本省钱庄，大都规模简单，惟昆明为发达。清代末叶，南门至马市口一带，有数十家之多。”
我国西南省份，票号也曾盛极一时。云南省当时的票号有山西帮的百川通、宝丰隆；浙江帮的乾盛亨、盈泰兴等。云南省本省人兴办的票号有王炽(王兴斋)所办的同庆丰――天顺祥票 号，在云南经济发展方面曾起过较大的作用。除同庆丰外，还有玉溪人马勋臣设兴顺和，于经营银、锡、普洱茶、山货之外兼营汇兑，此种性质之商业机构亦为一特点。
关于王炽创办的同庆丰――天顺祥票号，根据《新纂云南通志》所记：“两号为虹溪王炽所创办，同治十一、二年间(1812～1813年)，先在省垣设立同庆丰，日渐发达，乃亲赴重庆仿山西票帮规例，改组天顺祥，营汇兑存放事业，以同庆丰为总号、天顺祥为分号……逐渐推广，京都、上海、广东、江西、汉口、常德、重庆、成都、叙府、贵阳均有天顺祥票号。总号有资本十万两，京都分号三万两，其余各一万两，并包销四川盐岸。咸、同滇乱与中法谅山之役，均筹垫饷糈，获利甚巨，故资金充裕，款项灵通。两号信用大著，凡协款、丁款、丁赋均归其专办”。但同庆丰――天顺祥票号在辛亥革命前后，遭到许多倒账损失(其中大部属于封建政府及官僚的欠账)。“昔日依官起家，今则缘官招损”，最后终于在鸦片投机失败后倒闭。
(七)商号兼营金融业务
云南的一些大商号利用本省的地理条件，也兼营一些金融业务，主要是汇兑，这种兼营业务给其商业活动提供了很大方便。这类由商业机构兼营的汇兑，严格说来，应该有下列两种形式：一种是代解库银，经领军饷；另一种是商家代办汇兑。
(八)民间借贷
整体来说，截止于辛亥革命时期的云南金融机构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在此期间只有大清银行曾短期来昆明建立分行。云南的兼销业、典当、钱庄或票号除个别外，一般的发展程度远逊于东部或中部地区，这种表现与云南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是紧密相关的。又因省区中条件复杂，各地区的发展也不平衡，货币金融方面也较特殊，如小额白银铸锭的牌坊和细丝槽银广泛行使于流通中，连协济来的十两川锭都难于使用。
二、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云南金融
(一)银行业的兴起
银行是近代产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近代产业由19世纪 0年代开始出现，到19世纪90年代有了较快发展。而真正助长中国银行产生发展的主要社会经济条件，是商业的发展，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在华贸易的发展。
研究云南金融应注意到一些特殊问题，比如在东部地区，外国银行的建立早于中国银行半个世纪，为什么云南的外国银行是在大清银行建立之后，如东方汇理银行才进入云南的蒙自?又如云南的废两改元早在1912年以一纸命令就实行了，早于东部的废两改元20年以上，为什么东部先进地区那样困难?云南如此容易?诸如此类的问题甚多，解决的办法是紧紧抓住云南所具有的特殊性这个中心。
根据张肖梅所编的《云南经济》一书记载：“云南金融机关，在抗战前数量有限，民国十年以前，仅有四家银行，即富滇银行、殖边银行、东方汇理银行、中法实业银行。嗣后殖边银行和中法实业银行先后结束，新银行也增了几家”。这个记载漏列了大清银行即中国银行，其前身是1905年创办的户部银行，具有国家中央银行的职能，而实际上是官商合办的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中国官立银行以大清银行为最早，云南亦然，……宣统元年(1909年)部(户部，190 年改称度支部)派余子清来滇设立分行。……其初资金不过百万元，后存款渐多，营业日盛，以迄光复”。它是云南省的第一家银行，迄止于清末，营业较为发达。而所举四家银行中，有两家是法国银行，其中中法实业银行号称中法合办，富滇银行是云南地方事实上的中央银行，殖边银行则是华北财团与云南地方金融力量挂勾后最早设立的民营银行。
(二)富滇银行
富滇银行于1912年2月正式成立，它是云南割据势力所办的一家地方性银行，是事实上的云南中央银行，直到1950年3月云南和平解放才结束，经历了漫长的38年，论时间、论权力，大约只有阎锡山的山西省银行可以与之比拟。因为至少到抗日战争前期为止，富滇银行的实力与影响都比较大。
富滇银行成立时，定资本额为500万元，规定全为官股。实际未曾拨足，仅由省财政司拨给银元8万元，纸币2 5500元作为基金。到同年1月合计拨款也只有银元505000元和纸币100000元。1914年因资金短缺，曾打算将滇蜀腾越铁路公司股款移作富滇银行资本，遭到铁路公司等反对而未能实现。直到1932年富滇银行结束改组为富滇新银行时，实收资本半开银币亦仅1 00000元。论其银行业务，并非如一般资本主义银行一样以存、放、汇为主，而是利用地方割据势力本身的封建军事权力，从事下列活动：(1)滥发钞票；(2)大量铸造各种低成色的硬币；(3)参与和操纵鸦片贸易。
(三)殖边银行
殖边银行应该是云南最早的私营银行，但它又不是单独成立于云南的银行。“殖边银行云南分行……资本总额一百二十万元。概系商股，该分行设于省城，随即设支行于个旧，并设汇兑处于安顺、上海和香港。考殖边银行，创议者徐绍桢、王揖唐、冯麟霈三人，其目标在辅佐中国银行，使对拓殖边疆的金融力量，得以充裕，民国三年(1914年)三月成立，该行股本总额，定为二千万元，总行设于北京，分支行遍布各省。云南分行在系统上属于该行，并对该行推行纸币，但资金则概由本省搜集，系独立的。民十七(1928年)政府勒令结束。”
(四)中法实业银行
中法实业银行较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来云南设行较晚，影响较小，结束较早，此行1913年在中国上海设分行，1918年3月经法国人一再交涉，“乃由军政、财政、银行、外交各主管长官协商，以该行为钦渝铁道之金融机关，且有华股在内，始行认可，该行遂于三月十二日在省城南关外云津街二十号门牌正式开幕”。至四月，该行复有拟照北方及通商口岸成例发行钞票的意图，地方当局再三禁阻。“至民国九年十月，……该行私运纸币十余万元，以印刷品名义报运入口，已被云南府海关查获扣留”。到了“民国十年(1921年)，该行巴黎总行投机失败，忽然停业，七月间云南分行奉命停止支付，存款几百万全盘倒帐。当时全城骚动，存户天天向该行争论，八月二十五日并聚众包围该行，又强迫法领事负责退还存款，法领事虽当众承认照办，事后借口该行系中法合办，由法政府与云南政府交涉，所有存款，须由云南担任归还。”中法实业银行清偿各项欠款的工作，直到1931年才告一段落。
(五)东方汇理银行
东方汇理银行直译应为印度支那银行，1815年设总行于巴黎，设分行于越南西贡，1899年在中国上海设分行，以后又设分行于天津、北京、汉口、广州、中国香港等地，中法战争后，云南蒙自辟为商埠，滇越铁路又于1910年建成通车，东方汇理银行即于1914年1月在蒙自设立分行。
从1918年起，东方汇理银行以滇越铁路公司每天收入的富滇银行纸币向富滇银行蒙自分行兑换银元，故意制造银根紧张，纸币贬值的局 面，蒙自分行不得不要求昆明富滇银行总行源源解送现银接济，仅八月至十一月即从昆明向蒙自解送银元三十一万四千元。据统计，1914～1930年，该行由云南运往越南的银元总数达14599291元。
与此同时，东方汇理银行积极入侵昆明，1919年8月，由其买办梁子惠出面，在昆明广聚街三十四、三十五号挂出了“蒙自东方汇理银行办事处”的招牌，1921年1月，未经地方当局核准即派出法籍经理人员正式开业，1931年经当局批准才正式改称为“东方汇理银行昆明分行”。在外国金融机构中，东方汇理银行的影响最深远，其在云南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有：
1．操纵云南金融。东方汇理银行蒙自分行成立不久，即根据不平等条约，以“五国银行团”成员的身份，攫取了原由云南同庆丰票号所拥有的无息保管并承汇蒙自、思茅、腾越(今腾冲)三海关关税收入的特权，这些款项估计每年在白银二百万两以上。这些无息巨款既可供给东方汇理银行营运，同时也增加了该行操纵云南金融的力量。
2．垄断大锡经营，操纵云南外汇。东方汇理银行利用所掌握的外汇，居间盘剥，任意操纵，有时大量吸收押汇，故意积存，在出现供不应求时即抬价出卖。据《彝族简史》一书的材料，东方汇理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垄断了云南出口锡锭外汇的 ％”。
3．发行纸币。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钞票云南人称为法纸，法纸可寄往越南、香港、上海等地购买货物，同时又正值富滇银行滥发纸币、币值急剧低落之时，法纸居然一时成为云南地区保存财富的储藏手段。法纸大量进入云南和中国纸币币值的日益低落，使1929年以后的昆明市场上一般大宗交易要等候东方汇理银行挂出法纸和港汇的牌价后才能成交。据说沿滇越铁路一些县份竞有以法纸作为定价标准或记帐单位者。又据日本人及川恒忠的调查，法纸除了流通于云南、广西、贵州外，尚有一部份流通于西藏、青海及西康等地。
(六)外国储蓄会与外国货币
1．万国储蓄会。据《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万国储蓄会于民四(1915年)来滇创立分会”。而1924年所编的《昆明市志》则说：“万国储蓄会云南分会，城内事务所在登仕街云兴巷九号，城外事务所在广聚街徐璧雅洋行。民国二年(1913年)成立，系中法合资有限公司。洋总理法商徐璧雅，华经理陆镐，分会资本无定额，总会资本及准备金共5 9 240元”。
2．中法储蓄分会。中法储蓄分会设于万钟街三十一号，民国十二年(1923年)六月成立。为中法合资有限公司。经理吴百川，资本总额国币二十万元。
3．中法储蓄云贵总分会。本分会设于土主庙下街二十号，民国十二年(1923年)九月成立，为中法合资有限公司。经理李伯贞，资本总额国币二十万元。
这些储蓄会是外国人办的投机性金融机构，万国储蓄会1912年在中国上海开办时，资本仅有银元二万两。从民国八年到十六年(1919～1921年)，每月收储蓄款达二百余万元。后来，商会看到这种投机对社会危险性太大，向国民政府请求取缔。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上海总会遵照国民政府的命令取缔，云南分会也不能不收场。
在云南境内曾经流通的外国银元主要有下列几种：越洋、墨西哥银元、香港银元、印度卢比等。总的看来，侵入云南的外币主要是法国的法币和越洋。
(七)富滇新银行与外国银行的斗争
唐继尧政权末期的富滇银行，滥发钞票、币信低落。龙云政权逐步确立之后，不能不改弦易辙，1932年把富滇银行改为富滇新银行，筹集滇铸半开一千六百余万元，号称资本二千万元。但富滇新银行一开始就卷入了鸦片投机，生意越做越大，1934年初几乎动摇了根本，不得不继续关门整顿。具体措施主要是：(1)管理货币，划一币制；(2)实施“考核现金移动办法”，严禁白银出境；(3)购买白银，增铸半开银币，维持新滇币兑现；(4)改进外汇管理办法。
当时的云南，谁能掌握大锡的贸易，谁就能控制云南的外汇收入，就能掌握全省金融的控制权，这正是富滇新银行要与东方汇理银行斗争的焦点。富滇新银行专门组织了锡贷委员会，积极解决锡矿商生产资金的需要。同时在伦敦、中国香港都设立了机构，用直接交易办法打破了广商和东方汇理银行的控制，在中国香港直接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和中国银行往来，锡的出口贸易真正掌握在富滇新银行手中，争取到的外汇也愈来愈多，由于直接交易，东方汇理银行的法纸不能再进入云南了。
以上措施逐步实施后，富滇新银行的业务有了较大发展。由于大锡经营者感到便利，出口贸易转为发达，刺激了大锡产量的增加，出口商人的外汇不但不自行保留或逃避，反而争着卖与富滇新银行，日积月累，富滇新银行的外汇大为充裕，开始成为本省外汇买卖中心。
通过以上各项作为，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大锡外汇上的垄断地位。东方汇理银行不得不与富滇新银行于1935年 月达成协议，以东方汇理银行承认“不妨碍本省金融与富滇新银行所承办之一切金融政策，并赞助富滇新银行发展一切业务，安定本省金融”为条件，由富滇新银行以优惠价格卖给东方汇理银行和滇越铁路公司一定的外汇。这场斗争最后以富滇新银行占上风而告结束，为云南地方金融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自然也为发展云南地方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场斗争，极大地削弱了东方汇理银行对云南金融的控制，蒙自分行撤销并入昆明分行，后来，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迫使该行在1943年12月清理结束。抗日战争胜利后，该行又于1941年5月在昆明复业，此时法国国力衰微，该行业务稀少，门可罗雀，据说员212212资都是由该行东京分行汇来支付的。1950年3月云南和平解放后，该行于当年 月10日撤销，由此结束了几十年来法国人对云南进行经济金融侵略的历史。
(八)云南“小四行”
1．兴文官银号。兴文官银号是云南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地方政府拨款加上士绅捐款，建立了兴文当，隶属于盐法道，辛亥革命后归实业司管理。1929年划归云南省财政厅管辖，改称兴文公当，那是由于陆崇仁担任财政厅长，为扩大自己的力量而进行的。到1932年，陆崇仁高唱要“以财政辅助金融，以金融发展生产，以生产充裕财政”，对富滇新银行的行长职位欲得而甘心。而龙云却委任李培炎为行长，陆崇仁的愿望落空，所以扩大兴文公当为兴文官银号，增加资本，扩大业务，并责令兴文官银号代理省金库。本来富滇新银行一开始就是省办银行，就代理着省金库，为什么兴文官银号也要代理省金库呢?其所代理的是财政厅系统的款项，意图以财政厅之力和富滇新银行分庭抗礼。这是今后云南经济委员会和云南企业局各树旗帜的开端，却正好合了龙云的心意，可以分而治之。兴文官银号1939年5月1 日改组为兴文银行，位居云南“小四行”之首，后来一直是云南企业局系统中最主要的金融机构。
2．劝业银行。劝业银行最初隶属于云南农矿厅，1930年10月成立个旧分行，12月在昆明成立总行，成立动机是个旧锡商以金融枯竭，银根奇滞为由，向政府吁请投资救济。故此行“主要业务是由总行吸收存款解个旧贷放，并办理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后来，由于农矿厅改组为实业厅，接着实业厅裁撤移归建设厅，劝业银行也随之转移管辖。1935年8月，陆崇仁在为谋全省财政统一的幌子下，将劝业银行由建设厅管辖中拿过来隶属于财政厅，陆自兼董事长。”虽然此行是为解决个旧大锡经营的投资资金而设，但仅二十万半开的资金，不足以和东方汇理银行抗衡，其业务一般只限于小额商业性抵押放款，以后也是云南企业局所属银行之一。
3．东川矿业银号。1931年，陆崇仁将原东川矿业公司的资本拨出一部份，由云南财政厅开办矿业银号，专营存放、汇兑业务。到抗日战争时期，由财政厅增资扩大为矿业银行，也属于云南企业局系统。
4．益华银号。原为益华当，成立很早，1929年8月改组为益华银号，资本额半开银币二十万元，全为商投，业务亦纯为商业性质。1940年，陆崇仁加入资本，任董事长，改组扩大为银行。
上述兴文、劝业、矿业和益华四家银行，后来以兴文银行为中心，都属于陆崇仁控制的云南省企业局系统的金融机构，有云南“小四行”之称。
抗日战争爆发前，见诸记载的还有实业银行(实业合作银行)、云南省立农工银行(未开业)和一些钱庄。保险业方面，有太平洋保险公司和金星人寿保险公司。
(九)两个系统的较量与法币改革
到抗日战争前夕，富滇新银行掌握了全省的金融大权，以后组成了云南经济委员会，富滇新银行的资金使用起来就更方便了，所以企业的发展也较快。而以财政厅为基础的陆崇仁拼命想与之抗衡，组成了云南“小四行”，在云南企业局的系统之内。两个系统相比较，自然是云南经济委员会的力量较强，投资范围较企业局系统广，根据收入资料，截止1938年的《云南行政纪实》一书记载，当时属于云南经济委员会的企业单位共有39家，其中，云南炼锡公司、云南锡业公司、云南纺纱厂、裕滇纺织公司、开蒙垦殖局、耀龙电力公司、云南电气制铜厂、裕滇磷肥厂、利滇化学工业公司、中国电力制钢厂、云南钢铁厂、云丰造纸公司、云南蚕业新公司、中国茶叶贸易公司、云南省合作金库等都是云南较大的企业。陆崇仁系统的云南企业局以兴文、益华、矿业、劝业等几家金融机构为核心，这个系统的资力与云南经济委员会约为二与三之比，这一系统在截止于1939年的材料记载中拥有企业约20多家。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宣布白银国有，禁止白银流通。云南则派专人到南京找孔祥熙、宋子文疏通，以云南地处边疆、中央银行在云南尚未设立分行、各族人民不习惯使用纸币等理由，要求暂缓在云南推行法币。终因国民党政府在云南还没有什么力量，双方达成协议，决定云南“完全服从币改”，在中央四行尚未来云南设行之前，准以云南富滇新银行所发行的新滇币作为法币的“辅币”在云南流通，每新滇币二元作法币一元。富滇新银行趁此机会立即加发新滇币纸币一千五百万元，在各县设立交换所收兑银元，共收兑了云南半开银元一千六百万元左右。这是第二次和四大家族打交道，地方割据势力又得到一些实惠。这一千六百万元半开，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日本人进攻越南和侵入滇西，曾经几度迁徙，后来到1949年，云南地方与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货币体系脱钩之后，竞派上了用场，为地方起义起到了作用，这是始料未及的。
1931年初，富滇新银行设立农村业务股，试办农村救济贷款。采用组织农民互助性质的连环信用保证借款联合会办法试办农村放款，首先在昆明县境内发放了两万元新滇币，农民对利息轻、无实物抵押即可借到资金、数额不集中在少数人身上等几点感到满意。1931年底，昆明县二万元新币贷款本利收回，以后继续推广至安宁、昆阳、晋宁、呈贡等环湖五县，那是抗日战争以后的事了。
三、结语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到，云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封闭落后，使其货币金融发展具有鲜明的特色，如盐巴和贝币最早而广泛的使用，铜钱的大量铸造，牌坊锭和公估制度，富滇一富滇新银行作为地方性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中法实业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外国银行的入侵，以及地方性银行内部之间的相互倾扎与斗争等等，都说明在旧中国封建社会，货币金融发展始终受制于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并成为地方政府势力实现统治的重要工具与手段。因此，从经济与金融关系看，有什么样的经济就会有什么样的金融，落后的经济决定了金融的落后性，这是从云南货币金融发展史中得出的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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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4 07: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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