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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生参与组织管理是促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组织是学生参与管理的载体。本文通过比较欧洲中世纪“学生型”与“先生型”两类不同组织模式的大学，认识中世纪大学学生社团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呼吁在我国高校中学生参与管理的理性回归。
【关键词】“学生型”大学 “先生型”大学 学生社团 组织管理
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波洛尼亚大学时高等教育史上公认的世界最早的大学，享有“大学之母”的美誉。在波罗尼亚大学产生不久，巴黎大学欧洲北部诞生，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欧洲的知识中心。巴黎大学与波罗尼亚大学并称为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双璧”。前者是“先生型”大学的典范，后者则是“学生型”组织模式的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大学组织模式反映了教师和学生在学校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波罗尼亚大学的学生社团在学校管理中的绝对地位是“学生型”组织模式的显著特征。那么，巴黎大学“以教师为主导”是否意味着学生没有参与组织管理的权力？在现代大学中，学生组织作为学生利益的代表应该处于怎样的地位？为了深入研究，我们有必要回归历史，从大学起源重新审视学生组织的历史面貌。
一、波罗尼亚大学
“学生型”组织模式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波罗尼亚大学的发展过程。就词源来讲，“大学-university”来源于古典拉丁语中“universitas” 一词，其原意为“整体” 或 “全部”，用来指代中世纪城市的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为争取特权以寻求自我保护而自发结成的团体，称之为“行会”或“社团”可见，“universitas”当时并不是特指“大学”的专有名词。事实上，波罗尼亚大学在诞生之初与其他手工业者或商人组织的行会没有实质性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学校师生之间交换的是知识产品。因此，波罗尼亚大学本身就是学生行会，起先称为“同乡会”“社团”，后来发展为较大的“公会”。博洛尼亚大学先是按种族、地理出身组成四个同乡会，分别是伦巴底同乡会、托斯卡纳（Tuscan）同乡会、罗马同乡会和阿尔卑斯山外同乡会，后来这四个同乡会进一步联合为两个较大的社团――山南团（Transmontane）和山北团（Cismontane）。这种学生团和教授团构成的师生共同体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发端。
这种师生社团的联合体得以成为博洛尼亚大学的雏形最关键的原因是，欧洲中世纪城市中盛行的“公民权利观念”。当时，不具有当地城市的公民身份的非本城市的公民，不得享有当地市民的公民权利，不受法律保护，甚至需要遵守更严格的法律规范，遭受更严厉的处罚。因此，教师和学生的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常常受到当地地主、市民、甚至房东老板的侵犯。为了寻求自我保护，学生结成学生社团，教授结成教授社团，他们借助集体的力量以行会的名义通过共同斗争的方式同当地的市民公会、封建世俗政权、主教作斗争，争取获得特许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自治权。在师生团体不断的共同斗争过程中，学生社团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11~13世纪，学生社团逐步确立在大学管理中决定性地位。首先，学生力量壮大。学生行会成立之初只是互帮互助的学生团体，甚至没有统一的领导，通常采用“共同协商”的方式处理事务。到12世纪中期，博洛尼亚成为欧洲法学研究的中心，各地的学生和教师开始大量涌入博洛尼亚，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至13世纪中期，多个同乡会以阿尔卑斯山为界进一步联合成两个社团-“山北团”、“山南团”，组织管理规章制度也日益完备（教授被排除在社团之外）。其次，学生掌握经济主动权。学费是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师收入的唯一来源，这在当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的从属地位，学生更有话语权。第三，学校的社会经济价值日益显现。学校的发展推动了当地城市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进步，如果学生不满意就会带着教授迁移到其他的城市，给当地造成重大损失。学生利用自身优势，采取主动参与灵活多变的策略，应对来自多方压力，使学校长期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自治状态。据文献记载，1155年，博洛尼亚大学获得自由迁移权和安全居住权。1158年，弗累德利克一世颁布法令，大学获得司法选择权，博洛尼亚的大学地位基本确立。最终，城市当局准许学生团体“自行选举校长，并授权学生选举一名市长专门为大学的利益服务，甚至学生还获得了任命教师的权利”。博洛尼亚大学的组织管理模式就是在学生团体、教授团体、当局政权和主教多方力量的博弈中逐步形成的。基本上整个13世纪，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的决定性地位使博洛尼亚大学成为欧洲中世纪大学中“学生型”组织模式的典范。
学生社团设总理事作为波罗尼亚大学的总管理机构，总理事会成员由各社团成员选举产生。总理事会有权颁布大学条例，代表学生全面负责大学事务的管理，具有对内高度监督，对外沟通协调的职能。在大学具体事务的管理中，学生社团对教师的严格管理尤为引人注目。学生一般在学期开始前选举教师，选举的教师必须发誓遵守学校事务的有关规定；教师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要经过学生的批准；教师甚至还必须接受苛刻的罚款制度；教师被排除在学生团体之外，基本没有任何权力，唯一可以控制的领域是考试。显然，这种极端的管理模式严重影响了教师的学术自由。教师为什么能够忍受如此苛刻的组织管理呢？关键因素是学生的经济地位。学费是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师收入的唯一来源。在学生掌握全部经济资源的情况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基本上属于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尤其是在工商业发达而教会实力较弱的博洛尼亚，这种雇佣关系显得习以为常。直到14世纪，随着政府加强对大学的干预，尤其是受市民公社“带薪讲学体制”的影响，学生控制经济资源的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学校的权力重心开始转移。“到1350年，几乎所有的教师都由公社提名任命并支付薪金”。
二、巴黎大学
谈到大学的起源，巴黎大学跟波罗尼亚大学一样，也是在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但是，两所大学几乎同时诞生于中世纪为什么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组织模式？“教师型”组织模式是否意味着学生完全处于被管理地位？
分析“先生型”模式的形成原因，刘飞认为，“巴黎大学是教师主导大学的典范，这是因为巴黎大学的学生大多为十几岁的学童，有别于博洛尼亚的学生几乎都是有身份并且年龄上足以参政的成年人”。但是，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博洛尼亚和巴黎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孕育了不同的大学性格。博洛尼亚一方面自然条件优越，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文化交流频繁，发展成为一座繁华的国际化经济中心。经济的繁荣更需要实用性的知识，比如罗马法。其次，基督教会实力较弱，自治性的行会组织众多，为学生行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自由的城市氛围。相比之下，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不单有国王，还有地位显赫的主教,“不是一个自治的城市”，尤其是实力强大的教会控制着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巴黎大学的前身原是巴黎圣母院附近的一所教会学校，后来的索邦神学院一度成为巴黎大学的代名词，充分说明了经院哲学教育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即使巴黎大学的学生是具有参政能力的成年人，也未必能够战胜教皇的势力。
巴黎大学是典型的“先生型”组织模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生没有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力。巴黎大学未来人减少教会的控制，模仿工商业者行会组织成师生行会。经过长期斗争，“1252年，巴黎大学有了自己的校印，上面刻着中世纪拉丁文：‘巴黎大学师生行会’字样。这一时期，巴黎大学以两种组织形式基本固定下来，一种是学生以民族和语言为标志的四个‘民族团’；一种是以学科为特征的四个学院”。学生民主选举各民族团首领以维护自身利益。各学院推选院长进行学院管理。校长是巴黎大学的最高长官，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教授担任。选举校长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由各民族团的首领、各学院院长参加，然后由民族团和各学院选举出来的代表参加。因此，巴黎大学是由校长、各民族团学生首领和各院长共同组成大学管理机构，民主管理大学事务。总之，学生社团在巴黎大学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雅论是在“学生型”的博洛尼亚大学还是在“教师型”的巴黎大学，学生社团都不同程度的参与学校管理，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宋文红教授所说的，“中世纪大学教育终结了”，“ 现代大学是以西欧中世纪大学的学术模式为构架建立起来的事实是雅人能否定的 ”。
我们在当代讨论“学生型”的组织模式，并不是倡导重建当代的“波罗尼亚大学”，也不是完全以巴黎大学为模板，重要的是以史为鉴，反思现在，构建未来。
参考文献：
[1]粟莉,中世纪大学诞生与自治的思想渊源:中世纪的社团思想[J],高教探索,2001(1)
[2]贺国庆，欧洲中世纪大学起源探微，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
[3]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迁移及其影响[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 )
[4]中世纪大学组织的形成，《外国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 第二分册》
[5]《德意志历史文献；法规Ⅱ》114页，芒罗英译，取自《欧洲史料》第2卷，第3号第2页载于《外国教育史料》
[ ]同[4]
[1]程玉红，中世纪“学生型”大学的产生与发展[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2( )
[8]刘飞，大学的前世今生[J]，载于宋文红《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演进》[M]，2010版，商务印书馆
[9]刘霞，《摇篮：催生英才的20所顶级大学》[M],上海文化出版社，P15
[10]李兴业，《世界著名学府之巴黎大学》[M]，湖南教育出版社，P21
教育部课题“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的前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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