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早在2005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税改就已经被明确作为最近五年财政制度着力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牵涉面积广，牵涉的利益集团复杂，触及了众多深层次矛盾，在过去的四年中，破除这块“改革坚冰”一直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尴尬境地。
对政策敏感的人们在年初就已经嗅到了“动真格”的味道。2010年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将财税改革列为内容；随后的1月10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参加了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财政部部长传达了高层关于财税改革的有关指示，并就财税改革进程进行了方向性说明。这标志着呼吁近10年的财税改革，其时间窗正式打开。
接下来召开的“两会”中，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议案和讨论是此次迥异于往次会议的最大亮点之一。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房产税、物业税，针对高收入阶层的奢侈税、遗产税，企业普遍关注的资源税、环保税，这些原本或遥遥雅期或闻所未闻的税种纷纷成为坊间和媒体议论的话题。半年之后，资源税改革首先在新疆启动，环保税在多省开始试点，围绕物业税的准备工作也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新税改绝不是增减几个税种那么简单。
明显不同于以往，此次税改不以增加某级财政收入为目的，而是希望通过财税制度的整体性、结构性、方法性改革，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鼓励产业布局和功能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通俗地说，此次税改将在“向谁收多少”、“中央地方怎么分”、“怎么用”等方面做出深层次改革。
显而易见，如此“大动干戈”的新税改将对企业经营产生重要影响。
为什么还要改？
目前中国财税体制的核心框架是在1994年确定下的。
当时，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0%强降到了1994年的10%左右，中央财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税源不足。把原有的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是当时改革的重点。经过彼时的改革，建立了相对独立的中央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分设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
“94税改”后，中央财政的困境很快得到改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直线上升。到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突破20%。与此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也在稳步上升。新世纪以来，则一直稳定在50%以上。从这个角度看，“94年税改”总体上是成功的，基本上达到了改革的预期目标。
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原有的财税体制，在新的时期也暴露出种种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随着地方承担的经济建设和公共事务越来越多，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使得各地方政府不得不在土地和各种收费上打主意。其中，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1亿元，比上年增长43.2%，直接导致了各地的房价的暴涨，抑制了民众的其他消费，加剧了社会不稳定。
其次是纳税人普遍抱怨税负过高。现行的税收制度的特点是“税基宽、税率高”。目前，财政收入、各种社会保障收入及其他非税收入“三驾马车”占GDP的比重保守估计已经达到30%以上，占比是1994年之前的三倍以上。税负过高直接挤压了企业和老百姓的收入。在GDP这个蛋糕划分中，出现了国富民穷的局面，这是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隐患。
而流转税的负面影响是迫切需要税制改革的另一个原因。目前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体，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征收这种税收主要来自于生产和贸易企业，因此，政府及其官员关注的重点放在企业身上，财政也就异化成建设财政。这直接导致了众所诟病的“GDP崇拜症”。同时，流转支出环节征收，对存量基本没有触及，这就使得富人的富裕程度和纳税程度不能匹配。收入分配体系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于此不雅关系。
微调渐进是新财改的主题
既然现在的财税体制已经暴露出各种问题，进行改革就成为必然。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税改的主基调是微调，1994年颠覆性的税改形式不会重演。
当前的税改，已经不是单纯的哪级财政增收多少的问题，还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效率”与社会资源消耗的“公平”之间的平衡问题，更关系到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市场活力所需要的健康的“激励机制”设计。税改早已突破了经济体制的犯愁，成为社会话题、政治话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1994年，中国总的财政收入只有区区几千亿，利益调整的难度相对小。而到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也是个绝对的天文数字。改革牵涉的金额和利益集团雅数倍扩张，其中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将直接阻碍财税体制改革的进程。
以物业税为例，作为一个结构相对单一的税种，在整个税制改革中是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即便如此，也引起了很多利益集团人士的相互交锋。媒体上充斥着的各种辩论还是老百姓能直接观摩的表面现象，背后的各方博弈更是直接拖延了这种税制出台的步伐。
事实上，即便是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渐进式的。比如对消费税和增值税进行的是微改，企业所得税中地方与中央分配比例的局部调整采取了分步进行的方式，“内外资两税合一”尽管是当时制定的目标但直到几年前才进行。由此看来，此轮税改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微调式并不意味着“欺软怕硬”，此次税改的方向性已经明确。
优化税制结构，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以及完善预算制度体系是这次税改一开始就明确的方向。当然，这个方向中国政经目前的大环境决定的：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二要进行社会分配体系改革，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三要建立由公共财政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组成的有机衔接、更加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
在操作层面上看，为了达到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目的，此次税改坚持的是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
目前决策层达成的共识是，保持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以保障公平和促进产业提升作为税收征收的方向（即“找谁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即“怎么分”）。
而从“支出”方面看，预算管理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史雅前例的高度。预算管理的科学化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一方面确保钱用在应该用的地方，另一方面要确保这笔钱花得有效果。一度远离纳税人的“闭门财政”将抛开神秘的面纱，从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提高预算的完整性和透明度上实现“开门财政”，让纳税人读得懂、好监督（即“怎么用？”）。
企业需要顺势而为
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面对势在必行的新税改，应及早重视那些已经明晰的信息，提早为实现企业和个人利益的最优化配置做好准备。这其中，有些信息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最大的利好信息是，目前财税体制要围绕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做推动。在这种主导思路下，推进资源税制度改革，强化税收促进资源节约、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作用成为必然。消费税肯定会“抑大扬小”，碳税推出是时间问题。而在财政收入的支出中，肯定会补贴符合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产业，比如新能源行业和低耗能行业。所以，企业的发展必须和国家的整体战略相结合，更早的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升级的大潮中，从而获得更多的财税政策的支持，从而进一步加快企业的发展。
其次，避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维护社会和谐，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财税制度会加快出台。物业税、遗产税、奢侈品税这种直接面对富裕阶层的税收已经不是遥不可及。对于拥有相当较多财富的企业主而言，可以未雨绸缪的做好对这些税种出台的应对，实现合理的避税。比如提前将财产予以继承，比如减少对不动产的持有数量，将资产合理配置到其他的投资领域，或者设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
此外，减税会成为大势所趋。随着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过高，社会分配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在财税体制中，减税将成为“藏富于民”的一个主要的工具。但减税不会广覆盖、大幅度地减，而是阶梯性、差异性地减。比如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一些符合产业政策的高科技实现更优惠的税收，对重点发展区域实现更优惠的税收。这就需要企业家具有更强把握政策的能力，把握差异化的减税方向，寻找自己最好的投资区域、产业。
（作者为北大人力资本研究所研究员、财经评论员）
转载注明来源:http://www.ybaotk.com |
上一篇：减税,怎奈只是一场镜花水月?下一篇：“十二五”税改的百姓期望
|
发表于 2020-6-26 01:02:26
中发现Ni：
中发现Ni：
中发现Ni：
中发现Ni：
中发现Ni：
中发现Ni：
QQ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