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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银行业的系统性违约风险尚不可见。然而，由于过去一些年来的快速扩张，商业银行的风险杠杆正在放大，资本和损失拨备的补充压力正在上升。由于我国银行业的资本补充机制过于依赖利差收入和法定的利差水平，资本补充难以持续。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在于继续改革商业银行的微观运行矶制，把银行的经营模式从主要依赖资产的账面利差转变为经营风险资产，把经营偏好从追求资产规模转变为对风险进行恰当溢价，通过风险收益提高可持续性。
系统性违约风险尚不可见
这一判断来源于对历史的回顾。追溯从改革开放至2000年这段时期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大体上经历了两次大的信贷膨胀周期。这两次信贷膨胀周期都造成了严重的资产质量司题，从而导致了1999年以来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划拨。从商业银行的年报可以看到，迟至2004年，个别国有太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还高达24％。
究其原因，前两次信贷膨胀之所以会造成大面积的资产质量问题，主要与中国经济特殊的运行机制有关。
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国经济主要处于产品货币化阶段。伴随经济体制换轨和商品市场的发展，产品的货币化进程加快，国民收入开始向居民和非国有部门倾斜，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继续依靠财政对国有企业进行投资已经力不从心，而大量居民存款正在银行系统内快速增长，这直接促成了“拨改贷”政策的出台国有企业从原先的由财政雅偿拨款，转为从银行贷款。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国有企业贷款在大幅度地快速增长，但财政及国有企业本身的资产净值或权益(e uity)并没有随之增长。没有自有资金支撑的信贷类似于次级贷款，毫雅疑问属于高风险贷款，迟早会出现系统性的资产质量问题。因此过去两次信贷膨胀出现严重的资产质量问题，其根源就在于信贷扩张缺少权益和自有资金的支撑。
那么，当前的这一轮信贷扩张，模式是否相同？答案是否定的。本轮货币化主要不再是产品领域的货币化，而更多是要素领域的货币化，尤其是资源性要素领域的货币化，或者称之为财富领域的货币化。
改革开放20年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由此导致资源性要素迅速升值，进而产生巨大的财富效应，诸如房产、地产、矿产资源以及特许经营权等。在这一轮的要素／财富货币化过程中，企业、居民，政府部门都出现了显著的权益或财富增长，负债能力显著提升，信贷增长具备坚实基础。而从目前的情况看，违约风险整体可控，不太可能发生像过去那样严重的系统性资产质量问题。
首先以企业部门为例，图1为1999年至今规模及以上工业企业的权益增长与信贷增长情况。可以看到，2000年以来，国有工业部门权益资金(即自有资金)的变动，与其贷款的变动基本上是同步的，且幅度相差不大。这与上一轮信贷膨胀周期中严重脱离权益的信贷扩张完全不同。同时，工业企业的利息保障倍数也在逐年上升(见图2)，这说明企业部门除现金流状况在明显改善外，还款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此外，工业企业在银行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说明行业的集中度风险明显下降。从企业本身的杠杆率来看，其整体财务杠杆率也在下降。这些情况说明，由于权益的增长与杠杆率的改善，企业部门在当前一轮信贷扩张中基本上不存在系统性的资产质量风险。
其次看居民部门。近几年来，住房抵押贷款是居民信贷的热点领域，也是银行信贷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对于这一类贷款，判断其信用风险高低的关键不是看绝对规模，而是看居民部门的财务杠杆比率，即家庭的负债比率。由于该负债比例主要受房价变动影响，所以关键还是看房价变动对家庭财务杠杆比例的影响。
从表1可见，即使保持首付比例不变，居民家庭或借款人的实际负债规模也将随着房价的上涨而不断上升。例如，当房价从100升至300，虽然首付比例仍为20％，但实际贷款的比例以及负债的规模，均将大幅上升。一旦房价下跌，就会导致在高位区域进入的购房户的实际负债率，即杠杆比率，迅速上升。杠杆率的变化是威胁按揭贷款资产质量的一个最主要风险因素。如果允许对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进行创新，例如允许房屋净值贷款(Home E ulty Loans)或加按揭贷款(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前的情况，一旦房屋升值，就可先将原来的贷款还清，再以更高的房价为抵押去获取更多的贷款)，则房价下跌后，居民家庭的实际负债比率会上升得更快。
表2显示的是影响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的基本机制，其中涉及两个关键因素。其一是贷款家庭的贷款／房价比(Loan to Value)。很显然，当房价下跌时，贷款／房价比将上升。其二是债务／收入比。一旦加息，家庭负债在其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会相应上升，从而导致违约的出现。对照这一违约机制来考察我国房地产信贷与抵押贷款的情况，可以认为大规模违约的风险并不存在、或微平其微。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在次贷危机发生后出台了一系列限购、限贷政策，对房贷首付的比例以及二套房、三套房的购买均作了十分严格的限定。
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房地产抵押贷款所能承受的房价下降幅度，与房贷的首付比例是直接相关的。此前有报道称，银监会认为我国银行业的房屋抵押贷款可以承受50％的房价下跌幅度。部分评论认为，这一估计可能过于乐观。然而从以上分析来看，这一估计基本上是准确的。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目前在居民部门，尤其是房地产抵押贷款领域，也不存在系统性的资产质量问题。
最后是政府部门。当前，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已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该类贷款的余额存在多种估计，官方的估计主要有三种。其一是被广为引用的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国家审计署《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指出，截至去年底，我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12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贷款约为8 41万亿元，占19.01％；地方债务总额中，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债务余额约为49110. 8亿元。其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据中国人民银行对2008年以来全国各地区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情况的专项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0000余家，其债务上限为14万亿元。第三种统计口径来自银监会。据报道，银监会统计出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余额约为9.09万亿元。总体估计，平台贷款最高为14万亿，最低为5万亿。
5万亿至14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是否足以引发系统性的资产质量问题？答案是未必。从负债总量看，目前，中央政府债务、政策性银行债务以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 的总额约占当年GDP的50％，低于国际公认的 0％的警戒线，仍处于可控范围内。其次，从负债机制来看，政府的负债属于有抵押负债，偿债能力并不低。如前文所述，本轮货币化主要是资源性要素的货币化，各级政府作为资源性要素的排他性所有者和经营者，是财富货币化的主要受益者，雅论是资产净值还是可抵押市值早已今非昔比，其负债方式与传统的通过发行新债来滚动旧债的政府负债方式完全不同，可持续性较强。
资本与损失拨备的补充压力正在上升
尽管企业、居民与政府部门的系统性违约风险尚不可见，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银行的风险杠杆正在放大。这一判断可通过以下几个指标的变动得到反映。
其一是存贷款规模的增长。存贷款的变动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基本是同步的，2009年的增幅尤其迅猛。过去5年间，银行资产大约增长了1.5倍，其中股份制银行的资产增长更为显著。相应地，股份制银行和国有大银行在全部银行业资产中的占比也有所变化：国有银行的占比有所下降，股份制银行的占比有所上升。从表面上看，如果用传统的财务质量指标，例如杠杆率来考量，在资产扩张之后，银行的财务杠杆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然而如果采用风险杠杆指标，则预警信号已经出现，突出表现为银行资本充足率的下降。在银行竭尽所能进行外部融资之后，资本充足率指标仍出现下降。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融资，下降幅度将会更大。
从另外一个传统指标――资产质量指标来看，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资产率都在下降，似乎风险也是较低且可控的。然而，由于银行的资产质量不断提升，五级分类中后三类不良贷款的绝对余额持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不良贷款的绝对余额提取的损失准备金比例虽然上升，但由于不良贷款余额本身在下降，导致损失准备金的绝对规模较之总资产的比例实际上还是下降了(见图3)。
那么，银行资本应如何补充？从13家上市银行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银行的资本补充主要依赖于权益的增长(见图4)，其中来自利润的部分约占50％，包括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一般准备金。另外一种渠道是资本市场融资。2010年，不包括可转债的发行，银行在A股市场融资总额21 3.30亿元，创历年来新高。2011年，根据各上市银行公布的再融资计划，1 家上市银行中有14家在今年有不同规模的融资计划，融资规模总计515 .5亿元。
资本补充过分依赖利差水平，难以持续
基于现有的经营模式和经营机制，通过利润、利差来补充银行资本金的模式是否可持续？是否足以维持银行资产负债表当前的扩张速度？下面的信算足以说明司题。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仍是利差，今年上平年，银行净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最低为1 ％，最高时将近90％。在这样的格局下，现有的利差水平远不能满足资本补充需求。平均而言，13家银行必须把现有的利差水平扩大一倍，才能够基本满足其资本补充的需求。如果银行的利润留成比例较低，则实际利差水平与目标利差水平之间的缺口会更大(见图5)。
股份制银行实际利差水平与目标利差水平之间的缺口大于国有大银行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股份制银行资产增长的速度快于国有大银行。其次，股份制银行的平均风险权重，即其资产的风险性，高于国有大银行。其三，股份制银行对利息的依赖程度高于国有大银行。
依靠利差来补充资本金的模式显然不可持续。
首先，一旦法定的存贷款利差收窄，银行的利差必然也随之收窄。由图 可以看出在2001年以后，存贷款利差总体上是收窄的。其次，一旦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出现周期性反弹，存贷款利差将随之消失。目前，我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基本上处于历史最低点。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统计的全球利息收入占比最高的前25家银行。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其利息收入占比较高，而不良率在同业中基本是最低的。相反，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的一些大银行正处于不良率最高的历史时期。而一旦我国银行业的不良率开始反弹，目前2％-3％的利差极易被侵蚀。最后，对利差的依赖会导致利率的市场化改革难以推进。目前看来，未来3年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难有实质性进展。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风险的市场化，没有利率市场化，就很难消除金融抑制，而信贷资源配置领域的福利损失也将难以消除。
改革微观运行机制，提高风险资产的风险收益
如何走出困局？收入多元化或许是一条路径。但不要忘记，多元化的收入归根结底大多衍生自资产业务，所以关键还是要提高风险资产的风险收益。银行应当从片面强调资产的账面利差收益转变为强调风险资产的风险收益。资产回报率(ROA)联系的是利差和资产的规模，强调的是资产的账面回报，很容易强化银行对于利差的依赖和对于资产规模的偏好。为实现资本补充的可持续，必须突出强调对于风险回报的考核，促使银行更加关注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Risk-adjusted Return on Capltal，即RAROC)。RAROC指标联系的是回报与风险，高水平的RAROC表现意味着风险和收益的平衡，意味着银行的风险资产增长与对应的盈利能力相匹配。资本充足率与资产回报率平衡增长才是一种可持续的模式。
当前银行的风险溢价能力如何1根据资料，自2004年以来，13家上市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是下降的，商业银行对风险的溢价要求偏低，且在持续走低。
如果对风险溢价的关注不够，而是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对账面利差，即人民银行法定利差的经营上，必然会导致资产规模的粗放式扩张，进而导致资本的过度消耗。这种模式显然不可持续。这也说明，银行业改革并不应只是注资和上市，也不只是监管当局提出资本监管要求，最根本的是转变银行的微观经营机制。
从历史上看，我国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是所谓存款立行时期。这是80年代较为普遍的
种提法，强调存款的重要性。“存款立行”促使银行认为有钱就可以放贷，过度依赖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其危害在于，倾向于鼓励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低水平扩张，降低银行体系的安全性，严重后果前面已经介绍。第二，贷款立行时期，强调有利差便可放贷。由于人民银行规定的法定利差较为可观，为追求这一账面利差，银行倾向于追求资产规模，加快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忽视资产质量。“贷款立行”还忽略了资产的风险性，因为银行放出的每一笔贷款都是一种风险资产，需要银行用自有资本或准备金来缓冲。若资产一味扩张，而资本水平没有相应提高，则势必放大银行的风险杠杆。这一经营策略本质上也是一种低水平、粗放式扩张。第三，资本立行时期。现阶段必须强调资本立行，强调银行将对资产负债的经营和管理置于对风险的经营和管理之上。监管对风险设定资本要求，银行就必须对风险设定回报要求。这样的经营策略能够促使银行转变经营机制，避免过度依赖于资产扩张，从而把精力集中于对风险资产的经营上，对风险本身进行恰当的识别和计价。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资产、收益和资本三者之间平衡发展，银行的经营才具有可持续性。总而言之，股改、上市及资本监管只是银行业经营机制改革的起点，只有真正开始银行微观运行机制的改革，整个银行体系的改革才能真正收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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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8 01: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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