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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2010年我国沪深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民营上市企业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1.民营上市企业的政治关联对其多元化程度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当民营上市企业的政治关联划分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之后，只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多元化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都不显著。2.制度环境的改善不能弱化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而是有助于提高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但该影响并不显著。
关键词：民营上市企业；政治关联；多元化投资；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F21 .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12－００21－０8 DOI:10.39 9/j.issn.1003-9031.2011.12.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经历从雅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生力量和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些市场准入和融资限制也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制约。为了使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加入到“参政议政”的大行列，并在政治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事实上，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政治关联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同样存在。正如Faccio（200 ）所说，政治关联对企业的影响乃是一个基于全球范围的世界性问题[1]。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带来诸多价值效应，如政府优惠政策、融资便利以及行业准入便利等好处。不同于以往大量学者直接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开始研究政治关联影响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如政治关联是如何影响企业的股权结构、财务结构、多元化并购、政府援助等，进而研究这些效应对企业价值带来的影响。
我国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成长过程与其不断地面临和消除各种行业壁垒有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活动能力是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活动能力越强，企业就越有可能不断地消除各种进入壁垒，从而促进企业的成长[2]。为深入分析政企关系对民营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本文将着重研究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多元化投资的影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划分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以及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试图分析不同形式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
二、政治关联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投资：理论假说
（一）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的影响
为谋求企业良好的发展，企业必须积极寻求政府等社会关系网的帮助，而这些非市场因素正是为企业带来诸多有利资源（如资金、政策的支持等）的重要原因，由于企业多元化要求企业有能力并有条件进行不同方式的经营运作，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把这些资源投资于不同的业务领域，从而促成其多元化。我国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现象已越来越普遍。大量文献研究表明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为企业带来诸多经济价值效应，如产权保护、融资便利、行业准入便利、税收减免等好处；而这些被政府所控制的资源正是企业进行多元化投资所必需的资源[3-5]。事实表明，民营企业的私有产权在得到保护的情况下，民营企业更有可能做大做强、不断地发展壮大[ ]；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的解决，可以为民营企业企图进行多元化投资带来更多的资金支持[1]；税收等政策优惠措施的实施则能减轻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项成本费用；而行业壁垒的消除则有利于民营企业突破自身业务增长有限的限制，进而去新的业务领域寻求新的增长（汪伟、史晋川，2005）。可见，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可以为民营企业进行多元化投资带来各种有利的资源，进而来促进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投资程度。
（二）不同市场化水平下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的影响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明显的差异，有必要对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进行具体的分析[8]。
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的行政干预越强，民营企业就越有可能建立政治关联来规避政府的各种行政干预；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中，非国有经济比重越高，民营企业越能得到产权保护和企业发展的支持，面临的外部环境就越好，从而削弱了民营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同样，金融业越是发达，企业外部投融资环境越是乐观，企业建立政治关联的动机也会削弱。基于理论假设1以及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弱化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多元化投资程度的正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选择和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采用赫芬德尔指数（HI）来考察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赫芬德尔指数把多元化企业所涉及的各个行业的收入比重进行加权计算，比以行业数来衡量多元化更加精确。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ai为企业所涉及的各个行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n代表企业参与的行业数。该表达式说明，企业进行专业化投资经营时，ai=100%，HI=0，HI随企业多元化程度的提高而变大，也就是说，HI值越大，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越高。
2.解释变量
民营企业建立政治联系一般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方式：一类是民营企业家因当选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政议政而形成的政治联系；一类是前任政府官员被民营企业聘请担任企业高管而形成的政治联系；另一类则是因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和支持，政府官员直接“下海”经商而形成的与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由于实际控制人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较大①，本文将考察民营上市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背景，将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Politic）具体细分为以下三种,即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ZZ1）、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ZZ2）以及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ZZ3）。
（1）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ZZ1）。本文把我国民营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是否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全国、省级、市级、县级）作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ZZ1）的衡量指标，不同级别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身份代表了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不同程度。由于该度量指标是定性指标，本文对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进行变量赋值，具体划分为五个级别，赋值越高，政治关联越强。
（2）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ZZ2）。把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是否担任过前政府官员（省级及以上、市级、县级）作为该变量的度量标准，该变量符号为ZZ2。
（3）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ZZ3）。把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是否担任某全国性行业协会的会长、副会长或者理事来划分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程度，该变量符号为ZZ3。此外，本文在分析上述三种不同形式政治关联的基础上，根据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是否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前政府官员或者某全国性行业协会担任职务，把不区分政治联系的政治关联变量（Politic）设置虚拟变量值0和1，其中1代表有政治关联，0代表雅政治关联。
3.控制变量
由于研究需要，本文需要对解释变量以外的其他有关变量加以控制，具体说明和计算方法具体见表1。
（二）模型的构建
1.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模型
建立如下模型检验理论假设1：
各变量说明见表1，其中，?琢为常数项，?着为残差项，?茁1―?茁9为检验模型的回归系数。在检验理论假设1时，需对变量Politic作相应的替代，即分别检验变量ZZ1、ZZ2、ZZ3对HI的影响。
2.制度环境差异对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模型
建立如下模型检验理论假设2：
其中，交叉项Politic*MI表示政治关联与制度环境的交互影响；MI是根据民营企业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的中位数为界而设置的虚拟变量，大于中位数的为1，反之为0；政治关联Politic则是根据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有雅政治关联而设置的虚拟变量，有为1，雅为0。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1.样本选取
本文以2010年度沪深民营上市公司为原始研究样本，但创业板民营企业在披露各行业的收入比重的相关数据不充分，不利于进行多元化指标的计算，本文剔除了所有在创业板上市的民营企业。此外，还剔除了所有ST股，得到55 家民营上市企业。由于选取2010年各项有关数据，剔除2010年上市的公司，最终得到400家研究样本。
2.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以全面获得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背景资料：一是通过深圳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中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及背景；二是各企业年报中关于实际控制人履历介绍的资料；三是股票软件中披露的高管资料进一步核对上述资料。以上三种方法仍雅法获得数据的，再通过网络搜索相关资料。本文研究样本中其他各有关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来自深圳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的公司研究系列数据库，如公司所处行业、省份、地区等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则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中的股东股本数据库，其他各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库》。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本文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主要是SPSS和ECXEL。
四、实证研究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1.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ZZ1)的描述性统计
表2是样本上市企业中实际控制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层级分布情况。除了251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当选任何地方各级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外，其余样本公司都具有政治关联现象，说明民营企业家建立政治关联现象已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事实（见表2）。
2.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ZZ2）的描述性统计
有91.25%的样本民营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并没有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这说明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通过此种方式建立的政治关联现象比较少，而只有11家样本民营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有相关的政府部门的任职经历（见表3）。
3.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ZZ3）的描述性统计
在将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划分为四个不同级别，雅任何行业协会任职经历的样本民营上市企业所占比重达到83.25%，而其余的1 .15%的样本民营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分别担任了全国性行业协会的会长、副会长或理事等职务（见表4）。
4.不区分政治关联（Politic）的描述性统计
在不区分政治联系的情况下，样本民营上市企业中实际控制人有政治关联的占了42.50%，其余的则雅政治关联现象，即实际控制人即没有代表委员类身份、也不是前政府官员、也未在某全国性行业协会担任职务（见表5）。
5.企业多元化程度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把多元化定义为民营企业所投资经营的行业数超过2个或者2个以上。按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行业总共分为21类①，多元化民营上市企业家数达到110家，占总样本的42.5%（见表 ）。当赫芬德尔指数HI=0时，该企业从事专业化经营；HI值越大，企业多元化的程度越高（见表1）。HI的平均值为0.1323，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91。
.市场化指数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市场化指数相关数据来自樊纲②，样本中，市场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其MI为11.11，最低是西藏，MI为4.25。本文以市场化指数的中位数10.55为临界（表8），高于该指数的统一归为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低于该指数的则归为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低市场化水平地区包含1 2家样本企业，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包含238家样本企业（见表8）。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之间的Spearman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水平详见表9（其中**、*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下显著）。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ZZ1）与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为正（其相关系数为0.121,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被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级别越高，即政治关联程度越强，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也就越高；而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ZZ2）和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ZZ3）也都与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而总体政治关联变量则与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显著为正，结果与预期假设相吻合。
此外，Spearman相关性分析还表明：除了变量ZZ1、ZZ2、ZZ3以及变量Politic与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HI）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外，民营上市企业的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上市年限（Age）都与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为1%），这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负债水平越高、企业上市年限越长，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就越高；而变量企业绩效（ROA）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都与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HI)显著的负相关，表明企业绩效越好，股权集中度越高，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反而越低；另外，企业成长性（Growth）与HI的相关系数也为正，但不显著；固定资产比率（Tran）与现金流量（NCF）均与HI负相关，但显著性不明显。因此需要对除政治关联以外的其他变量加以控制。本文将在回归分析中采用方差膨胀因子、特征值、条件指标等方法对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
（三）多元回归结果与分析
1.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影响的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企业规模、财务杠杆、上市年限、固定资本比率、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其他自变量后，不同形式政治关联的回归结果存在差异，具体分析如下。
（1）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ZZ1）对多元化投资影响的回归分析。首先分析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ZZ1）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HI）的影响（见表10）。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系数为0.113，大于零，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在控制变量Size、Lev、Tran、ROA、Growth、NCF、Top1和Age之后，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ZZ1）与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HI）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仍然是显著的，即ZZ1是HI的显著因素。同样，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基本与预期一致。其中，企业规模（Size）与企业上市年限（Age）都与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显著性水平为1%）；固定资本比率D/A与多元化程度（HI）在1%显著性水平下负相关，这是因为资产的可转移难度加大导致的，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Lev、ROA、Growth、NCF、Top1对HI的影响都是负的，但并不显著。
（2）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ZZ2）对多元化投资影响的回归分析。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ZZ2）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的影响为负相关，并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是否为前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的多元化投资的负影响十分有限（见表11）。
（3）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对多元化投资影响的回归分析。当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表现为是否在某全国性行业协会担任会长、副会长或者理事等职务时（见表12），回归表明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的系数为正，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变量ZZ3也不是影响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的显著因素。
（4）政治关联对多元化投资影响的回归分析。不区分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政治关联的情况下，变量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的影响（见表13），变量（Politic）的系数为0.100，大于0，5%水平下显著，说明在不区分政治关联情况下，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影响显著为正，假设1成立。
综上分析，当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被区分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后，只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影响，理论假设1是成立的，而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都不是影响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的显著因素，即在这两种情况下，理论假设1不成立；当民营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政治关联不作具体区分时，理论假设1成立，即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
2.不同市场化水平下政治关联对多元化投资影响的分析
以上分析是样本民营上市企业实际控制人不同表现形式的政治关联对多元化投资的影响，然而样本民营企业分布于各个省区，由于长期发展的不均衡，导致我国各个地方的市场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由Spearman相关性分析，得知政治关联与市场化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因此，有必要分析不同市场化水平下政治关联对多元化投资的影响。在模型中引入交叉项（Politic*MI）后，其中Politic、MI都为虚拟变量，当有政治关联时，Politic取值为1，否则为0；当MI值大于中位数10.55时，取值为1，否则为0（见表14）。市场化水平与政治关联的交叉项（Politic*MI）的系数为正，表明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提高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多元化程度的影响，但该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理论假设2并不成立。
3.研究的稳健性分析
只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ZZ1）与政治关联（Politic）对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有显著的正影响，即在这两种情况下，理论假设1是成立的，由表10和表13可以看出，模型的回归结果的F值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即意味着所研究模型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模型中样本民营上市企业的调整的R方值（Adj-R2）分别为0.119、0.111，这说明检验模型的拟合程度也较好。此外，还对模型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验，表中列出了各解释变量的容忍值和VIF值，各变量的VIF值都小于2，表明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利用条件指标（CI）和方差比例也表明各变量间是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的①。利用行业数替代赫芬德尔指数作为民营上市企业多元化投资程度的衡量指标，得出了与上述回归结果一致的结论。因此，本文的回归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五、总结
（一）结论
基于2010年度沪深上市民营企业的原始研究样本，本文研究了400家民营上市企业。在度量民营上市企业的政治关联时，按其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背景划分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并采用了赫芬德尔指数来衡量企业多元化程度。研究发现：（1）民营上市企业的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当民营上市企业的政治关联划分为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之后，只有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前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政府行业协会类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的影响都不显著。（2）把民营上市企业所在地区划分为高市场化水平与低市场水平地区之后，制度环境的改善不能弱化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多元化投资水平的影响，而是有助于提高政治关联对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但该影响并不显著。
（二）研究展望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关联对我国民营上市企业的多元化程度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一是对政治关联的定义更加具体化，可以把全部董事会成员及高管的政治关联纳入政治关联的范畴，不过，这样将大大增加相关数据收集的工作量。二是采用熵指数来衡量民营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分析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相关多元化以及非相关多元化的影响。三是由于行业间本身的差异性，分行业来考虑政治关联对民企多元化投资的影响。
（特约编辑：罗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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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汪伟，史晋川.进入壁垒与民营企业的成长――吉利集团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05(4)：13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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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259-288.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Listed Private Enterprises
YE Wen-we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will use the sample of all the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of the year of 2010. After controlling the other related variables in the course of empirical research, we find that: （1）Overall, political connec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When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is divided into political connection on behalf of NPC or CPPCC members, former government officials, government trade associations, only the typ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on behalf of NPC or CPPCC members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diversification, while the other two kind has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versification.（2）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an not weaken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but it improve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rivate listed companies, but the impact is not significant.
Key Words: Listed Private Companies; Political Connection; Diversifica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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