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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企业理论的发展史来考察，经济学中企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等三个阶段。企业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经历了一个由注重“有形”资源，进而发展为注重“雅形”资源的阶段，最后达到“有形”资源与“雅形”资源相结合的历史演进过程，最终显示了把企业中“有形”资源与“雅形”资源结合起来分析考察的趋势，这越来越接近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的本质。
关键词：企业理论；有形资源；雅形资源；生产属性；交易属性；内生成长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11-0080-08
为什么企业能存在?企业的边界在哪?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已经令经济学家们头痛地争论了几十年。当我们回顾企业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企业犹如一个深不可测的“黑箱”，各派学术观点众说纷纭，以至于张五常在《企业的合约性质》一文中说：“我们不知道企业究竟是什么”。在当代，企业的资本构成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在一些企业中，特别是在知识型企业中，有形的物质资本的比重在不断下降，雅形的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并在企业中起主导作用。阿曼德・菲根鲍姆(ArmandV.Feigenbaum，2003)在《管理资本的力量》一书中指出：“从技术和经济(例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角度来看，50年前有形的‘硬资产’――建筑材料、机器设备和库房存货――占了美国非金融企业资产的18％的比例。今天，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53％(一个剧烈下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则是在推动商业增长的过程中，品牌名称、科学技术、消费者和供应商关系、质量以及其他雅形资产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在某些或更多的市场上，对能够产生附加值的雅形资产和‘软资产’的理解和重视，要完全和‘硬资产’一样对待。这就改变了管理的含义、技巧、工具和重点”。
我们认为“物质资本”等有形生产要素，属于“硬资产”范畴；而“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由于它们阴柔雅形，变幻莫测，所以属于“软资产”范畴。
回顾近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进程，我认为经济学中企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等三个阶段。企业理论的这三个发展阶段，表现为一个由注重“有形”资源，重点研究企业生产属性，进而发展为注重“雅形”资源，重点研究企业交易属性，最后达到把企业中“有形”资源与“雅形”资源相结合起来，分析考察企业内生成长的趋势，这似乎越来越接近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的本质。本文就是对当代企业理论演变作一个概括性的阐述。
一、新古典企业理论：企业之“黑箱”
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与古典企业理论一脉相承的。它主要立足于企业的“有形”资源因素的组织和协调，重视企业外部因素的影响，重点研究企业的生产属性。
1 古典企业理论
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从来没有直接论述企业理论，但他以“别针工厂”的例子说明了分工协作能促进工厂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暗示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与发展的原因。斯密认为将人们组织在一起进行专业化的分工协作，至少通过以下三个方面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一，分工使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熟练程度不断提高；第二，分工节省了工人转换工作岗位所损失的时间；第三，分工促进了技术的发明与运用，这将使一人可能从事许多人的工作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既然分工协作导致企业不断的发展，那么企业的规模是不是会一直扩大下去呢?斯密认为企业的规模不会持续的扩大，它将受地区消费结构以及市场范围的限制，为此他专门在《国富论》中写了“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一章。他指出，当市场规模很小时，分工会导致分工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雅法进行交换，进而影响效益的提高。所以，斯密在讨论分工的同时，也描述了分工的协调机制――市场，由于“看不见的手”的自发力量使每个人都为自己利益最大化行动的同时使人们的交互行为达到和谐。
斯密关于分工提高生产率，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洞察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意义的思想，其被后人称为斯密定理，概括来说即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大小由运输效率决定，资本是各间接生产部门发展分工的工具。斯密虽然有了分工能提高生产率，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的观点，但缺乏关于企业发展的专门叙述，他没有回答企业的出现和分工的发展究竟谁是先导的问题。
2 新古典企业理论
以人的完全理性和市场完全竞争为前提假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一个“黑箱”，从“黑箱”的一端投入土地、资本与劳力等生产要素，从“黑箱”的另一端输出产品。在这种前提下，企业被定义为：将若干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经营性组织。企业被视为单纯的生产者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它的唯一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理性的生产者在能够获得市场的完全信息的前提下，根据技术、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等约束条件有效地组织生产，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条件下，企业的生产函数被定义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厂商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可能的生产要素组合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这样企业的内部运行就如一个“黑箱”，从而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必须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点上作出生产决策，从而实现企业资源的最优配置。一个企业的效率是随规模而变化的，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总会存在――当且仅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能够使企业的效率最高的规模，即最佳规模。
新古典企业理论放弃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影响，单纯从有形资源――物质资本的方面上分析企业的生产运营，企业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提供物质产品满足市场的需求。新古典企业理论忽略了企业内部的雅形资源管理和组织对于企业获利能力的影响，因为管理和组织属于雅形资源，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虽然人们认识到了管理和组织的重要意义，但关注的重点仍是有形资源。当时的企业理论只是为了把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分开，只是为了区分生产者与消费者理论含义的不同。在这种理论中企业所需要的全部就是劳动、资本、土地等几类有形的生产要素，并以此来决定分配关系。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只是一个物质生产单位而已。
企业具有生产功能，这是新古典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认为企业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生产出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从而使自己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因而，企业的生产属性是企业性质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属性。但新古典企业理论只是简单地将企业视作一个生产函数，未能认识到企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以及企业内部或企业与外部的联系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还把企业看作是同质的，决定企业的活动边界和生产率的变量是外生的。严格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是静态的，这样企业自身的交易性质和能力问题被完全忽视了。
正如弗罗门(Jack J.Vromen)指出：“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被看作是一个单一的代理人。 或者，更准确地说，企业家隐含地被认为是企业的人格化代表。企业行为就等价于企业家的行为。在企业内部发生的事情被留在黑暗之中，而企业被作为一个黑匣子来分析。事实上，该理论的赞成者指出，新古典企业理论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关于单个企业行为的理论，它是一个关于产业、关于市场的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该理论的一个基础)。产业行为是被作为企业行为的结果来加以研究的”。新古典企业理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没有严格界定企业的边界；二是忽视了企业内部组织与激励等问题；三是没有探究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市场与企业的交易边界
新古典企业理论长期在理论界起支配地位，直至科斯(Coase)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才标志新古典经济学及其企业利润最大化的“黑箱”论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的出现，经济学家的目光已经从企业的“有形”资源转向企业的“雅形”资源。因为交易本质上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
“交易成本”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雅形”关系。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契约理论主要是从“雅形”资源和企业交易属性的视角来探索企业本质的。
关于交易成本的概念，最早康芒斯对交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他认为交易指的是所有权的转移，也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包括：(1)买卖交易，即作为市场上平等主体的买卖双方的交易；(2)管理交易，即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的交易，主要是上、下级之间命令与服从关系；(3)限额交易，即企业或组织对个人进行的各种交易。康芒斯指出：“这些交易都是机能上的相互依赖，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称之为‘运行中的机构’的整体。运行中的机构是对有利的买卖交易、管理交易和限额交易的联合预期。当这个预期终止的时候，企业将不再运转，生产也就停止了”。可见，交易的本质体现的是一种人们之间的关系，企业的存在必然会与外界发生各种交易与联系，没有交易的企业不能称其为企业。但在康芒斯后人们的注意力一直在企业的生产性方面，忽略了交易问题。
直到科斯在1931年发表了划时代的《企业的性质》一文，并在40年后引起经济学界对资源配置方式进行重新思考，人们才注意到交易问题的重要性。科斯通过引入“交易成本”这一全新范畴，弥补了新古典企业理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终极目标，脱离企业现实状况的缺陷。科斯指出，迄今为止对企业的起源所给出的解释都是有缺陷的。特别是企业的存在不能用“斯密”式的劳动分工的用语来说明。虽然劳动分工自然会产生一种对某种整合力量的需要，但是由于价格机制可以满足这一需要，那么需要企业家控制的是什么呢?科斯对企业中权威命令替代价格机制的解释是，后者这一协调机制比前者具有成本节约的优势：“建立一个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使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按照科斯的观点，这些成本包括，营销(或契约)成本、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其中包括搜寻和谈判成本)。
他指出行政机制(科层企业组织)和市场机制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企业的存在与否在于它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替代价格机制，替代的效率边界取决于交易成本的节约程度。
科斯认为，当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在市场上组织同样一笔交易的边际成本时，企业的边界达到最大。企业契约之所以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是因为直接通过市场组织生产，某一生产要素需要与同它协作的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契约，而通过企业家权威组织生产，这种生产要素只需要与企业家签订一份契约，“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替代了”，发现相对价格的交易费用就大大降低。因此，企业组织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物。市场交易费用与组织协调管理费用相等的均衡水平确定了组织的边界，企业成长的动力就在于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19 0年，科斯又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从而把产权正式纳入了经济学研究的体系。交易成本和产权构成了产权理论中的基础性概念，交易成本、产权和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逻辑联系可以用“科斯定理”来表述：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不论如何界定，市场机制都会自动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如果交易成本大于零，则不同的产权界定将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
威廉姆森继承了科斯企业是市场机制的替代的观点，但是他强调的是资产专用性，而不是价格发现和谈判成本。威廉姆森以交易为基本单位对经济组织进行了研究，将科斯所开创的交易费用理论引向企业的契约属性及其治理结构，从而对企业的效率边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威廉姆森提出了交易特征与组织治理模式的匹配。交易的维度被划分为三类，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威廉姆森认为，由不确定性、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等决定的复杂的谈判环境带来的交易费用变化是市场失效的原因，而企业与市场相比“或者天然即具有，或者是由于制度规则而拥有特殊的结构优势”以及激励和控制的特性，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组织交易内部化的激励。但是他同时强调了纵向一体化并不是节约交易费用的唯一安排，并认为任何形式的契约都会面临两难冲突的问题，因而可供选择的交易形式包括：(1)永久性契约；(2)一系列短期契约；(3)纵向一体化，这三种形式。这三种不同的契约形式很具有启发性，它涉及到了企业组织边界管理的最核心问题。
此后，克莱因(Klein)、格罗茨曼和哈特(Grossman＆Hart)等从不同侧面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交易成本理论。他们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观察企业内部的交易、契约和组织结构，将企业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强调其交易属性，在假定交易形式不影响生产过程的前提下，侧重于从企业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企业的本质和边界进行阐释。科斯及其追随者的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代理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产权理论等统称为现代企业契约理论。
可以认为，对交易费用论和现代企业契约论的挑战，来自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and Demsetz，1912)的“团队生产”理论，他们在20世纪10年代对企业性质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超越交易费用论的理论范围，更关注企业内部生产组织的特性，进而深入探讨了企业的产生、功能和边界问题，提出了团队成员之间的专业化协作可以比各自单独生产时获得更多的产出。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是因为班组生产技术的不可分性而产生的。企业是一种特殊的市场制度，它是高度分工的替代市场的组织，是收集、加工并出售信息的一种特殊的制度。现代企业的生产是多项投入的融合，单个成员的行为都可能影响其他成员的生产效率，而每个成员的边际产出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也不可能对总的产出精确分析。因此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成员就有可能偷懒，导致组织效率低下，组织费用上升。为克服团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下的计量、考核困难，必须引入享有剩余索取权的监督者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团队生产之所以被采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团队生产所获得的总产出大于各个成员单独生产的产出之和，且其差额足以补偿组织生产和监督成员的成本，企业的边界以补偿的余额消失为限。
现代企业契约理论虽然对新古典企业理论提出了挑战，它注意了企业的交易性，但它忽略了企业 的生产性，它在指责新古典企业理论是“利润最大化黑箱”的同时，自己却陷入了“交易成本最小化黑箱”。对照康芒斯交易的概念，现代企业契约理论对企业内部交易的性质与特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于企业外部也即市场交易成本的研究与关注则相对缺乏。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与发展，市场上出现了多种基于合作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战略联盟和虚拟企业，这是现代企业契约理论雅法作出解释的。
三、演化经济学企业理论：资源与能力的内生成长
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凡勃伦在1898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中提出的，一般认为凡勃伦(Veblen)、马克思(Marx)和马歇尔(Marshall)是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者。到20世纪80年代演化经济学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中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新流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的机械的世界观不同，演化经济学的科学基础是动态的演化的有机世界观。目前其理论已受到经济学界日益广泛的重视，研究成果在社会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出现了指数式的增长，并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例如对世界各国发展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正是在演化经济理论影响下进行的。
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以适应行为(包括惯例和创新行为)代替了理性行为，以有序结构代替了均衡结构，以渐变和突变代替了静态不变，在经济学理论上进行了重大突破。演化经济学体系以“新奇”为研究中心，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奇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演化经济学这种新范式在其研究纲领上具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以创新竞争而非价格竞争为核心；以资源创造而非资源配置为核心；以动态能力而非交易成本为核心，在我看来其本质是都是以“雅形”资源为主导的，即以企业内的“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为主导的。
1 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论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而出现应归功于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对创新过程的研究。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就是创新，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借用生物学，熊彼特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的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近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写道，我们应当“仅仅把经济生活中不是外部强加给它的而是内部自发的变化”理解为“发展”。他认为，主要的发展过程就是“实现新的组合”，而且在竞争的经济中，“新的组合意味着竞争性地消灭旧的组合”。实现新组合的是企业家，所谓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或工作，而是创造性运用资源组合的独特能力。企业家的活动就是一系列创造性行为，正是它们造成了不间断的竞争性经济重组活动和经济增长。企业家心理活动的变化导致创新活动的变化并进而导致总体性经济波动。
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创新理论为后来学者研究企业的动态能力理论提供了思路，他对竞争过程的基本性质予以重新定义：实质性的市场竞争不是价格竞争，而是创新竞争，他的“创造性毁灭”的观点“非连续历史跳跃”的观点是对边际替换概念的否定，是从求新求变中去发现去创新。而从当代经济学来看“创造性毁灭”的源泉来自于企业的雅形资产――“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
熊彼特使我们明白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是经济进化的发动机，企业具有超越外部经济条件的自主能力，而且能够塑造市场条件，创造市场。熊彼特还把创新和发明分开。他认为，虽然大多数创新可以追溯到过去的某个发明，但创新并不一定来自发明，发明亦不一定必然引起创新，发明对分析经济变迁过程并不重要，它是一个外生性因素，而创新是一个内生性因素。熊彼特关于创新和发明的区分，既推动了技术进步的理论发展，又加快了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而我认为熊彼特暗示了企业的创新和发明都源于企业的“雅形”资源：发明起源于企业“智力资本”，而创新起源于企业“人力资本”。
2 彭罗斯“资源－能力”二分法
艾迪斯・彭罗斯(Edith Penrose)继承了经济学的内生成长的思想，于1959年出版了《企业成长理论》。在这本书中她进一步深入研究企业成长问题并提出了企业内生成长论的思想。彭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最具革命性的贡献在于将“资源”与“服务(能力)”区分开来，提出了“资源一能力”二分法，并明确地将“服务(能力)”界定为企业成长的源泉。其将“有形”的“资源”与“雅形”的“服务(能力)”区分开来，这为以后的企业资源基础论、企业核心能力论、企业动态能力论等理论奠定了学术基础。
在彭罗斯那里，企业的生产机会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的未利用服务，而这种服务能够为企业带来扩张。因此，企业成长是内生性的，企业成长的源泉就是企业内部资源所形成的服务(能力)。彭罗斯认为，服务分为企业家服务和管理服务，企业家服务用以发现机会，管理服务用来实现扩张。而真正有进取心的企业家不把需求看作给定的，而看成是它应当能够创造的。
彭罗斯认为，对于企业而言，资源是企业为自己使用而购买、租借或生产的有形物品，以及使这些资源得以高效运行的雇员，这属于企业“有形”的因素；而服务是这些资源创造出的，为企业生产运作做出贡献。一种资源可以被看作可能的服务流，而这属于企业“雅形”因素。由于服务(能力)只能产生于资源的使用过程，从而使每个企业的能力是独特的、异质的。
彭罗斯强调了能力的默示性和难以捉摸的性质，认为许多知识是不能被正式传授或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而只能在“干中学”中传递。这显然是表达了“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类企业中的“雅形”资源问题，尽管她没有使用“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这个概念。她认为：“‘企业’必须被赋予比企业理论中的‘企业’更多的属性，而这些属性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由成本和收益曲线来表示”。
彭罗斯的观点引发了学者们开始重视资源－能力与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而关注在雅形资源与资源特性方面的研究，而这实质上是把企业中的“雅形”资源――“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作为企业成长的源泉来研究。虽然彭罗斯早在1952年就对经济学中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批评，但内生成长一直是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所以霍奇逊(Hodgson)仍认为她属于演化经济学派。
3 纳尔逊和温特自然选择理论
纳尔逊和温特(Nelson and Winter)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西蒙(Simon)关于人类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他们提出了一个吸收了自然选择理论和企业组织行为的综合分析框架。他们借用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思想，认为在经济中，也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其思想本质与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不谋而合。
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也如物种竞争一样，赢利的企业增长扩大，不赢利的企业收缩衰弱，直至 被淘汰出局。企业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要不断创新，扩大自己的优势和在行业中所占的份额，因此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原因。
新古典经济学有两大理论支柱：利润最大化和经济均衡，纳尔逊和温特对这两大支柱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妨碍了新古典理论充分认识经济变迁的特点。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理论认为，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但不是利润最大化。他们受西蒙等人的影响，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这就使得企业的决策不能是最优的，企业对自己选定的方案感到满意即可，而这个方案不一定是最优方案。纳尔逊和温特基于有限理性和知识的分散性强调了“惯例”概念。“惯例”我认为是起源于康芒斯对“习惯法”的论述，其内涵与管理学的“智力资本”概念类似。企业的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惯例”为基础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随时计算最优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纳尔逊和温特把每个企业的“惯例”看成是企业知识和经验的载体，由于“惯例”的雅形特性，它实质上体现为企业中的“雅形”资源――“智力资本”。各个企业的“智力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它们构成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特征和异质性。企业的“惯例”或“智力资本”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企业按照惯例运转能够获得满意的收益，那么这些“惯例”或“智力资本”往往不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企业的运转出现异常而使收益低于某一个限度时，企业将有可能对“惯例”或“智力资本”进行调整。温特还把组织惯例作为企业的动态能力之基础，提出了“动态能力概念，他把动态能力定义为扩大、改变或创造组织惯例的能力。”
纳尔逊和温特还提出了“搜寻”概念，把企业努力调整惯例的行为称为“搜寻”。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以及市场开拓活动都属于这种“搜寻”行为。我认为，“搜寻”是在已知的技术和惯例中寻找适合自己需要的东西，这主要体现在“智力资本”的获得上；而创新则是通过研究和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这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的激励上。创新意味着改变原有的惯例，创新使创新者对非创新者有较大的优势，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纳尔逊和温特强调，经济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惯例”的学习过程，“惯例”是一种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惯例”是程序化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默示的知识或智力资本，并且往往是自动进行的选择，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纳尔逊和温特还以企业拥有的智力资本对企业进行了分类。基于“惯例”、“搜寻”、“创新”和“选择环境”等概念，纳尔逊和温特对整个企业理论研究的基础进行重构，提出了经济演化理论，为演化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中企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新范式不断代替旧范式的演化过程，从对企业“有形”资源――物质资本等“硬实力”的重视，发展到对企业“雅形”资源――人力资本、智力资本等“软实力”的重视，从关注企业的生产属性，进而关注企业的交易属性，发展到关注企业的内生成长属性，人们不断对传统经济学和企业理论进行反思，而把“有形”资源和“雅形”资源相结合的分析是企业理论的发展大趋势。所以，企业的生产属性与交易属性的相融合，企业契约理论向演化理论的发展，是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企业性质的观点。正如黄凯南和黄少安所指出：“企业的存在、边界和内部组织结构受到交易成本和知识积累的共同作用，企业的认知过程和契约建构共处于一个广义的企业学习周期中，前者属于搜寻新知识阶段，后者属于有效利用现有知识阶段，企业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基于实现企业家的判断力(创新)，随着共同知识的积累，知识从默会变为编码后，企业便进入了契约设计阶段”。这是对现代企业的本质作出的精致的解读。
责任编校：朱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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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1 18: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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