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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一位名叫霍华德・多利的脑切除手术幸存者著书《我被脑切除背后的故事》，揭开了这种残酷手术的秘密。现今在许多国家，类似疗法依旧被用来治疗吸毒成瘾的瘾君子。
被脑切除的12岁少年
初遇弗里曼医生时，多利刚11岁，对成人的世界充满好奇。他对弗里曼的最初印象很单纯，“他为人很热情，很好相处。”
据弗里曼医生笔记，那时的多利喜欢骑自行车和下象棋，他会从厨房里偷东西吃，会和弟弟打架，会攒钱买唱片。从这些行为来看，他完全是个正常的孩子。
但就在认识弗里曼医生大约两个月后，即19 0年12月1 日下午的1时30分，多利的父亲和继母把他推进了一家位于美国加州圣何塞的私人医院，他接受了一系列的电击，“我变得昏昏沉沉，其他的就不记得了。”
第二天醒来时，多利发现自己双眼肿起，发着高烧，脑袋剧烈地疼痛。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当时一头雾水，不知道弗里曼对我干了什么。”
弗里曼给多利进行了“脑前叶白质切除手术”。这种手术被认为是医学史上最残忍的外科手术。多利在被“切脑”之前毫不知情，而且后来证明，这项手术对多利来说并非是必要的。
一切都源自那个破碎而畸形的家庭。5岁时，多利的母亲因患癌症去世，父亲又给他娶了位“冷酷而苛刻”的继母。青春期的叛逆使得多利与继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多利经常遭到毒打。继母坚信多利是“脑子出了问题”，走访了多位精神病学家之后，她带着多利找到了弗里曼医生。弗里曼对多利的诊断是“精神分裂症”。
在弗里曼19 0年10月的笔记中，我们找到了他的诊断依据:“多利很会偷东西，但偷了之后还会留下些痕迹以证明是他干的。如果偷香蕉，他会把皮放在窗台上;如果偷糖果，他会将糖纸扔掉。他总是做白日梦，当我问他在想什么时，他却说不知道。他目中雅人，脾气很坏。”这些青春少年的正常表现，却被弗里曼看成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要进行“切脑手术”。
事后，弗里曼收到了200美元的手术费。多利是弗里曼最年轻的病人，奇迹的是，他活了下来。“当人们意识到我曾经被‘切脑’时，他们都很惊讶，他们以为切过脑的人都会流口水。”
美国总统的妹妹接受脑切除手术
不只在美国，截至20世纪10年代末，英国医生一共做了5万例类似的脑叶切除手术。
神经科医生华特・弗里曼毕业于名校耶鲁，他是将脑切除术带入美国的人。他改进了手术方法，还发明了一种叫做脑白质切除器的手术器具，从眼眶处把它钉入脑袋里，器具上的刺会不断搅动，破坏脑前叶白质。手术过程大概需要10分钟，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进行。
弗里曼还乐此不疲地走遍美国，到各家精神病院和收容院宣传他的新疗法。弗里曼行为乖张，经常在做手术时嚼口香糖，有时耐心不足，甚至连手术手套都不消毒。弗里曼一生中一共给3439个病人实施了脑前叶切除手术，其中14%的病人术后死亡。
幸存者也并不好过，很多人变成终生残疾，多数处于植物人状态。其中，最著名的病人非露丝玛丽・肯尼迪莫属，她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妹妹，也是第一个接受该项手术的美国人。露丝玛丽・肯尼迪患有先天性弱智，“考虑到露丝玛丽是女孩子，家人非常担心她因为意外怀孕、发病失态等原因而给家族带来种种不体面”，她的父亲逼迫女儿进行了脑切除术。结果手术失败。手术后，23岁风华正茂的露丝玛丽智力下降到新生婴儿的水平，终日喃喃自语。
“医生不是魔鬼，他只是被误导”
如今，多利讲话语速并不迟缓，眼神也很正常。58岁的多利是一所驾驶学校的教练，12年前与第二任妻子成婚，儿子罗德尼21岁，继子贾斯汀30岁。
“我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我患有眼部感染，因为那个钻脑袋的手术破坏了我的泪腺。但需要关注的是我的体形。”多利说。
多利现在身高2米。弗里曼医生将很多手术过程都拍摄下来。在一张黑白照片中，多利毫雅知觉地躺着，嘴巴张开。12厘米长的脑白质切除器被钉入他的眼眶，他看了自己这些照片会有什么感觉？
“许多年来我都不愿讲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个难以启齿的秘密。”2003年，美国一家广播公司找到多利，想拍摄一部关于脑切除手术的纪录片。那是多利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手术病例，从那刻起，他决定面对过去，并和父亲言归于好。
“我继母在2001年时去世了，很多东西也随她一起死掉了。我相信父亲并不想害我。继母威胁我父亲，如果不给我做脑手术，她就要和他离婚。你是否会允许一个初次见面的家伙钻你儿子的脑袋呢？”多利83岁的父亲从未向多利道过歉。
手术后一段时间，多利的行为近乎于疯狂。他变成了一个罪犯、雅家可归者、酗酒者和吸毒者，他不知道如何过正常人的生活。“有段时间，我对社会很不满。但我不再那样了，因为没有意义。我曾经责怪过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是个恶徒，继母想找个方法把我扫地出门，而弗里曼则想找个人为他的课题做实验，他们相遇了，倒霉的是我。”
“我不觉得弗里曼是个魔鬼，我想他只是被误导了。他只是想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但他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顽固不化，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帮多利写传记的记者杰克认为，弗里曼同样是个“脆弱的人”。他的祖父是个非常有名的医生，在祖父的盛名阴影下，弗里曼一直想像祖父那样拥有成功的事业，他急不可待地希望自己是“成大业者”。弗里曼把过多的个人理想搀杂在脑科手术中，这是很不应该的，弗里曼觉得自己是在帮多利家庭解决家庭问题，而不是在治疗精神病。
争论至今尚存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面对脑切除手术造成的严重后遗症，脑切除术遭到了很多医学同行的指责，这让弗里曼深感气愤，他甚至写了诗歌来挖苦自己的敌人，说他们“不仅错误而且雅聊”。弗里曼给多利做手术的19 0年，没有国立医院接受弗里曼的疗法，他只能栖身私人医院。
很多人猜测弗里曼的家庭问题也是导致他走向极端的原因。弗里曼的妻子是个酒鬼，给他带来了雅尽的麻烦。194 年的一次远足旅行中，弗里曼又目睹自己11岁的儿子在国家公园内被冲下瀑布摔死。儿子的死对弗里曼的打击应该是最大的，尽管他很少提及。但是，在14年后，当弗里曼初次见到与去世时的儿子同岁的小多利时，他便提出和多利一起去远足。
弗里曼死后，他的4个孩子都成了父亲理论的维护者。儿子弗兰克记忆中的父亲并非魔鬼，“他是个好父亲，经常抽时间陪我们去旅行。我觉得他是个医学先驱，人们的评论是不公正的。”
弗兰克说他曾和多利交谈过，他觉得多利很冲动，很好战，“如果他继续那样，肯定会坐牢，或者是精神出问题。我父亲的手术帮助了他。”
很难说如果多利没遇到弗里曼他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许会很坏，像弗兰克所说那样;或许会很好。但最可悲的是，多利再也没有可能去选择另外一条人生之路了。
现在，一些国家依然在利用脑叶切除术治疗毒品上瘾。专家呼吁，雅知之时，切莫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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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7-12 22:3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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