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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我国法律硕士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脉络，归纳了法律硕士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认为法律硕士发展过程中体现了探索性、阶段性、政策性特点，采取了从试点到正式举办、再到逐步推广的策略，法律硕士发展取得了重大成绩。但目前法律硕士多元并存，不同类型同质化趋势严重，高校单一主体的培养效果令人存疑。提出了大力强化法律硕士的应用性职能，并最终与法学硕士培养并轨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法律硕士 学位制度 法律职业 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G 4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1)0 ―0111―03
[作者简介]王满生，谷声燕，江西师范大学(江西南昌 330022)
我国自1995举办法律硕士学位教育以来，已经走过了1 年的历程，法律人才匮乏的困境基本得以缓解。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体现了阶段性、政策性与探索性等特点，但法律硕士教育的应用性依然不够。面对新形势，如何解决好法律硕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制定法律硕士发展规划，既是广大法学教育工作者关心的问题，更是教育主管部门、高层决策部门的一项紧迫任务。
一、我国法律硕士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
1 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主要基于法律人才市场供求的变化，体现了阶段性与探索性特点，教育的规律性实现不够
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成功举办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家对法律人才的紧迫需求。由于建国后长期对法律不重视，法律教育与科研人才十分匮乏，实践中出现了法律人才十分紧缺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初期，恰逢中国建设市场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时期，中国急需大量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和警察。而当时的教育机制、招录结构雅法满足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借鉴美国的JD教育制度，开始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以缓解司法人才的紧缺情形。。国务院学位办于1995年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高校列为法律硕士首批试点单位，招收法学与非法学本科生，分类培养。1998年在总结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正式招生。从2000年开始限制法律本科报考法律硕士。经过这次调整，法律硕士教育的二元模式正式形成0。2008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决定通过部分高校法学院培养“政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的应用型、复合型政法人才”。经过公务员公开考试招录的本科生进入硕士阶段学习，在校学习一年，再经过一年的实习，回到原招录单位工作。这次招录主要是基于培养的法律人才雅法满足司法机关的需要，反映了供求的局部不平衡。2009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在报考法学硕士的研究生中。调剂一批学生攻读法律硕士(法学类)，学制两年。这次变化主要是因为法学本科毕业生难以就业，而法律硕士招生有限，放宽法律本科报考法律硕士更有益于缓解学生的就业压力。所以，我国法律硕士招录政策变化体现了法律硕士教育中的探索性、政策性等特点，其发展始终伴随着来自市场供求矛盾的压力，而较少基于法律硕士教育的规律性。
2 我国法律硕士教育借鉴了美国JD教育经验，实践中遇到中国国情的强力阻抗，体现为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教育的趋同化
我国法律硕士的教育借鉴美国的jD教育的成功经验而设置，美国不存在高中起点的法律本科或者法律专科教育，所有学习法律的人都是非法律本科毕业生，经过考试和考核进入法学院学习法律，目的是培养复合型与应用型人才。在美国，法律教育被看成是一种精英型教育，法律与其他专业不同，入学的门槛更高。就其教育的性质而言，赋予了法律硕士教育的职业性。从其受法律教育的层次上看，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法律本科，即为初次法律学位教育者。相比之下，中国有着比较严格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体系，在举办法律硕士以前，我国就已经有了法律本科、第二学士学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位之间存在着层级性，前一学位是后一学位的基础，具备了前一学位方可申请后一学位的学习．学位的不同意味着待遇的不同，其等级性十分严格。我国的法律本科招收对象为高中应届毕业生，法学硕士招收已经具有本科学历的学生，法学博士招收的是已经具有硕士学历的学生，其专业限制只是各个培养单位自己作出的一定要求。如果借鉴美国的JD教育招收非法律本科生，学习三年后再授予学士学位，在中国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所以我们虽借鉴了美国JD教育的招生模式与培养目标，保证了非法律本科专业的学生报考，但在学位授予方面，我们不得不本着中国现有法律教育的国情，在三年受教育后授予法律硕士学位，享受与法学硕士同等的待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由于高校主要从事法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并雅培养应用型职业性法律硕士的师资、图书资料、法律诊所，导致法律硕士教育与法学硕士教育的职业性和应用性区别并不明显，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培养在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法律实际能力的养成等各个方面区别不突出，造成两种不同培养目标的人才采取相同的培养模式，其区别依然是因其开始报考时的身份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已。
3 我国法律硕士教育采取了从试点到正式举办再到逐步推广的策略，法律硕士教育逐步规范化和科学化，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绩
在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道路上，基本沿袭了我国改革的一般思路，即从试点到正式举办，最后到逐步推广。我国最早的法律硕士是在1995年开始试点的，最初的试点单位为8所高校，2001年全国试办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高校为28所，2009年已经达到115所。为了推动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先后成立了两届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并于199 年、1998年、200 年三次制定与修订了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入学考试从最初的多元到逐步统一。1995年根据报考者是否拥有法律本科学习背景，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入学考试科目。1991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全国统一命题。2004年起法律硕士的命题与考录工作由教育部统一组织。法律硕士的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199 年招生人数为488名，1998年为1012名，1999年为3 100名，2000年为5 3 0名，2001年为1 392名。据各校历年的招生简章统计，截止2011年，西南政法大学非法学法律硕士招生数为345人，法学类法律硕士为330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类法律硕士为200名，非法学类为200名；中国人民大学非法学类法律硕士为200名，法学类法律硕士为90名；北京大学法学和非法学类法律硕士共300名。数量不断扩大，规模效应逐渐凸显。经过十余年法律硕士招生培养工作的探索，教育主管部门不断从实践中调研，总结办学经验，发现问题，法律硕士教育的发展进一步趋向科学与规范。
二、现阶段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法律硕士的培养规模急剧扩大，特别是2009年法律硕士开始招收应届法学类考生，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律硕士(法学)多种形式并存，法律硕士的培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些难题。总体而言，我国现行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1 法学硕士、法律硕士(法学)、法律硕士(非法学)、在职法律硕士、第二学士学位多轨并存，亟待调整规划
我国法学教育主要是1918年以后发展起来的。由于我国存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导致法律人才极度匮乏。为了充实国家司法队伍，解决市场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必须采取一定的短期行为和一定时期的政策性行为，在职法律硕士以及第二学士学位可以认为是国家在短期满足司法人才的一种救济措施，而法律硕士却可被视为是一项较为长期的行为，而法学类法律硕士招生也被看做是一项比较仓促的行为。为了满足市场的急需采取的某种应急措施，必然与长期发展起来的符合教育规律且比较稳定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制度产生冲突。法学第二学士学位在入学基本条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上与法律硕士要求一致，只是在学制上一个是三年一个是两年，但法律硕士待遇为研究生，而法学第二学士是研究生班，两者存在着冲突。法律硕士与在职法律硕士两者也存在着冲突，法律硕士招收的是非法律本科学生，而在职法律硕士从最开始只允许有五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的在职人员报考，逐步放开到有三年工龄的法律实际工作者。前者为学历教育，颁发研究生学历与学位证，后者只是颁发学位证。法律硕士(非法学)与法律硕士(法学类)两者的区别只在于生源背景与学制不同，法律硕士的生源为非法律本科学生，法学类法律硕士招录对象为法律本科学生，非法学类法律硕士学制为两年，法学类法律硕士学制为三年。除此之外没有多大的区别，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上体现不出其特色。特别是法学硕士研究生大量的扩招，由于高校的饱和以及博士数量的增多，法学硕士已经雅法寻求科研性岗位，转而与应用型法律硕士展开竞争，造成法学硕士、法律硕士(非法学)、法律硕士(法学)相互重叠，雅法凸显不同类别的优势，多元型模式亟待重新调整规划。
2 我国高校的优势在于培养学术型人才，而法律硕士教育存在着根本的缺陷，难以担负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的重任
我国法律硕士教育在教育性上应该是成功的，但是在法律性或者说职业性上，则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从我国现行高校评估体系上来看，高校的排行主要取决于课题与发表的论文上，对于教师的评价也主要在于主持课题与发表文章数量上。高校关注的是其在行内的排名，教师关注的则是其职称，上课很好但是一辈子评不到职称的大有人在，但上不好课照样可以评教授。由于科研的压力和繁重的教学任务，法学院教师难以深入到实践中去从事法律实务，况且在中国的现实中，不是拥有司法资格的教师人人都能接到案子。更有甚者，有些学校发文禁止教师兼职从事实务工作，这样在中国的法学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对于定位为研究型与学术型的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来说，既能发挥高校教师的优势，又能让教师的学术得到较好的传承，秉承师徒关系，所以法学硕士研究生更受教师的青睐，其教学质量也较为令人满意。相反，法律硕士教育由于定位为职业性与应用性，很少教师有比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即使一部分有也被视为是不务正业拼命赚钱的兼职律师教师，这部分教师在学校基本上是被排斥的。另外，这些教师也基本不会将自己在江湖上的一套经验教给学生，以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由于这部分教师整天忙于接案、办案，较少关注学生的学业，难免生出浮躁之气，学生难以从这些教师身上学到职业技能。有些学校聘请一些实务界人士来给法律硕士上课，施行双导师制度，但是学校往往计算其办学成本，有经验的检察官、法官、律师也往往不会因为学校付几十元甚至几百元钱一节课的薪酬去上课，因为他们大都还有自己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双导师制度看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学生往往只能联系到学校的导师，难以联系到实务界的老师，实际上也是徒有虚名。从总体上说，高校难以担当应用型法律硕士培养的重任。
3 由于法律硕士与法律职业之间认可机制的欠缺，公务员招考岗位设置对法律硕士有一定歧视，导致其应用性优势未能充分展示
1995年发布的《关于在我国设置和试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将法律专业硕士定位为“具有宽口径、复合型、外向型的知识与能力结构，要求能够综合运用法律和经济、管理、科技、外语、计算机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独立从事法律实务和有关管理工作”。但是法律硕士教育缺乏一个政策性或者说法律性的职业认可机制，与其他类型的法律人才竞争时没有体现其优势。1995年出台的《关于设置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报告》规定：“建议中央政法主管部门在制定有关职位岗位的任职条件和任职资格时，对法律专业硕士学位获得者在取得相应职务方面有一定的考虑。”2001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九条第六款和2001年《检察官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六项分别规定，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即可获得法官和检察官资格。但是随着《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的颁布施行，所有法律执业者均需通过统一的司法考试，导致相关的待遇雅法兑现。另外，根据《国家公务员法》，法律硕士要成为检察官和法官的也需要通过统一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这样法律硕士的应用型和复合型特点在择业时没有得到展示、发挥，与自考、函授本科、全日制本科、法学硕士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了。同时对于高校的法律硕士教育，国家没有一个整体的评估体制，图书馆书籍、师资配备、实训基地、法律诊所、社会评价等各校参差不齐，导致法律硕士教育在高校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高校创收的一条重要渠道，法律硕士教育质量堪宝，法律硕士毕业生在就业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三、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改革思路
1 理顺多类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关系，大力发展应用型法律硕士教育，适度抑制法学硕士招生规模
大力发展法律硕士教育，是我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设置之初的基本指导思想。1994年国务院学位办发布的《关于在我国设置和试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几点原则意见》指出，“在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创设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将与法学硕士双轨并存，以适应人才培养的不同需要，并使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培养体制不断发展。从发展目标上看，随着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教学科研人才主要通过博士生教育来培养，法学硕士将逐渐减少，最终与法律硕士专业并轨。”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亚杰在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试点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认为：“这二十年，我们主要的精力放在培养教学、科研人才方面――目前，我们正努力进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结构调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大力 发展专业学位，大力培养应用性高层次人才。”2009年，《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硕士研究生教育基本是以面向实际应用为主，教学科研人才更多是来源于博士研究生，必须调整和优化硕士研究生的类型结构，逐渐将硕士生教育从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但是这么多年来，与法学硕士教育规模扩招相比，法律硕士的扩招速度比较缓慢，从招生总量上来看，很多学校法学硕士人数依然大于法律硕士生人数。由于高校科研机构所接纳的基本上是有博士学位的法律人才，法学硕士只能进入其他应用领域。法律硕士扩招与法学硕士限制发展成了必然，但法学硕士培养实际上为高校之优势，快速地限制甚至取消发展将对整个法学教育发展不利。笔者主张不受理新增法学硕士点的审批，同时对于现有法学硕士的招生规模应该进行数量限制，将所有新增的硕士点用于法律硕士专业的审批，将所有的新增人数用于法律硕士点的招录。再经过20年左右的发展，将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并轨。对于两种不同类别的法律硕士关系的处理，笔者以为应该维持现有状态，因为现有中国法律本科生数量庞大，限制法学类招生，同时法律硕士又仅招非法律本科，必然堵死更多法学本科生的求学之路。严格限制法学本科招生也将导致我国高校很多教师失业、教学资源严重浪费，不利于法学教育的长久发展。
2 坚持以高校法律硕士培养为主体，发挥司法部门的职业能力优势，探索法律理论教育和法律职业教育分离的新思路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高校是以学术为基本导向的，教师注重学术，法律应用能力弱，难以承担法律硕士培养的重任。但是法律硕士又是以培养应用能力和职业能力为宗旨的，如何协调其矛盾成为难题。笔者以为，从长远看，将法律理论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分离，由高校承担其法律理论教育功能，由法律职业培训学院承担法律职业教育功能较为合适。法律硕士的第一学年由录取学校承担其法学理论教育，进行一定的学术训练，第二学年由专门的法律职业培训学院进行职业能力培养，第三学年由仍然由高校承担其毕业论文写作以及相关毕业工作，实行由高校和法律职业培训学院共同培养的机制。这种分离培养必须是实质性的分离培养，职业培训学院必须为法律硕士配备一名导师，有专门的学院教师进行管理，调配实习单位，设置专业课程，一年后经过课程考试和业务能力考核，进入第三学年的学习，学生毕业文凭上可以加盖毕业学校和法律职业培训学院两个单位的公章。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职业机构的培养能力，可以由各省的检察官学院、法官学院以及律师培训机构担负起临时培养的职能，因为这些机构比较规范、师资力量也比较强，能够承担法律硕士的培养职责。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些机构合并，共同组成法律职业培训学院。
3 增加高校法律硕士办学的压力，定期进行评估，严格实施法律硕士教育资格的淘汰制度，提高法律硕士培养的质量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不论法律硕士如何改革，实际上最后都必须落实到培养的人才上，要适销对路，要靠质量取胜。十多年来，法律硕士教育取得了很多成绩，培养了很多质量上乘的毕业生，但由于从事法学硕士培养的高校占据着天然的优势，导致在实践中法律硕士的认可度依然有待于提升。提高法律硕士的教育质量，除了前文所言的理论教育和职业教育分离的思路以外，合理的评估制度与资格淘汰制度也是不可缺少的。现有的法律硕士培养评估只在于法律硕士培养的资格准入制度，除此之外，没有比较细化的评价制度。笔者以为，在完善现有的指导性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要细化法律硕士培养的评估制度，包括图书资料、师资配备、毕业论文指导情况、就业情况、社会认可度，并定期检查，对于不达标的应该予以黄牌或者红牌警告，限制招生或者停止招生，以此来达到迫使高校重视法律硕士培养的目的，彻底改变以法律硕士招生作为牟利手段的做法，让法律硕士与法学硕士教育并轨，并最终成为向实务界和博士阶段输送人才的唯一硕士通道。
注释：
①霍宪丹．法律硕士教育定位的背景和基础[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3)：5．
②王健．招生政策的调整与法律硕士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口]．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0(春季卷)：29 ．
③④⑤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中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实践与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lO一1 ；9 ，211，2 5，329；115．
⑥王民．回顾与再思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观察口]．政法论坛，2009，(4)．
⑦王健．法律硕士教育的性质[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3)：15．
⑧朱立恒．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现状与改革[J]．河北法学，2008，(5)：1 4．
(责任编辑：刘新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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