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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年12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调查结果公布，韩国学生在数学素养、科学素养和阅读上的能力明显高于欧美学生。事实上，从2000年开始，PISA调查便报告了相似的结果。仅用西方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论，并不能很好解释这一现象。近年来，本土心理学的方法被用来研究解释韩国学生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原因。本土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相比西方理论，能更准确地解释和预测韩国的教育成就，这对中国，日本甚至更多地域利用本土心理学方法，统合西方理论解释社会现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 键 词】韩国；教育成就；因素；本土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G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1）0 -0011-03
20世纪 0年代，韩国社会存在着诸多问题，资源贫乏，低收入，文盲比例偏高。过去50年经济的迅速增长，推动了韩国教育的改革。目前，韩国国民的识字率为98％，高中入学率达到了99％。韩国学生的知识、技能和成绩在39个国家中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能力排名第二，科学素养排名第五，美国学生在相关领域的排名分别是19和18。[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最新的一项针对 5个国家9年级学生的评估（PISA）报告中指出：韩国学生的科学素养，数学素养和阅读能力均排名第二，[2]仅落后于中国上海，远远高于美国学生和欧洲学生。
一、传统的研究
斯坦福大学的Termen翻译引用Binet-Simon 量表至美国，并更进一步，于191 年修正发展出适合美国文化的Stanford-Binet 智力量表，同时以更新的方法学来介绍所谓的IQ概念。他强调测验的标准化之重要，最初只是用于发现学生的智力缺点，但作为一种给在校学生归类分等的方法，很快便流行了起来，特别是美国IQ测试在与教育有关的几乎所有领域进行着，成了一个“准国家标准”，并为日后一些美国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参考（例如强制绝育，种族和性别隔离，以及移民的限制）。此方法虽然展现了智力测验的实用性与有效性，却也引发了不少论战，诸如种族优越偏见与次等民族歧视的纷扰；IQ的价值意义以及其对社会影响的争论等等，而且智商测试的开发是为了适应的思想偏见，并没有严格的科学标准为基础。例如，测试的第一个版本发表于191 年，它为女孩打出了一个平均高于男孩2~4％的分值，Termen单方面删除、修改，增加新项目，使这种差异消失，随后得出了男孩比女孩高的分数。[3]由于此研究，1924年，亚洲人被打成“基因劣等”种族，美国法案当时规定美国禁止移民亚洲人。[4]Lynn和Vanhanen[5]也曾同样宣布优生理想，但却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在他们对 0个国家的研究中，发现东亚人智商最高，分别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以及新加坡，欧洲人和美国人得分较低。他们的结论是智商反映了东亚人的种族优越感，由于优良的基因，东亚人已成为一个优等的种族，虽然他们在80年前被认为是“低等”的民族，但这种特定的基因是否和教育成就有关，始终未有定论。
传统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论假设，学习成绩的差异可以由先天的能力、个性或环境因素来解释。然而，为什么具有同样智力的人在同一任务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各具不同的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是个人对自己能否成功地进行某种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它是个体自身潜能的最有影响力的主导因素，对控制与调节个体的成就行为，尤其是在个体面对困难时的态度和坚持性及策略的采用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激发个体为达到目标所付出的持久的努力、勇于面对各种挑战，不怕困难和挫折，力图实现成就目标。Bandura[ ]发现，自我效能感与成就行为是相互促进的。在美国、欧洲和亚洲，那些用自我效能信念来训练自己，发展认知能力的学生，在学习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从文化层面上讲，学术成就的差异可以归因于价值观的差异。文化被看作自然和人力资源的集中利用，为的是达到一个期望的目标。[1]存在文化差异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目标，所以利用不同的方法和资源来实现这些目标，并赋予它们不同的含义。例如，当学生们面对 “享受生活比生存更加重要”这个问题时，21％的美国学生表示非常同意，而只有8%的韩国学生表示赞同。当他们被问：“你认为在数学上要获得成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时，美国学生中有8％的回答说需要很多努力，而韩国学生中则有3 ％回答需要很多努力。尽管美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上的素养不佳，他们却在一个较高的自尊水平上：他们是把“自我概念”放在第一位，与此相反，韩国学生自尊水平较低。韩国学生不认为他们是最好的，认为他们需要努力做好；美国学生则认为，他们是足够优秀的，适当的努力已经足够取得理想的学术成就，这是因为美国的一部分文化认为，花费很多的努力则意味着能力的欠缺。[8]
关于学习数学动机的报告指出：41％的美国学生是为了获得理想的工作，而仅有10％的韩国学生认为如此。对韩国学生学习动机的其他相关报告还指出：85％的人是为了“进入更好的大学”， 2%的人是为了“回报父母”。对韩国学生而言，社会动机远远大于个人动机。
美国政府的人均教育开支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是韩国的两倍，课堂规模较小，教师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提供个性化教学。在韩国，每班学生人数为40或50，课堂上强调合作学习，教师想做到完全的因材施教比较困难。美国在教育结构上有明显的优越性，但美国学生的综合学术素养却不如韩国学生。
综上所述，传统的心理和教育理论强调生物学基础（即先天能力、智商），个人价值观（例如，内在动机、能力归因和自尊）和教育结构特征（如教育支出、班级规模和个别化教学），但这似乎并不能解释美国学生在相关素质上相对韩国学生上较差的原因。
二、本土心理学研究
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 即植根于各国文化基础上的心理学思想或体系的总称，是将西方心理学的模式、方法、概念和理论加以改造，从而使它与其文化的联系更加密切，以及更能应用于某一本土文化之中。这种本土心理学的方法与Bandura（1991）所提倡的社会认知理论是一致的。
（一）韩国的文化价值观，家庭和修身教育
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仍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因此，韩国文化强调兴学，把教育、考试与人才提拔结合起来，始终认为人才应是通过区域或国家的考试选拔的。所以，从教育中获得较高成绩的人较容易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从中获得稳定的收入。家族的下一代也认为必须通过学习和考试获得士绅的地位。教育成就得益于个人、家庭、宗族，也是实现自己孝道的主要途径。
家庭关系被认为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为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父母对子女的奉献、牺牲和支持不仅存在于传统社会，在当代的韩国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例如，母亲用她和孩子间的密切关系，激励他们把这种关系转化为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动力。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也会将这种动力和忠诚转移到老师的身上。
此外，韩国学校鼓励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重视素质教育，雅论是学期内还是学期外，学生用来参加社会实践的时间都占了较大的比例，学校教育强调老师的主导作用，并要求学生从受教中得到乐趣，迫使学生为成功而努力。雅论是青少年、家长还是老师，在学术成就价值观和如何获得学术成就方面，观点基本一致。所以，韩国的文化价值观，家庭和修身教育的特点与西方社会相比存在着很大不同，而韩国本土化心理学的推动与研究已有近25年的历史，在方法改进、理论建构，及实证研究三方面皆有相当成就。
（二）实证研究
1991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Kim和Park[9]调查了韩国学生对成功和失败的看法，以及造成这种看法的原因；2001年开始的后续研究，继续以开放式问卷的形式对韩国学生进行调查，共1211名学生参与。使被调查者感到最骄傲或者最重要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学习成绩方面；父母是对成功帮助最大的人，其次是朋友、老师和其他家庭成员；情感支持被认为是对取得成就最重要的帮助类型，随后依次是信息支持和经济支持；多数人认为自律（即努力、勤奋工作、持久性）是获得成功最大的因素，良好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人格分别排在之后。相比于1991年的研究，2001年的调查显示，使被调查者感到最重要的成就几乎完全集中在了学习成绩方面；父母和老师对获得成功，的作用增大，而朋友的作用下降；情感支持依旧是最重要的帮助类型，随后是信息支持，经济支持；自律，良好的家庭环境是获得成功的最大因素，极少数报告反应，是因为个人的能力才获得成功。当受访者被要求列出他们感到最痛苦的失败经历时，学术成就方面仍然是最常提到的，其次是人际关系；至于谁导致了这种失败，大部分受访者把原因归于自己，其次是朋友，最后是父母；报告显示自律性不足是导致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个人性格问题，最后是缺乏能力。
对成年人的研究结果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0]尽管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成功之处是来自工作方面的和家庭方面，学术成就（成绩）则排在第二位。他们还认为，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支持对成功的帮助作用是最大的，自律则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Park 和Kim据此制定了结构式问卷调查归因方式与学术成就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青少年学生和成年人都把学术成就上的成功归因于努力，失败归因于缺乏的努力和能力不足，且这些把成功归因于努力的学生都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
为了系统地归纳促成韩国教育成就的因素，Kim和 Park通过 年时间的纵向研究得到了可观样本和大量数据，有1012名 年级学生，84 名1年级的学生，19 名9年级学生，和 5 名11年级的学生参与了调查。 其路径分析结果表明：父母因素（如期望、支持）和相关因素（如尊重父母和对父母的负债感）增加青少年的自我效能，成就动机和学习时间，因此提高了他们的学术成就。老师和朋友的支持对青少年学术成就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
（三）讨论
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的回顾，总结出促成韩国教育成就的因素：首先，韩国把修身看作教育的一部分，修身是用来自我提高，实现教育和职业成功的途径；其次，韩国学生普遍认为成功不是靠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成功是通过后天的不懈努力和刻苦训练获得的；第三，父母在维护与子女的关系的过程中对孩子人生的成败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父母雅私的牺牲和支持是子女获得学术成就的基本要素；第四，情感支持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第五，在已有的对韩国学生的研究中，没有发现自立性偏差，学生把成功归因于刻苦努力，把失败归因于不够努力和能力不足；最后，尽管西方的理论假设内疚感和外部压力会产生消极影响，然而在韩国却恰恰相反，孩子蒙恩于父母的牺牲和默默地支持，促进了学业上的成功，父母的期望和压力对孩子的学术成就产生积极影响。
三、总结
通过权威的PISA项目报告可以看出，西方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美国学生表现不佳和亚洲学生尤其是东亚学生学术成就出色的现象。而在韩国一系列的本土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却能更准确地解释和预测韩国学生的教育成就。这对中国、日本甚至更多地域利用本土心理学研究方法统合西方理论解释社会现象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in eighth grade: Finding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00.
[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Education at a glance: OECD indicators. Paris: OECD, 2010.
[3]Kamin, L. J. The science and politics of I.Q.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14.
[4]Kim, H. C. (Ed.).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Su- preme Court: 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 Green- wood, 1992.
[5]Lynn, R. & Vanhanen, T. IQ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Westport, CT: Praeger, 2002
[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New York: Freeman, 1991.
[1]Kim, U. Culture, science and indigenous psycho- logies: An integrated analysis. In D. Matsumoto (Ed.), Handbook of culture and psychology (pp. 51-1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8]Nicholls, J. G. & Miller, A. T. Development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bility. In J. G. Nicholls (Ed.), Advances in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Vol. 3, The development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pp. 185-218). Greenwich, CT: JAI, 1984.
[9]Park, Y. & Kim, U. Family, parent-child relation- ship,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Korea: Indigenous,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is. In U. Kim, K. Yang, & K. Hwang (Eds.),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Understanding people in context, (pp. 421-443).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 200 .
[10]Kim, U. & Park, Y. S. An indigenous analysis of success attribution: Comparison of Korean students and adults. In K. S. Yang, K. K. Hwang, P. Pedersen & I. Daibo(Eds.)Progress in Asian social psychology: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pp. 111-195). New York: Praege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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