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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书籍在大陆热销背后,相关出版社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一环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几年来的图书运营与出版,尤其是旗下“理想国”出版品牌对台湾书籍的引介与出版,让广大读者眼前一亮。
《读读书》:贵社是哪一年第一次引进台湾版权的书籍?第一本书是什么书?
孙瑞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成立于2000年,第一本台湾版的书籍是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大规模引进台版、台湾译本,应该是在2004、2005年前后,如电影馆系列的译本、唐德刚作品、许倬云作品等,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引进的。
《读读书》:目前每年引进台湾版权书籍的数量有多少?集中在哪些类别的图书?
孙瑞岑:这两年,我社每年出版的新书品种数量为120-140种之间,台湾版权的,估计为30种左右,集中在台湾一线作家的作品集,散文、小说、艺术等类别。
《读读书》:这几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旗下的“理想国”出版品牌出品了很多台湾作者的书,比如张大春、张铁志、蒋勋、舒国治等等,每一次出版都给我们大陆的读者眼前一亮,这些图书的引进,贵社是不是对大陆的读者有个基本的预判?
孙瑞岑:做出版的选题,都会有对读者反映跟市场反馈的预期,拿您举例的这几位作家来说,他们各自的风格很不相同,都有各自很强烈写作长处,先做好提前的读者及市场调研,肯定会对正式的出版有所帮助。
《读读书》:你们出的一些图书,甚至引发了很多的议题和阅读热潮,比如蒋勋的《生活十讲》、《孤独六讲》,就被很多图书馆作为推荐阅读图书反复推荐,从出版社角度来看,您觉得出现这些阅读现象的因素有哪些?
孙瑞岑:大陆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定会引发一些新的阅读热点跟趋势,可能蒋勋等作家的书,正好符合并能引领一些大众读者的阅读趋势及走向,台湾社会是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个阶段的,也面临过我们正在面临的一些社会、人心方面的问题,他们的作品,或许对大陆的读者有些借鉴的意义。
《读读书》:对台湾著作版权的引进,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思路吗?就是你们根据什么决定一本书是否需要被引进?
孙瑞岑:引进一本书,要从作家、作品、读者、我们自己的出版方向等多方面来判断,我们有着整体的出版方向,就是出好书、高品质的图书,并以这样的好书来养活自己,争取做好品牌,赢得读者的尊重及更大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过去我们常说的,用最好的书赚钱,在这个前提下,具体某一本书的引进,再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来判断。
《读读书》:被引进的台湾图书,他们的作者一般比较关心什么问题?可能的销量?还是图书的出版质量?
孙瑞岑:台湾的出版环境相对成熟,作者首要考虑的是出版的质量、出版单位的品质及品牌、出版后的营销是否到位等细节,这些方面做好了,自然会达到大家的市场预期。
《读读书》:在版权引进的同时,你们是不是对改图书的策划模式也做了相应的“引进”,包括书籍装帧要求、营销模式等等?
孙瑞岑:肯定会有一些借鉴,但毕竟市场环境大不相同,大陆的出版体系还很不完善,装帧、营销等方面,主要还是我们根据大陆这边的阅读环境,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些模式。
《读读书》:就目前“理想国”出品的台湾人著作的情况来看,它们中哪些著作更受大陆的读者欢迎?
孙瑞岑:我们选择的台湾作家,各有各的特色,面对的读者群也不一样,指标不同,很难用更受欢迎来归类,就销量来看,蒋勋、舒国治等作家的书比较畅销,但如骆以军、张铁志、马世芳等特色鲜明的作者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再如唐德刚、许倬云等老一辈的著名学者,在学术界的反响就更大了。
《读读书》:这些图书的销量是否也存在区域的差别?
孙瑞岑:总体来说,江浙、广东的市场会相对好一些,但这也跟大的经济环境有关系,其他地区的作者也是在这些经济发达的省份有着相对多的读者群。
《读读书》:这些作者和出版社有过相应的图书推广活动吗?
孙瑞岑:我们是做图书活动最多的出版机构之一,每年各类活动100多场,经常在北京、江浙、广东及其他地区的城市做签售及沙龙、讲座活动。
《读读书》:出版社是否有和相应公共图书馆合作的项目,比如台湾名师讲座之类?
孙瑞岑:还没有长期的大项目合作,但如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经常有我们作者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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