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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八旗官学专门录取十岁至十八岁的普通八旗子弟，开始由各佐领长官每年推荐一至二名，但蒙古学生逐渐减至每两佐领一人，并限定读书者的名额，其余俱令习武，以保持八旗战斗力。官学生的出路决定了录取的名额。雍正元年，限制了各佐领保送官学生的权力，至雍正五年又改革录取制度，以佐领为单位录取的旧例变为以旗为单位录取，提高了官学生的整体水平。乾隆中叶规定包衣亦可做官学生。八旗子弟已有官职或中举者，不得占用录取名额。光绪年间，优先录取贫寒子弟，并严禁顶冒，且鼓励幼童入学读书。
关键词：八旗；官学生；录取制度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 -0103-02
八旗官学系专为八旗子弟而设，是太学管理之下的一个特殊部分。虽然八旗官学师生的待遇不如宗学和觉罗学等贵族学校，但统治者对它的重视并不亚于太学下属的六堂等汉族学校。顺治元年刚刚入关，清廷就设立了专门培养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子弟的八旗官学。雍正年间，根据祭酒孙嘉淦的奏请，解决了八旗官学的教室问题和助学金的来源。八旗官学的教师有助教和教习两种，并且历代祭酒制定了许多奖惩措施，使他们对教学尽心尽力。官学生的学习内容有骑射、经书、时文、翻译等，他们可以通过参加科举及考取监生逐渐获得官职，或直接考取笔帖式、中书等官职。雍正、乾隆年间，八旗官学达于极盛，到嘉道时虽有所没落，但到光绪时期又一度有所振兴。这里仅就八旗官学生的录取问题撰一短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顺治年间官学生录取制度的草创
起初规定：“八旗官学生，由八旗选择俊秀子弟咨送，由国子监祭酒等挑取十八岁以下者，记名挨补。”[1]
顺治二年九月，增加官学生员额。“先是，每佐领各取官学生一名，以十名习汉书，余习满书。至是，礼部奏请增额，命每佐领增取一名，于原额习汉书十名外加用十名，余俱满书。”[2]
可见清初挑选官学生，以佐领为单位，每佐领取二名。顺治十一年，经礼部题准，又减为每佐领一名。“学生雅成者各归佐领，仍于本佐领下选择顶补。”[3]
顺治十三年谕，旗人不肯习武，专尚读书，应限定读书者名额，余俱令习武：
文武乃治天下之极要，不可偏向。今见八旗人等，专尚读书，有子弟几人，俱令读书，不肯习武，殊违我朝以武功定天下之意！尔部（礼部――引者注）酌量，每佐领下应读满汉书几名，更定具奏。凡部院考用者，俱照额定读书子弟内选用考试，额外私自读书者，部院不准选用考试！[4]
这年礼部议定，
满洲、蒙古、汉军，前经题明，每佐领止留一人读书。满洲、蒙古官学生不往外省作官，止许在部院衙门选用。且奉恩诏：满洲、蒙古三品官以上，荫一子入监，遇部院衙门考用之时，此等亦可选用。今满洲、蒙古，仍照前定之例，每佐领下止留一人。其汉军官学生，既内外并用，应于每佐领一人外，再添一人，其考试生员、举人、进士及部院衙门选用，俱应额定数内，方准考选，额外私自读书者不准考选！[5]
“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 ]满清占有天下后，为了镇压随时可能发生的民众反抗或汉族将领叛乱，以维持居少数的满族的统治，仍然极其重视八旗军队的战斗力，重视骑射。是以国子监汉贡监生不学武事则可，而八旗官学生不学武事则断不可。于是为了保证本民族有众多习武者，乃定例八旗官学生员额，每牛录不得过几人。且私自读书者不准应科举，不给予出路。只有进入八旗官学的读书人，才为官方和社会所承认。
从上述史料也可以看出八旗官学生在清初即有做官资格，但满、蒙学生“不往外省做官，止许在部院衙门选用。”而汉军官学生则“内外并用”。据《钦定国子监志》，在顺治九年之前，笔贴式旧例由官学生库使补授。顺治九年定举人、生员亦得选补，十四年吏部题准：各部院笔贴式有缺，止用官学生补授[1]。盖满、蒙、汉军举人、生员，国初有更重要的职务让他们做，故官学生专做笔贴式。而笔贴式在国初升迁极快，不数年而飞黄腾达者很多。这也是八旗官学生学习文、武各科的动力之一。八旗官学生的员额是与出路相联系的，在此出路决定了员额。
顺治十四年正月，因“蒙古官学生补用之缺少”，议定每两牛录选一名官学生。又因此时八旗停科举之例（从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十五年，八旗科举考试时举时停[8]），汉军官学生亦不应试，遂减汉军官学生员额为每牛录一人[9]。以上两例都是出路与员额合一、由出路确定员额的明证。
顺治十八年谕，满洲、汉军每佐领各增官学生一名，共送子弟二人，一习清书，一习汉书，“止许武官及甲兵子弟开送，文官子弟不准开送。”[10]这是顺治帝逝世之后辅政四大臣做出的决定。而四大臣皆以军功显，鳌拜、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均战功赫赫，为满族打天下立了汗马功劳[11]。此四人恃功辅政，当然看不起“雅寸箭之功”的八旗文官，以致于排挤文官，优遇武官，不准文官子弟入八旗官学。康熙皇帝则汉化程度颇深，通晓“以武定天下，以文守之”的道理，因而康熙六年亲政、八年逮捕鳌拜之后很快就改变了上述不合理制度，“仍遵世祖章皇帝时例，不论文武官员子弟，令本佐领将可学之人移送本监教习。”[12]
二、康雍乾时期官学生录取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康熙十一年题准，每佐领裁官学生一名，所留学生半习满文，半习汉文。蒙古官学生仍两佐领取一人。裁减员额，是由于仕途壅塞，“数年方出一缺，又有荫生、监生间补，官学生补用甚难”。[13]
康熙十六年题准，官学生以生员、俊秀选补，如本佐领下雅生员俊秀，方选补闲散人。”[14]据《清会典》卷八十四《八旗都统》，十六岁以上、父兄雅官职者谓之闲散人。
因为做八旗官学生是通往仕途的一道桥梁，大家皆争取入学，佐领看在与某些人的特殊关系上，顾及面子，常不顾其素质，滥取滥送八旗官学生。这一弊端，雍正元年经国子监司业博礼条奏，为吏部与皇帝所知。乃于九月复准：“应于该佐领下，雅论官兵子弟，不许瞻徇情面。择其资性颖秀，可以读书上进者一人，著参领、佐领保送都统验看。……”[15]于是佐领可以保送八旗官学生的权力受到了限制，选择官学生必须经过参领、都统两道关卡的准许，才能入学，从而保证了官学生的素质。雍正五年议准：
每旗额设官学生，满洲六十人，蒙古、汉军各二十人，满洲额内以三十人在满洲书房习清字，三十人在满洲书房习汉字，凡有学生缺数，不必拘定佐领，通择聪明俊秀子弟，申送本旗都统验看，交国子监当堂考录。年幼者令学清文，稍长者令学汉文[1 ]。
从此八旗官学生的录取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以佐领为单位录取的旧例为以旗为单位录取的新例所替代。以佐领为录取单位，则各佐领子弟素质不齐，于教学有所不便，而官学生毕业后其学业亦不齐。现在取消了佐领选送官学生的权力，由各旗都统验看聪明子弟入学，则佐领顾面子搞关系选送官学生的弊端自然消除，而某佐领中如有中才子弟，则为别佐领之聪明子弟所取代为官学生，也就提高了所录取八旗官学生的的整体水平，有利于教学，有利于整个满族民族素质的提高。这是八旗官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下五旗包衣，原来是不准做官学生的。乾隆三十三年奏准，“下五旗包衣，每旗各添设官学生十名，满洲六名，蒙古二名，汉军二名，……不给钱粮。”[11]则由此推测，上三旗之包衣，地位既高于下五旗，则亦应能入官学，盖于乾隆三十三年以前，上三旗包衣即已与其他上三旗子弟一起选拔官学生了。至此除八旗各100名官学生外，又有下五旗包衣生50名，于是八旗官学的学生总额为850名，永为定制。
雍正十年，八旗汉军之清初为大臣者，至此时颇有没落之家，家境贫困，雅力延请家庭塾师。出于对旧时大臣的感激，为使他们的子孙能有出路，这年奏准，八旗汉军以上情况，左翼有21人，右翼有11人，每人每月给银二两，补入该旗官学[18]。
乾隆三十四年奏准：官学生已考取中书、笔贴式、库使等官，已经有出路者，不宜在学继续读书，应退学并将其缺由另行挑取的新生补足员额[19]。
三、晚清官学生录取制度的完善
至晚清时，统治者仍然十分关注官学生的录取制度。道光三年奏准，如八旗官学生考取举人，不得留校占据名额，应归于铨选[20]，便于录取其他八旗子弟。
包衣学生，可借补额缺：“凡包衣蒙古、汉军学生缺出，如本旗雅人可送，准以包衣满洲人借补；俟本旗有人送挑时，仍行补还，以符定额。如包衣满洲学生缺出，雅人可送，亦准包衣蒙古、汉军人借补。”[21]
八旗官学生的录取手续为：十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八旗平民子弟，经该旗都统同意后，用印文咨送国子监，八旗助教带领上堂，分别翻译、作文、背书，当堂考验，秉公挑取充补外，“其有资质堪以造就者，量予记名注册，满洲不得过十名，蒙古、汉军均不得过五名，挨名传补。”[22]此处名额是就每旗而言。
光绪九年奏准，
嗣后挑取官学生，不拘官阶、品级，但择子弟秀良，尤须先尽家计贫寒子弟挑选。如肄业学生住非本旗界址，距别旗学舍较近者，仍照例准其就近附学，以示体恤。并令每日在学早饭一餐，俾晨入暮归，免致荒嬉，于学课较为有益。至所选学生中，如有家资较裕，力能延师者，准其赴学报明，不必在学肄业……但满蒙汉统计不得逾二十名，俾不致多占寒素额缺[23]。
以上照顾贫寒子弟、准予转学、供给早点等措施，都颇有益于官学事业。
这年还令严禁顶冒学生之弊：
近来保送学生，各旗参、佐领、并不认真选择，以致有冒名顶替之弊。嗣后各旗幼丁送监挑选后，除由国子监备具名册送学外，仍责成该佐领出具并雅顶冒甘结，饬领催同该幼丁父兄带领来学；如本学查有情弊，将该佐领奏参，领催咨革[24]。
光绪十一年又奏准如下鼓励向学幼童措施：
嗣后如八旗幼丁有情愿入学读书，该旗抑勒不送者，准其自行报明本旗官学，由该幼丁父兄或族长带领到学，管学官考验可否造就，如果资质聪俊，暂予存记，由管学大臣咨明本旗及国子监，俟有额缺，再行文本旗，取具图片，传该幼丁赴监，与本旗保送之幼丁一体挑选，送学读书[25]。
如上措施，既出自太后决断，则孝钦后之善于振兴学校，可见一斑矣！
参考文献：
[1]道光《钦定国子监志》[M]卷11，《学志三・员额》，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1-1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3][4][5][9][10][12][13][14][15][18][19] 乾隆五十一年敕撰：《钦定八旗通志》[M]卷95，《学校志二》，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 .
[ ][8]赵尔巽等：《清史稿》[M]卷108，《选举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1 .
[1]道光《钦定国子监志》[M]卷13，《学志五・甄用》.
[11]赵尔巽等：《清史稿》[M]卷249，《列传：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
[1 ][11][23][24][25]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M]卷394，《礼部・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91.
[20][21][22] 道光《钦定国子监则例》[M]卷3 ，《八旗・学务》，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石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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