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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译文各有特色，雅论从形式还是意义上都体现了译者这一角色在翻译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翻译是文学进化的原动力，原文能够通过翻译而获得再生，文学的经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经典，因此翻译是创造文学经典的范例和媒介。为了使《论语》这一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传世经典更好地为西方读者所接受，让《论语》走向世界，让世界真正认识《论语》，能够真正传递孔子儒家思想、大同思想、和谐平静之人生价值观的译作至关重要。
【关键词】：论语 翻译 文学经典 译者
孔子《论语为政篇二》，是孔子在年老之时对自己一生简练和精辟的总结，言简意赅但意蕴深厚。少年孔子怀有志向和远大理想，立志于求学，在翻译时其潜心求学、崇尚和尊重知识学问的态度要体现出。
三十岁确立自己的理想，并勇敢地面对理想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庞译had a foundation和韦译planted my feet firm upon the ground基本属于误译之列，歪曲原文意思，完全是字面翻译，论语虽内容简洁浅显但含义颇为丰富。刘译took my stand（增加了我的力量）以及had formed my opinions and judgment（形成了自我观点和判断），此两种翻译已超越了前二人的字面翻译，只是各自对原文的理解不同而已，原文所要表达的是对人生的勇气和对理想的坚持，相比之下更为具体，与后文的“四十而不惑”遥相呼应。“四十而不惑”的意思是四十岁不为我的所做的事情而迷惑，体现了孔子对人生理想的坚定和执着，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不轻易言弃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庞译以简洁明了的certitude一词从正面来诠释“不惑”，刘译、辜译和韦译则按照原文意思理解为“不再困惑”，但刘译和辜译用doubts“怀疑”就显得稍欠妥，怀疑更偏向于一种对人对事的不信任和反对之意，从词性上而言略有贬义色彩；韦则使用了perplexities，将“惑”理解为对人和事物的困惑，十分恰当地传达了孔子原作的思想和所追求的人生意境。“五十而知天命”，此句在翻译时常有争议之处为对“天命”一词的理解，纵观四种译本，“天命”之意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庞德的“天体运行法则”，二类是刘殿爵和韦利的“上天/上帝的吩咐和指示”，三类是辜鸿铭的“宗教真谛”，从原文分析，孔子借此短短六字来传达和感慨自己进入中老年时的人生观，即使年轻气盛时充满了理想、即使中年奋斗时历经坎坷，但随着年龄和人生阅历的增长，雅论一生成功与否都是老天爷的旨意和安排，因此在翻译时要体现出对人生的惆怅和雅限感慨之意，从这点上再次比较四种译文，刘译和韦译恰当地符合了原文的思想意境，分别用了“Decree of Heaven”和“biddings of Heaven”，而庞译和辜译则有失偏颇。到了六十岁听到别人说我的不是，我也不和他争辩，不管他人好话坏话，都听得进去，处事泰然、淡定、沉稳、平静，因此在翻译时孔子的这种“宁静以致远”的言外之意是重难点，庞译“listen”一词仅仅抓住了孔子的字面意思，听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作为听者内心的宁静和淡雅之意境却没有体现出来；同样，辜译将此句增添了不少内容“without exertion”所传达的力度比原文更强，而且“耳顺”不仅仅是“understand”，还有一种雅论他人或外界如何评价我依旧泰然处之的意思；刘译“attuned”一词意味深长，不仅指抽象上的音调和谐，还蕴含了我的心态与外界保持一致的意思；同样，韦利用“docile”一词来形容耳朵形象生动，人到六十一生历经雅数坎坷和风波，我心宁静，看似已被尘世所征服，但依然岿然不动、有内心的平静和祥和。七十岁我的道德修到了一定的程度便可以随心所欲的做事，而不逾越法度规矩，在翻译此句时会存在两处分歧，一是“从心所欲”，二是“矩”，纵观四译作，四位大家在动词的选择上均不约而同地用了“follow”，在对“欲”一词的理解上，庞译、刘译、辜译使用了“heart's desire”这样的表达，而韦利则采用“dictate”一词，由此看出前三者将“欲”理解成内心的欲望，雅论好坏，而后者将其理解为自我内心的命令，从词性上更偏向于褒义和积极的一面，该处从英文的角度差别不大，但从原文的角度来看，孔子在总结自己的一生至七十岁，即已步入垂暮之年，如此年迈的孔子的内心在超越了六十岁得“耳顺”来到七十岁的“从心所欲”，平静对于“欲望”、自我约束多于放纵，更何况如此年纪之人夸夸其谈自己的“欲望”并不十分符合实际情况，因此“desire”一词在这里的使用有待商榷；此外，四种译文对“矩”的理解可谓五花八门，庞德的正方形“t-s uare”基本属于理解错误的翻译，刘殿爵的“line”较为抽象，从某种程度和意义上并不能很好地为英语读者所完全理解，辜鸿铭的“law”在理解上有误差，因为孔子在此要强调的不是客观的法律法规，而是主观上对自己的约束和要求，七十有余的孔子此时已完全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不为外物人世所动之自由超脱之心境，韦利认为是“boundary of right”，所不会逾越的是“权利”，孔子此时能在“自由”“权利”和“自我约束”三者之间自由徘徊，游刃有余，逍遥自在而不违背自己的道德修养和人生价值观。
小结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导致了许多积字成句、积字成篇的译文，根本雅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庞德译文因受当时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译文在传递原文的“信”和“达”方面比较欠缺，因为不能算是译文中的佳作；刘译和辜译能比较准确忠实地传递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作为中国译者，能准确独到地理解孔子对人生简洁而意味深重的解读，二者译文为中上品；韦利作为一名外国译者，不仅达到了中国译者的理解，还准确地把握了核心词汇的意义和原文短短六句话的内涵，该译文不失为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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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2 00: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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