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简直为大学生应招淘粪工炸了锅。什么侮辱大学生呀、斯文扫地呀之类的议论不绝于耳。在当今中国教育体制所灌输的价值观念下,淘粪和杀猪一样,都是君子不为的贱业。大学生、研究生从事此业,自然会引起哀叹甚至公愤。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我劝大学生还是积极应征“淘粪”的工作。最直接的理由是钱多,十万年薪是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挣不到的。更深刻的理由是:这类基层的工作,乃是年轻人事业起步之正道。经过淘粪锻炼的大学生,日后成才率怕是高于侪辈。新一代人应该率先突破传统观念。
大家知道,明清两代是中国科举制度的顶峰。有人估计,当时的“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大致维持在50万之众,恐怕比现在的大学生还要“精英”多了。有此资格,就可以在政府登记,算是进入了士大夫阶层。想想看,这些人成就了什么呢?秀才不过是一种身份,并不具备当官的资格,他们多只能皓首穷经,酸兮兮地“之乎者也”一生,落得个孔乙己的下场。
在这种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读书人淘粪是否可算出路?在那个时代,这要比现在更有辱斯文,更少有人去做。但是,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总有几个异数。研究社会经济史的,都知道有本《沈氏农书》。此书作者“沈氏”的身世很难细考,大致只知道他是明末清初之乡绅。他隐居江南乡下务农,随手写下这本务农手册,大概是供经营自己的农场之用。读此书便知,他是个淘粪好手,不仅告诉你到哪里买粪,怎么运粪,各种粪的用法和效能,还非常细致地教导你粪应该如何搅拌,怎么观察粪的颜色变化等等,谈拌粪如同谈酿酒,感情溢于字里行间。根据其书的记载,他耕种的土地亩产在当时几乎是最高的。
还有位包士臣,素有文名,和龚自珍、魏源等等都属于“经世致用”派的知识分子。他早年家贫,亲自务农,想来也是淘过粪的。在他的笔记《安吴四种》中,就写到粪池的修造以及粪的种种好处,并指出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懂得修粪池,使得水田得益,产量高不说,也使环境清洁。
沈氏也好,包士臣也好,都是中国士大夫中的异数。他们学问不错,很为士林所重。但是,从今天看来,他们最大的贡献,怕还是讲大粪、海运等等非传统的“经济之学”的文字。沈氏的一小册农书,不入当时士林之主流,但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史的经典,其价值高于那些“之乎者也”之辈所著的万卷诗书。
他们能有这种意想不到的成就,一大原因就是敢于突破传统士大夫那种“读书、考试、做官”的“事业格局”。如今中国正迅速转型为市场经济社会,本不应该歧视动手的实用技艺,不应该鄙视劳动。但我们的高等教育,其实还是继承了这种陈腐的科举价值观念。
现代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科举制度下那种以考试定身份的理念正好相反。即使是哈佛、耶鲁,也反复告诫自己的学生:名校的牌子说明不了什么。二十年后没有人会在乎你年轻时在哪里读书,大家要看的是你都干了什么。你必须从最基层的事情干起,必须“什么都能干”,必须以实际的业绩“证明自己”。第一个工作,就是给你这样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这些学校的学生不仅要和别人一样在劳动市场上竞争,学校还拿出大量资源帮助他们写简历、包装自己。所以,大学毕业生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在美国很难成为新闻。
如今大学生杀猪、淘粪等等,闹得舆论鼎沸。从事此道的年轻学子们,心理压力也一定甚大。但是,也正是在这种举世谤议的压力下,方能显示他们的人格和品性。在我看来,那些顶着社会偏见在此业中宠辱不惊、踏踏实实地工作的人,日后恐怕更堪当大任。有眼光的企业,要盯着这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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