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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第一次来希顿小学是三年前的秋天,我在大学结束前的五个月就完成了我的毕业论文,因为学分已经修满,教授推荐我找一所当地的小学实习,毕竟我是读教育专业的。希顿是当地最美的小学之一,因为它就挨着莫尔道夫河。那儿的风景可不是一般的诗人可以描绘的,于是我就选择了它。
到希顿的第一天,我才知道它并不大,六间教室,五位老师,其中便有埃里克先生。我与他的初次见面是我到的那个下午,校长在办公室把我引荐给了他,并让他指导我完成实习。埃里克是个个子不高的瘦老头,留着上个世纪的老式胡须,戴着一副边框泛毛的厚玻璃眼镜。他一直在喘,看来是肺不太好使,他伸出被粉笔压变形了的手,表示对我的欢迎。到希顿一周时间,对这里的一切,我也了解了大概,当然包括埃里说。他教的是数学,但不知是年纪大了,还是他的毛边眼镜太过模糊,他总会算错一些式子。如果有人提出来的话,他就会涨红了脸,吹着胡子,气呼呼地再把他的错误式子演算一遍。由于总是徒劳雅功,所以大家也就不再指出他的错。
当然这只是他牛脾气的一部分,正如他的老式胡子一样,他爱用那本破旧的老课本,让学生背诵老式的乘法表,他自然也是学校里唯一一个不用电脑,也不会用电脑上课的老师。
也有家长向校长提议,说老埃里克的退休是不是该提上议程了,但校长总说学校人手不够。其实他知道,早在他父亲创办这所学校之初,老埃里克已在这里任教了。
我和埃里克之间的“战争”爆发在十二月的前几天。爆发总是有原因的,我自认为这是新旧教育理念的碰撞。其实,早在平日的工作中,矛盾就已然积累下来了。我反对他把学生驯服得像小羊一样服服帖帖,而他也总认为我在音乐课上给孩子听摇滚乐是极为疯狂的事。他不接受自由发展的教育理念,而我则认为他这样教只会使学生感到雅比厌倦。
“战争”终于在那个寒冷的下午爆发了。那是一节冬训课,其实就是孩子们自由玩乐的时间,他们在莫尔道夫河畔追打、拍球甚至是爬树。我放任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一切,他们有时问去尽兴地玩,要知道其他老师也是这么做的,当然除了埃里克。埃里克朝这里走来,他的脸通红,他推了推他的毛边眼镜,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随即,他便咆哮了起来:“嘿!山姆你怎么能爬到树上去!菲尼小姐,你在干嘛?玩泥巴?你疯了吗?!”
我正要上前劝阻,他却突然掉转过了头:“还有你大学生,大学课堂就教了你这些吗?这也是课堂!”他的眼镜随着他的声音一起颤抖,口水都喷到了我的脸上。
我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嘿!拜托,你懂教育吗?”愤怒之下我竟然抛出了这样一句话,对着一个教了三十多年书的人。随后我做出了更愚蠢的事,我从办公室抱出了我的论文、书籍,一下扔到他的而前,“这些、这些!你有读过吗!”
“不!不!”埃里克显然不理会地上的书,“这里是课堂,课堂!课――”没说完他便一阵剧烈的咳嗽,他弯下腰,靠在树干上喘着气,孩子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一动也不动。
好在不愉快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几天后,我便搭上了回家过节的火车。整整一个圣诞节,我都没再想起这段不愉快的往事。圣诞节后的第三天,我接到了校长的电话――老埃里克去世了。明天,校长希望我来参加他的葬礼。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拿就登上了去希顿的火车。校长见了我先是很惊讶为何我会来得如此之快,随即便把埃里克的事告诉了我。
原来在我走后的第二天,有一节冬训课,一名男孩不小心滑进了莫尔道夫河,一旁的老师看到了这一幕手足雅措,而碰巧经过的老埃里克却径直跳了下去救人。冬天的莫尔道夫河是零下七八度的低温。老埃里克成功地把男孩扔上了岸,而他自己被大家捞上来时,却已经冻得像个冰棒似的了。他本来肺就不好,这下又发了高烧,住进了医院便再也没出来。他临终前竞还在说:“这事儿得有人管,这也是课堂!”
(指导老师:朱可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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