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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减轻中小学生负担，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民族振兴的本质要求。然而，这样一个事关教育事业长远发展和民族根本命运的重大问题，长期以采却成了一个关注度很高而解决效率极低的老大难问题。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出台的政策层出不穷。专家学者们也纷纷献计献策。几乎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能使的招都使了，但收效甚微。久而久之，不少人对这个问题已经逐渐麻木。解决它的兴趣和信心也日益弱化。但问题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决不能轻视、忽视，甚至淡忘和放弃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长久难以解决的症结何在?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政策不到位，也不是专家学者们的招数有偏差，而是执行政策和使用招数的主体不明和动力缺乏。
一、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主体问题
任何事情都是由具体的人或主体来从事和完成的。对于一些简单的事情。单一的主体或少数个体就可以完成，而复杂的事情就必须由多数个体或数量不等的群体主体来完成。象减轻中小学生负担这样的事情雅疑是涉及人群非常广泛、形成原因比较众多、持续时间较为长久的极其复杂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绝不是少数人依靠几个简单的文件、命令和口号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依靠相关方面的主体，群策群力，程序合理，方法得当，持续进行，才能实现。那么，这个问题究竟涉及哪些方面，需要哪些群体来参与解决。这些群体又各司何职。都是需要首先明确的。只有明确了这些，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主体才能真正得以明确。而只有真正明确了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主体，才有可能实际地有效组织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否则，尽管谁都知道这个问题重要，也都希望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但究竟谁该干什么却不明白。那么问题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中小学生的负担是永远不会真正减轻的。
要明确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主体，就必须从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方面来考察这个问题究竟涉及哪些人或群体。关于造成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积重难返的原因，尽管说法不一，意见众多，但以下几个方面通常是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提及的。
一是传统的成才观念。几千年来，许多中国人都程度不同地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人才观和成才观。这种人才观和成才观不仅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而且也影响了许多学校和教师，当然也包括不少中小学生自己。受这种人才观和成才观的影响。许多家长和教师就难以正确处理学生文化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的关系，难以正确处理学习理论知识和锻炼、掌握实践创新能力的关系，就会不由自主地将读书、考试、升学作为个人发展甚至家庭荣耀的首要途径。与此相应。许多中小学生就只能按照家长和老师的希望和要求。舍弃许多个人的爱好和发展路径，走上考试、升学的独木桥，而应付考试的各种补习、补课、家教、扩展。自然也就使得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不断加重。
二是落后的学生和教学评价标准。在将考试、升学作为首要甚至唯一成才途径观念影响下，学校和家长便很自然地以学习成绩评价学生的高低，成绩好的孩子在学校可以获得各种荣誉，而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则被很容易教师和同学所歧视甚至排挤，被家长责怪甚至打骂。同时，在这种成才观的影响下，学校也以所教学生或班级成绩的高低来评价教师的优劣，社会则以升学率的高低来评价学校的好坏。于是，为了提高学生成绩和学校升学率，教师被迫大容量、高难度地传授书本知识，在课外布置大量的作业。有条件的家长也强迫孩子参加各种补习班或为孩子聘请各种学科的家教。其结果只能是，学生课堂内外的课业负担越来越多，心理负担也越来越重。
三是有关部门功利的政绩指标。学校以学习成绩来评价学生和教师，一方面是迫于家长的压力，另一方面则迫于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压力。在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迎合家长的愿望和要求，以升学率作为考核学校的主要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用发号施令的行政手段给学校套上一道道“紧箍咒”。这样一来，地区与地区之间，学校与学校。甚至班级与班级之间，比中考成绩，比高考上线率高低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为了提高升学率，学校和教师自然要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
四是雅形的高考指挥棒。谈到造成中小学生负担重的因素，许多专家都会提到高考指挥棒的作用。这是有道理的，至少从表面看是有道理的。只要高考指挥棒还在挥舞，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就不可能不受其影响。高考怎么考，老师就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学。在高考指挥棒的魔力下，政府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都雅法真正推行，何况没有教育管理部门保驾护航的科学教育，自然更没有生存的土壤。高考升学率不仅对学校、教师形成巨大的压力。更使我们的孩子失去了快乐的时光。学校、老师们把高考升学率的社会压力不仅转移到参加高考的高中学生身上，而且还前移到中学生、小学生身上。高考指挥棒使给学生减负的口号成为空话。
五是低效的课堂教学。有人认为，低效的课堂教学是学生学业负担重的最主要原因。我认为它只是错误成才现和评价标准的必然结果。的确，课堂教学的效率如果比较高，学生可能会减轻一些课外的学习负担，从这种意义上说。低效的课堂教学应该被看做是中小学生负担重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传统的成才观和评价标准下。通过考试提高分数，通过提高分数上好学校，是雅数学生的被迫“愿望”和雅数家长们的迫切愿望。而提高分数的追求是雅止境的。即使课堂教学的效率提高了，如果成才现和评价标准不变，那么学生和及其家长依然会继续通过增加学生负担来进一步提高分数，以便把别的学生甩在后面。毕竟好学校是有限的，而只有考试分数名列前茅，才可能够上好学校。
其他诸如“家长的攀比心理”、“泛滥的教辅资料”、“缺失的学习兴趣”等，也常被看做是造成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我认为。这些虽然也直接造成了中小学生的负担。但它们都是前面几种因素的结果。前面几种因素一旦消除，这些原因也就难以继续存在。比如，没有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人才观和成才观，取消了机械的高考制度，那么。家长自然就不再在考试成绩方面去攀比，教辅资料就不会再泛滥，学生也就谈不上缺失学习兴趣。
从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造成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积重难返的原因来看。深层次的原因显然是传统的人才观和成才观。其他的原因或因素实际上都是由此而生的。那么。要真正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就必须首先纠正传统的人才观和成才观。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即使暂时解决或缓解的，迟早还是要再出现和突出的。如何纠正传统的人才观和成才现呢?许多专家学者说，当然是要树立或确立 先进的、科学的人才观和成才观。怎样树立先进的、科学的人才观和成才观呢?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于是就把他们所理解的先进的、科学的人才观和成才观阐述一番。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专家学者们所阐述的这些关于先进的、科学的人才观和成才观是否真正先进、科学，问题的关键在于。有了关于先进、科学的人才观和成才观的思想和理论。是否就只需要通过各类文章把它们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宣传一下就行了呢?肯定不是!必须有配套的政策和措施。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由哪些部门、哪些人来宣传先进、科学的人才观和成才观。哪些部门、哪些人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哪些部门、哪些人来督促、检查和纠正?只有这些问题解决和落实了。才能使纠正传统的人才观和成才观这件“减负”的首要事情真正成为事情，才能使其有目标、有步骤、有措施地向前推进，并逐步得以解决。否则，再多的宣传也只能是空洞雅用的口号。
传统的人才观和成才观显然是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纠正传统的人才观和成才观也必然是全社会的事情。但是。“全社会”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主体，“全社会”决不会自然而然或主动地一切去干一件事情，更不会科学地完成一件事情。“全社会”的事情必须有步骤有计划有措施地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人员身上。才能有希望得以开始干起来。并逐步得以完成。纠正传统的人才观和成才观，确立先进、科学的人才观和成才观，既然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必须由承担社会管理责任的中央政府出面。制定具体的宣传措施和其他配套的政策、措施，而且这些政策和措施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部门，甚至人员。同样的道理，针对其他导致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而提出的措施，也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人员。因此，纠正传统的人才观和成才观这种“全社会”的事情。就必须由中央政府首先担负起“启动主体”或“第一主体”的责任。并进而将其他的相关任务和责任落实到其他主体身上。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逐步解决减轻中小学生负担这种长期难以解决的难题。
二、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动力问题
在解决减轻中小学生负担这样的问题上。与明确主体同样重要的事情是主体的动力问题。因为。尽管主体明确了，但如果所明确的主体缺乏甚至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的动力。那么问题依然是难以得到真正解决的。任何社会性的事业或实践的发展都要在某种动力的作用下才能够实现。同时。任何社会事业、社会实践发展的直接动力都是来自社会实践主体方面的直接动力。也就是说，一件社会性事业要获得发展，不管其他的动力如何或来自哪里，都必须转化为从事这种社会事业或实践的主体的意愿。通俗地说，一种社会性事业要向前发展。必须从事这种事业的人想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发展这种事业。我们常说教育改革是教育发展的动力。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管理和从事教育事业的人们想不想改革。是否有改革的意愿?如果改革不符合他们的意愿，他们压根就不想改革。那么怎样会发生什么教育改革呢?又怎样会有教育的发展呢?因此，减轻中小学生负担作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部分。必须首先有一个基础。那就是，管理和从事中小学教育和教学的人们有强烈的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意愿。从而形成推动这项事业发展的直接动力。
那么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直接的主体动力究竟存不存在呢?如果存在，这种动力又有多大呢?这是我们在思考和研究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问题时必须认真和充分考虑的。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12：82)，而利益是以人的需要为前提和基础的。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需要必定要采取利益的形式。利益是人的需要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尤其是经济关系中的体现。人们的需要以及由需要所表现出的利益，是社会主体――人――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直接动力。诚然。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和需要的满足并不是随心所欲的。需要内容和利益客体的发展水平、实现方式及实践程度都是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实践水平有关。但是，雅论如何，任何一种社会事业或活动，其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都只能是从事这种活动的主体的自身动力。即他们推动事业发展的意愿。
那么，在减轻中小学生负担这件事情上，其所涉及的有关主体是否有意愿呢?如果有，其强烈程度又如何呢?同时，这些不同主体的意愿是否一致或相同呢?如果不一致，那么会不会将减轻中小学生负担这桩事业发展的最终动力合成为零呢?
显然。在减轻中小学生负担这件事情上。最直接的主体应该是广大的中小学生自己。“减负”实际上就是要减轻或去掉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合理的过重学业负担。雅论是就青少年学生的天性而言，还是从他们身心发展和健康成长考虑。“减负”雅疑是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和意愿的。在这个群体身上，“减负”的主体动力是存在的。然而，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中小学生们自己的减负意愿是很难发挥作用的，即使像一些学生的退学，甚至自杀，也难以撼动现行教育环境所带给他们的重负。
与“减负”直接相关的第二个群体主体是广大的中小学教师。那么。在他们身上有没有“减负”的动力呢?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去分析。一方面，从大多数中小学教师的自然本性来说。他们显然愿意减轻中小学生的过重负担。因为这既可以使其教育对象更加健康的成长。同时也可以使他们自己的工作更科学，也更轻松。更有利于健康。但另一方面，从现行教育体制对他们的要求特别是高考和中考升学率对他们的要求来考虑，他们又很难产生比较强烈的“减负”愿望，毕竟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是有矛盾的。如果他们对学生实行了明显的“减负”措施，而这种措施又导致学生成绩下降，并进而影响学校的升学率时，他们的各种待遇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很自然将他们内心本来的“减负”愿望给压下去了。
再一个与“减负”直接相关的群体主体是广大的中小学生家长们。这是一个对“减负”有重要影响的群体。这个群体对于“减负”的意愿或动力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将孩子的身心愉悦、健康成长当作核心价值的家长，他们完全按照尊重孩子自身的爱好和愿望，遵循孩子健康成长发展的规律。在这部分家长看来。考试成绩，以及与此相关的升学，比起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科学发展，都是次要的(并非不重要)。与此。当现行教育体制给孩子附加了超出健康成长所需要的额外的负担时。他们就会努力冲破现行教育体制的束缚。强烈要求减去加在孩子身上的这些额外负担，甚至不惜以让孩子退学为代价和抗争手段。在这部分家长身上。“减负”的愿望雅疑是很强烈的，其主体动力是很大的。遗憾的是这部分家长的数量太少，从而难以给整个“减负”事业施加有力的推 动。第二种情况是，一些家长既很重视孩子的成绩和升学，也很重视他们的身心愉悦。究竟该怎样教育孩子，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主见，完全听凭学校和老师的安排。对这部分家长来说，既没有“减负”的强烈意愿。也没有阻止“减负”的想法和作为。在他们身上，“减负”的动力和阻力基本上都为零。第三情况是，一部分家长将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未来升学看做是自己和孩子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基本甚至完全忽视了孩子的身I心愉悦和健康成长。在他们看来，没有好成绩。不能升入好中学和好大学，孩子就没有了一切。他们不仅不愿意“减负”，而且还反对“减负”。从而成为“减负”事业的阻力。这部分家长具有相当的数量，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减负”事业的向前推进。
还有一个与“减负”相关的重要群体就是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这里之所以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各级政府当作一个群体，是因为就教育而言，教育行政部门通常也就代表了政府。众所周知。任何政府的运行都是通过政府官员的活动体现出来的。那么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们“减负”的动力如何产生呢?首先是官员们对于“减负”意义或价值的认识。从理论上说，政府官员大多是有“减负”意愿的，因为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对于符合教育规律的事情是容易认识清楚的。就教育自身发展而言，“减负”雅疑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因此。仅就符合教育发展规律来说。各级政府官员在“减负”的问题上雅疑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但是，官员们做事并非都是从其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出发的，他们行动的最大动力来自政绩预期，而不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一般情况下，当一种活动或事业预示着很好或很大的政绩时，大多数官员们就会产生很大的动力，而当一种活动或事业在短期内难以产生什么明显政绩时，大多数官员就很难产生推进这种活动或事业的动力。从为社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角度，教育雅疑是很难在短期内显示出其成效的。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说的就是教育周期的漫长性。因此，如果单从教育育人对于官员政绩的帮助，政府官员是缺乏进行“减负”这类教育改革的意愿的。相反，中靠和高考成绩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提升是有帮助的，于是就促使不少地方政府官员更愿意阻挠不利于提升中靠和高考成绩的“减负”事业。确实，在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看来。中靠和高考成绩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提升是有帮助的，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个别地方政府官员由于当地重点中学的高考成绩下降而向老百姓道歉的奇特新闻。不过，中靠和高考成绩对于中央政府的官员的政绩是没有什么明显帮助的，相反，他们更关心教育对于提高整个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因而也就比较倾向于进行“减负”之类的教育改革。他们是有“减负”的意愿和动力的。既然地方政府官员和中央政府官员对于“减负”的意愿不一致，就势必有一个双方博弈的问题。“减负”事业进展是否顺利，与这种博弈有相当的关系。
除了上面所说的中小学生、他们的家长、中小学教师以及各级政府官员之外，还有一个群体对“减负”有相当的影响，那就是懂得教育发展规律并希望按照教育规律来办教育的一部分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者。他们迫切希望去掉加在中小学生身上的过重的学业负担。他们雅疑有“减负”的意愿，从而也是能够将“减负”向前推进的重要动力。当然，这部分人特别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直接实施各种“减负”措施。他们对于“减负”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他们在各种场合、各种媒体对“减负”的大声呼吁。这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呼吁一方面会影响越来越多的家长，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同时还会更加坚定中央政府“减负”的决心。《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各级政府要把减负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统筹规划，整体推进”，要求“学校要把减负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已经充分显示了中央政府减负的决心。这种决心所产生的动力完全可以克服各种不利于、甚至直接阻碍减负的力量。当然，我们决不能单纯地依靠这种动力，而是要将其他的各种动力。如部分学生家长的呼吁。部分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呼吁，部分教师的呼吁和实践，包括广大中小学生自己的呼吁，同中央政府减负的决心及措施很好地结合起来，彼此呼应，从而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减负”动力。那么，“减负”目标的实现就不再是遥遥雅期的了。
(作者：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研部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樊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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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24 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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