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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坛,刘庆邦是一个故事篓子。
他总是不愠不火不疾不徐地讲述着他的故事。痴情姑娘守明的故事(《鞋》),农村姑娘学习响器的故事(《响器》),两个矿工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哑炮》),两个杀手与他们的猎获物的故事(《神木》)……他所讲述的故事,大都是发生在人们身边却又往往被人们忽略了的事情,抑或是人们的经验曾试图企及却又未曾抵达的事件。好了,这些事儿,由刘庆邦讲述出来了。而且,他讲述得入情入理。
他讲述的故事大都不长。他经营过长的故事。而且相当不错,如《红煤》。可我更喜欢他的短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对许多故事高手来说,长篇,比拼的往往是耐力。而短篇,往往更需要有精湛的技艺。中西方不少大家,都是借长篇扬名,以短篇玩艺。刘庆邦不同,他本来就是靠玩儿短篇起家的。他的好玩意儿,更多在中短篇领域。
刘庆邦故事讲述完了。奇怪!那些吸引我们的故事,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给我们留下印象的,却是底层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是这些小人物身上散发出来的人性、人情、人味――善良的,狡狯的,纯朴的,世故的,柔软的,坚硬的,坦荡的,阴暗的;诸色搅和,诸相掺杂,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些东西,搅动了我们的心湖。生了澜,起了波。
这个故事讲述者,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魔力?
我们不妨选取他的几篇(部)中、短篇小说,检索一番,看看他在故事里,究竟羼进过什么样的东西。
《神木》:谋杀的变奏
一则关于图财害命的故事。
两个矿工要捕获一个“点子”,把他带进矿洞,用一块石头结束他。然后以井下工亡事故为由,向窑主索要钱财。阴暗,邪恶,血腥。这不是故事。而是真实事情。媒体曾有披露。
听着这个事件,我们有一种毛骨悚然感觉。它像一块巨大的铁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更像一个巨大的黑洞,透不出一点儿光亮。
刘庆邦敏锐地捕获了这个素材。他做过矿工,熟悉煤矿生活。把这个素材稍事加工,就可以敷衍一篇小说。而且可能是一篇不乏深刻的小说。刘庆邦寻找着。他要寻找催化的元素,让这个教人无法喘息的故事有所改变。他找到了一个满身稚气的纯朴少年。这个少年的加盟,一个单是恐怖的事件变成了一个摇曳多姿的故事,一场血腥的谋杀变成了一部不乏情趣的小说。谋杀依然在进行,谋杀者的设局依然在实施。但是,这已不是以两个幽灵似的人物的谋划进行了。因为,纯朴像一块燧石,投进了一个黑暗的王国。它溅起的微光,也照到了那两颗黑暗的心上,让他们在举起石头杀人时,不能不有所延宕,不能不做出一些计较:杀,还是不杀?现在杀,还是将来杀?这样杀,还是那样杀?不光是哈姆雷特,坏蛋也会跟自己较劲。这种较劲,让我们看到了延宕,两个坏蛋的延宕。依然还有谋杀,依然还有血腥,但那已不是一味的黑色了。甚至在微光下,两个坏蛋中的一个,竟然开始了自我的救赎,尽管他的救赎心刚刚萌动。这个满身稚气孩子,是作为“猎物”(小说称之为“点子”)出现的。可“猎物”改变了凶杀者,最终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谋杀出现了变奏,这样的变奏,故事变得摇曳多姿,情趣盎然。而且,不仅没有让故事变得庸俗,变得浅显,反倒因为微光的出现,冷酷和邪恶有了成色,有了层次,人性变得更为丰富了。作品也更加深刻了。
显然,那个稚气的大孩子非同寻常。他让一个新闻事件变成了文学作品。电影界的一个招牌词,叫电影元素。这个稚气的大孩子,就是刘庆邦加在《神木》中的“文学元素”。这个孩子激活了《神木》,让一个恐怖的故事变成了一件艺术品。而这种“文学元素”,往往要来自作家的虚构。刘庆邦在他虚构中,造了一个神――那个单纯的孩子。而那个一再延宕谋杀,试图放下屠刀的,或许会成为这神的“善财童子”。
《摸刀》:故事的岔道
《摸刀》是一个寻找杀人凶器的故事。
凶器是坐实犯罪的物证。因侦破杀人案需要,警察前往一处水塘,寻找凶手丢在池中的凶器――一把刀子。故事一开始,刘庆邦着意渲染了警察本次行动的庄严、肃然,当然任何的庄肃,也会带出一点儿滑稽。并让凶手与我们直面。这样的叙述,似乎是一种提示。它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那件凶器上了:那把丢在水塘中的刀子上一定负载有什么信息,说不定,杀人案件另有蹊径。至少,读者想弄清楚,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的纠结。或许就是一个八卦故事?
肯定需要一个下水塘摸刀的人。他是凶手同村、同宗的一位农民。摸刀者出场了。作者丢开了杀人者和杀人事件,开始叙述这位摸刀者和他浸泡其中的水塘。作者甚至游离于故事之外,讲述了这个水塘、这片土地变脏变臭变恶的演变史。但我们容忍了这种偏离。因为,一把作为凶器的刀子,丢进这样水塘,真是丢当其所。这样一片水塘,藏匿这样一把刀子再合适不过。这个水塘,似乎也成了一种隐喻。作者是有节制的,叙述回到了摸刀者身上。摸刀者的任务是自明的。早摸到,早了结。他运气不错。很快就摸到了那把刀子。可他不愿意把那把刀子这么快就拿出来交差。他不想这么早交出来,自有他的想法和理由。他并不想替凶手隐匿罪证,他对这个凶残杀害了堂兄的人是鄙视的。他只是想延宕一下。这把刀子摸到了,就意味着凶手的罪名坐实了,偿命的枪声就会打响。这个中国农民,不会有“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问语,却有更素朴更直接更真切的情感体验。一个人要死了,是罪有应得的死,可他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他也在局内。他似乎也感觉到痛,感觉到不适。况且,他还有更充足理由,得让村里人,特别是凶手的母亲看看自己的儿子,“这一次若是看普同生,很可能没机会看了。”这是人情世故。法律管它的法律,他管的就是这人情世故。他“把刀子又放回原处时,把刀尖插进泥里,让刀把儿朝上”。故事就围绕着摸刀人的行状、心理,有滋有味地进行着。
故事似乎没有按照凶手――凶器――凶杀……的线条进行。我们没有看到期许的故事。故事走上了岔道,岔向了摸刀者。但是,对横出的岔道、节外的生枝,我们并不恼怒,反而有几分窃喜。因为我们从中发现了另外的风景。我们看到一个同我们差不多一样的不相干者的内心世界,看到了关怀,看到了怜悯,看到了同病相怜,同气连枝。
这样的状写,让这篇短短的文字更富有了张力。
有趣的是,摸刀者故事结束时,作者把我们引上了另一条新的岔道:摸刀者在水塘中摸到了一个被绑缚在水泥桩上的女尸。这条岔道上又会有什么故事,作者没有讲述。因为他相信,每一个读者都会有一个故事。
《幸福票》:抖开的包袱
我相信,刘庆邦是可以写相声的。因为他懂得使用包袱:藏匿、铺垫与抖开。
《幸福票》讲述的是一个叫孟银孩的矿工如何处理他的“幸福票”的故事。所谓“幸福票”,其实是煤老板为了盘剥和占有矿工发放的“代金券”。矿工“小月下够三十个窑,大月下够三十一个窑”便可得到。它不是一般代金券只能在“一点红”歌舞厅消费。用煤老板发幸福票时的话说,“里面自有颜如玉,它代表本老板给你发小姐呢,发媳妇儿呢”!小说一开始,就给我们渲染出“幸福票”在孟银孩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他把“幸福票”与身份证放在了一起,装在裤衩贴近小腹地方的一个暗口袋里。是借身份证的“硬度和支撑力,对比较绵软的幸福票提供一些保护”,“是身份证沾了幸福票的光”。而在这之前,身份证放在挂在墙头挂包的偏口袋里。工作间隙,他会随手摸一把那幸福票,他用意淫寻找着幸福的感觉。读者被调动起来了。他们倒要看看,孟银孩到底如何消费那三张幸福票。在澡堂里,矿工们将他的军,诱导他去消费;在窑舍里,“一点红”名牌小五上门服务,挑逗他。随着故事的推进,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悲、可敬、可怜的小人物的挣扎。他试图坚守人性的底线,却时时都有崩盘的可能。他的心里惦记着患难与共的妻子,和愧对他们的孩子,他要把三张幸福票兑作钱,好养活她们。他把兑钱的希望寄托在妓女小五身上。见小五前,为了不临阵崩盘,竟防患未然,用自慰先制伏潜伏在自家身上的魔道。小五不可能“让水倒流”,还用色相诱惑他,他仓皇逃窜。刘庆邦是一个善于制造气氛、调控火候的讲述者。他表情严肃,一本正经,可讲着讲着,就会来一点儿幽默。这幽默来得一点儿不生硬。他控制得很好,拿捏得很准。经过一系列曲折,包袱最终抖开了:他的幸福票作废了。
这不是相声,刘庆邦也不是说相声的。他不想博读者一笑。他在娓娓道出的故事中,让我们看到小人物的可怜与悲哀,看到人性善良和猥琐,看到环境的胁迫和诱惑。浅薄的笑声与刘庆邦不搭界。他是让我们哭的。可哭又不出。刘庆邦在折磨他的读者。
掩卷很久了,我还在想,孟银孩还会去挣那幸福票吗?如果挣到了,他又该如何处理它们?他还能坚守吗?我们是不是在续写这篇小说?
《梅妞放羊》:期待故事发生
《梅妞放羊》中,刘庆邦一改常态,先不忙讲故事。他操弄起了一把二胡,拉出一曲温润的略带感伤的音乐。他诗一般的语言为我们叙述着梅妞与她的羊,她们之间的友谊,她们之间的情愫。一只叫水的羊怀孕了,后来又生了两只小羊,驸马和皇冠。从羊的生儿育女中,梅妞感受到了女人和母亲的天性。从那诗一般的讲述中,你弄不清是讲述者的自说自道,还是梅妞的情思心语。刘庆邦的胡琴拉出的是一条流淌的小河,涓涓淙淙,清澈明丽。我们知道,在这样的写意中,肯定会有故事发生的。我们甚至期待着故事的发生。
就在我们的期待中,另外一角色出现了。一个男子,无名无姓,无宗无谱。像一个幽灵。他的出现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却又是我们所期待的。女人和男人,是人世间最古老的故事,也永远是最新鲜的故事。于是,我们饶有兴味地看下去。凭我们对刘庆邦作品的了解,相信她与他之间是一定会发生什么故事的。诚如作者的小说《响器》中,吹大笛的高妮与崔孩儿之间发生的恋爱故事一样。可是,狡狯的刘庆邦没有让我们如愿,他依然操着那把二胡,依然用舒缓的弓法拉着音符。不过,他的演奏出现了变化,加了揉弦的颤音,竟是那样的凄美,那样的令人心碎,他让我们看到人性的美丽和易碎,看到了青春的易逝和易伤。看到了水作筋骨的异变。没有什么灾祸发生,也没有坏人出现,却触到了人性的伤痛。而那个男人只出现了一次,就再也看不见了。他完成对一个少女的催化作用,以便让这个青春期的少女,体味到暧昧的男人气息。到这时,我们已不再期待故事的发生了。我们从一个少女的幽思中,看到了被自己忽略过的美好,看到了人性中极柔软的部位,看到了一潭温暖的溪水。我们开始坚硬起来的心,怕是要被它泡软了。
庆邦把《梅妞放羊》写成了一首诗。
当然还可以列出几个小题,譬如“《鞋》:感情的载体”,再譬如“《沙家肉坊》:故事的淡出”。但美味不可一次都品完。暂且藏过,也不是什么坏事。
还想说几句应题的话。刘庆邦的小说是有故事的。在他那里,故事,其实是一种现场虚拟,或者叫事件虚构,也可以称线索虚设。说得再透彻点儿,就是为你熟识的人物重新编排一下关系。原先是兄妹关系的,让他们成为情人,原先没关系的,让他们有了关系。再说得透彻些,故事就是作者为他熟识的几个人物安排的一次约见。这样的约见,得有一个由头,得有一个场景,得有一些氛围,得有助兴的看客,需要的话还得有件道具。约见开始了,人物登场了,刘庆邦就把故事设法变得简单,而人物却活跃起来了,复杂起来,丰富起来了。他总是设法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幽微处,看到人性的深处。刘庆邦当过走窑汉,我也当过。我们都知道,走窑汉中,有个工种叫掘进工。矿井的巷道就是掘进工掘出来的。你要挖到好煤,就得往深处掘进。刘庆邦是煤矿掘进工,也是人性掘进者。
作者档案
孟凡通:山西省文水县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曾担任山西煤炭报总编、汾西矿业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等职。1980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在《黄河》《山西文学》《阳光》《作家》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作品百万字。近年,开始从事文学评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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