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要】：赵树理具有自觉强烈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其小说始终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于特定时代的乡村文化中挖掘问题，最终通过农民对文学作品的有效阅读，试图建构一种新型的乡村文化形态。这是一种规范性文化，为乡村提供了一整套公共规则、乡规民约和道德标尺，从而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社会场域。这正体现了赵树理对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的乐观性建构，也使得其小说创作对当下文学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产生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赵树理小说；乡村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1)04-0150-05 收稿日期：2011-03-26
当前，“新农村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战略目标，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当代作家如何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继承传统乡土文学的精神文化资源，深入农村和农民，把自我融入伟大的农村变革和建设中，写出更多的力作和精品，正是学界亟待系统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只有打开新的理论与历史视野，在继承既往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有新的发现，才能追求自身的价值、深度和独特性，也才能更加有效地参与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如此，以赵树理小说为代表的乡土书写经典，为当下的新农村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以及文学资源，已然成为我们重温和索解的对象。
一、自觉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
所谓服务意识就是自觉主动地满足别人的期望和需求的意识，它发自服务人员内心，是一种本能和习惯。服务意识必须有明确的服务对象，立足于具体的服务行为、过程和结果。赵树理小说始终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于特定时代的乡村文化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最终通过农民对文学作品的有效阅读，试图建构一种包涵着价值观、文化认知、生产秩序和生活方式等在内的新的乡村文化形态，具有自觉强烈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
走向农民、为农民写作，这是赵树理始终恪守的文学创作原则，但自觉的服务意识决定了赵树理并非像评论家所认可的那样是一位“农民作家”。他既是农民出身，又上过学，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农民出身”与“上过学校”的双重身份常常纠结着赵树理，使他在知识分子与农民、在“启蒙者”与“实践者”之间不断游走，甚至产生了严重的“角色焦虑”。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角色焦虑’，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现着……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坚韧卫护和摆脱痛苦、冲出困惑的不懈挣扎”。唯有如此，在“表面上一片莺歌燕舞，暗地里却一片心惊胆战”的扭曲时代，深谙农民境况的赵树理才会尽可能地建构一个真正充盈着农民生命之流的动态的乡村文化景观，才能更真切地为农民服务。
立足于自觉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他在《也算经验》一文中强调：“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上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产生指导现实的意义’。”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并不只是锲而不舍地追究终极的问题，而且还要知道：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赵树理小说的问题指向，是基于乡村文化和农民精神面临重大时代转型时的生存困境，是对乡村文化世界“内在理性”的一种突破，是“以质疑索解的态度审视乡村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这是一种叛逆性思维，渗透着赵树理深切的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实际上，所有的经验中都预设了问题结构，如果没有问题被提出，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实践，也就不可能有经验。这是赵树理的睿智，也是其问题小说的深刻之处。
当然，自觉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最终必须在实践中兑现，主要体现为农民对于文学作品的有效阅读，并通过这样的途径来建构新的乡村文化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过分张扬现代意识和精英意识，认为只有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才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拥有者，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新文化与农民之间的割裂，形成了农民对新文学的无效阅读。早在1929年，晏阳初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实践时就意识到，那时一般文人写文艺作品，不过是“借此互相标榜，互相炫耀，专供少数人的欣赏，对一般知识的落后的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当沉溺于新文学世界的赵树理饱含着眼泪给可谓是民间知识分子的父亲朗读新文学作品遭到冷遇时，他顿然明白，农民有着强烈的精神需求，但无法形成对新文学的有效阅读：“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地服务于农民。经过实地的农村调查和理性的思考之后，赵树理发现农民实际上创造并拥有与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艺术体系：“农村有艺术活动，也正如有吃饭活动一样，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农村艺术活动，都有它的旧传统。翻身农民，一方面在这传统上接收了一些东西，一方面又加上自己的创造，才构成现阶段的新的艺术活动”；但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至于说农村的艺术活动低级一点，那也是事实，买不来肉自然也只好吃小米。”农村文化消费资源的匮乏和低俗，促使赵树理大力呼唤知识分子“到农村对各种艺术活动加以调查研究，尽可能分时期按地区作出局部的总结，再根据所得之成绩及自己之素养，大量制成作品，来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因为“从基层乡土着眼去看中国的重建问题，主要的是：怎样把现代知识输入中国经济中最基本的生产乡村去。输入现代知识必须有人的媒介。知识分子怎样才能下乡是一个重建乡土的一个基本问题”。因此，当赵树理目睹知识分子鄙夷农民吃南瓜汤、臭酸菜，指责他们长年累月不洗脸、不剃头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态度是“平凡的残忍”。他说：“目前正在我们抗日根据地吃南瓜喝酸汤的同伴们正是建设新中国的支柱，在贫穷和愚昧的深窟中沉陷着的正是我们亲爱的同伴。……我们的工作越深入，所发现的愚昧和贫穷的现象在一定的时间内将越多(即久已存在而未被我们注意的事将要提到我们注意范围内)，希望我们的同志哀矜勿喜，诱导落后的人们走向文明，万勿以文明自傲，弄得稍不文明一点的人们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赵树理强调无等级偏见，不以“文明自傲”，借助农民创造的艺术文化体系，消弭作家与农民的观念隔阂，找到农民需求的敏感点，使农民能够形成有效阅读；从而最终能够建构新型的乡村文化艺术体系，从愚昧和贫穷的境遇中把农民引领到一个理想的精神高地，熔铸具有新型健全的精神特质的农民形象。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知，自觉的乡村文化服务意识并不意味着赵树理一味地降低自身知识分 子的文化品格来迎合农民，混居于乡村文化之中而走向庸俗化；相反，赵树理正是在走向农民、自觉服务农民的复杂历程中张扬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实践着自身的精神价值。
二、规范性乡村文化的建构
研读赵树理小说，我们会发现他试图建构的包涵着价值观、文化认知、生产秩序和生活方式等在内的新的乡村文化形态，实际是一种规范性的乡村政治文化，这种文化为乡村提供了一整套公共规则、乡规民约和道德标尺，从而使得乡村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社会场域。
论及赵树理所建构的规范性乡村文化，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政策的关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长时期以来，由于政治对文学的压制造成了文学成为政治附属品，一旦文学得到自由解放，对政治压制的反抗就会相当强烈，以至于形成了集体性的政治否定情绪，毋庸置疑，这种情绪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否定和批判之余，也拒绝了文学所具有的政治维度。这种情绪渗透到以赵树理为主的解放区文学及以后的十七年文学研究领域中，使得我们的研究常常忽略了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和作家个体的丰富性，而一味服膺于盛行的政治否定批评模式。文学的政治维度是文学的一种价值，“一切从文学中抽去价值的企图都已失败并且还将会遭到失败，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价值”。
作为一名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赵树理小说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由于其为农民写作的创作理念和民间立场契合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功利性需求，而成为了“方向”型代表作家。因此，作为被政治“发现”“建构”出来的典型，赵树理及其小说的政治维度被无限放大，而其艺术审美价值却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但对于“赵树理方向”的被确定，赵树理自己并不认同：“我不过是为农民说几句真话，也像我多次讲的，只希望摆个地摊，去夺取农村封建文化阵地，没有做出多大成绩，提‘方向’实在太高了，无论如何不提为好”。当代学者席扬对此曾经作了一个颇为中肯的评价：“我认为这一切并不是简单的‘谦逊’，而是反映了赵树理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化主体拒绝被体制化的自由心态和卓然不俗的知识分子性格。在这种不事张扬的背后，他有意想与‘文坛’(或者还有其他)保持一种距离”。
赵树理也并不赞成紧跟着“政策”走、赶任务的创作观念，他在听了一些作家诸如“新的工作一个接一个，根本轮不到有创作的时间”的牢骚后，提出了写作的“目的”问题，他说：“通过什么形象来感动人，使人受了感动后思想意识上可能发生一点什么变化，是写作者在计划一个具体作品之前应该首先考虑的事，不是见到了什么人什么事都有写成文艺作品的任务。……作家有时候也有写一写传单、标语、章程、合同……之类的义务，但自己要认识那是用另一些形式的东西为社会服务而不要希望都把它变成文艺――社会上也不应要求作家如此。”赵树理强调不要单纯为临时政策宣传来写作，“艺术品是用形象来感染人的。只注意政治内容而不注意艺术形象，不能起到艺术特有的作用”。因此，在文艺创作上，赵树理主张“培养人们的写作兴趣而主张不分配任务……成千上万分配起任务来，再度造成了假繁荣，可能还不如从前的假繁荣，因为写作者的兴趣已被数字压下海底去了”。
因此，在赵树理的文学观念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并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努力呈现出“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这就是当代一位学者所说的“召唤――应答”的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等姿态。”当然，在那个政治意识形态特别凸显的时代，重视政治素养和艺术素养的赵树理试图在政治和文学之间搭一条对话的平衡木，这样的努力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其文学创作常常会不自觉地出现政治一端下沉而文学一端翘起的现象，但如此的努力在“天聋地哑”的时代却是弥足珍贵。
理清赵树理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我们再来审视其要建构的乡村规范性文化，就会很容易地得出一个结论：它既是赵树理作为一名作家对政治召唤的一种个体性应答，也是文学召唤政治的审美性诉求。前者一方面表现为对不遵循乡村规范性文化的农民的善意性惩罚，其笔下的充满各种外号的人物，诸如小腿疼、吃不饱、二诸葛、三仙姑、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等往往是其实施惩罚的对象。当然，“惩罚的作用主要是象征性的。……只不过是与抛开准则的攻击力量成正比的一种力量的表现。与其说惩罚在于纠正犯错误的人，还不如说惩罚在于重新建立社会成员对他们自己的准则体系的信念，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始终需要求助于具体强制措施的象征性信念”；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破坏乡村规范性文化的基层干部的曲折批判和“饱含幽默的责备”：横行霸道地欺辱农民、对权力话语的极力追逐、没有原则的和事佬等。后者主要体现为这种规范性文化恰好是不规范性文化的审美性呈现。寻根派小说家韩少功曾将“文化”分为两类：一类是“规范文化”，即经典的、正宗的、官方的文化；另一类是“未纳入规范的民间文化”，包括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等“不规范的东西”。他认为前者是“地壳”，后者则是“岩浆”，且正是“岩浆”承托着“地壳”：“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地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不是地壳而是地壳下的岩浆，更值得作者们注意。”赵树理所建构的规范性乡村文化即以“不规范的东西”――民间文化为载体呈现出来，实践了“岩浆”承托着“地壳”的重要功能，从而达到了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正统文化与非正统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统一。
三、和谐文化镜像的乐观书写
海涅曾经说过，“在每个民族的作家的心胸中，已经铭记着该民族未来的形象”，赵树理笔下的规范性乡村文化正是其建构的“民族未来的形象”，是对和谐的乡村文化的乐观性建构。
保持理性的历史思考是一个疯癫时代的可贵品质，但其并不拒绝乌托邦式的理想。葆有这种品质的赵树理心中始终孕含着“一个壮丽的‘乌托邦’式理想。这理想，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催生的，是与无数志士仁人的社会理想相通的。但赵树理的理想，是根植于社会底层和广大农民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绝不类同于那种激进的、浪漫的乃至‘极左’的社会理想”。正是对这种壮丽的“乌托邦”式理想――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的追求，作为乡村文化工作者的赵树理奔走呼告，自觉地承担着新政权和农民之间调解者的使命：“我常把我自己戏称之谓‘通天彻地’的干部――其实这种说法还不全面，应该说是‘通天彻地而又无固定岗位’的干部……易于了解下情，又可 以无保留地向上反映。”基于此，赵树理研究专家席扬认为，赵树理有着强烈的“中间人意识”，而这种意识有赖于其“士”的身份与观念。
但在那个极度异化的时代，赵树理的“调解”只能一次次宣告失效，他焦灼困惑：“我的思想是矛盾的――在县、地两级因任务紧张而发愁的事，我站在国家方面，可是一见到增了产的地方仍吃不到更多的粮食，我又站到农民方面。但是在发言时候，恰好与此相反――在地、县委讨论收购问题时候我常是为农民争口粮的，而当农民对收购过多表示不满时，我却又是说服农民应当如何关心国家的。”赵树理对问题性质的理解往往和领导有差距，因此，“领导上往往不先考虑问题本身，而先来打通我的思想……‘同志!你所谈的情况也不是没有的，不过是暂时的、局部的，是个别的或很少一部分落后群众的思想表现，是某些同志方法上的疏忽……’领导上越说这些我越着急――我觉得能否打通我的思想才是个个别问题，最遗憾的是我所要反映的那个重要问题又被搁浅了”。当然，和谐与矛盾是一个共生体，和谐乡村文化的建构是一个不断发现矛盾、调节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浩大的思想工程建设，它需要一个完善的行动协调系统，并非是个人之力所能完成的；试图以个人之力完成这个浩大工程，只能是堂吉诃德式的臆造与幻想。但是，赵树理“中间人意识”的矛盾与痛苦“并非来自于他的角色犹疑，而是来自于‘新政权’对农民利益的漠视所激起的赵树理在特定角色作用下的价值情感的应激反应”。
具有一定理想高度的观点，总是产生于未来的观点，有时甚至是产生于虚幻的未来。艺术家总是“从未来的理想形象的高度，观察现在并且评判它”。壮丽的乌托邦理想注定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其生存的根本，此时的赵树理只能寄托于文学世界，小天小地地钻在农村，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去研究人，研究生活”，观察评判“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以及人与这些问题的关系”。作家创作就像是一场“白日梦”，使得现实中的难题在想象中轻松自如地解决，赵树理“借现实社会之矛盾重重与艺术轻而易举之间的悖论乖张，于真实展现新政权与农民之间的具体冲突中，试图构建其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图景”，这幅图景恰如长篇小说《三里湾》中画家老梁所描绘的：
山上、黄沙沟里，都被茂密的森林盖着，
离滩地不远的山腰里有通南彻北的一条公路
从村后边穿过，路上走着汽车，路旁立着电
线杆。村里村外也都是树林，树林的低处露
出好多新房顶。地里的庄稼都整齐化了――
下滩有一半地面是黄了的麦子，另一半又分
成两个区，一个是秋粮区、一个是蔬菜区；
上滩完全是秋粮苗儿。下滩的麦子地里有收
割机正在收麦，上滩有锄草机正在锄草……
一切情况很像现在的国营农场。
在这里，“国营农场”的集体化生产模式成为了赵树理想象中的和谐乡村文化的象征，但在那个被赵树理界定为“天聋地哑”的时代，“国营农场”俨然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乌托邦的伟大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了地盘以反对对当前现实事态的消极默认”，从这个角度来说，“赵树理对于和谐的乡村政治文化镜像的乐观书写具有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重要的精神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温儒敏近年来不断地强调“在当代中国面临价值、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反思、选择、整合各种不同的传统资源，以构造一个面向未来的新传统，必将成为这一转折期最迫切的文化问题”。赵树理及其文学内涵的精神资源和当代现实常常进行着灵魂的对话，尤其给当下的文学参与新农村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意义。这就是赵树理及其小说的新世纪价值!
[责任编辑：叶素]
转载注明来源:http://www.ybaotk.com |
上一篇：中国绿化老人与北京市夏占义副市长一席谈下一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
|
发表于 2020-5-22 22:57:27
中发现Ni：
中发现Ni：
中发现Ni：
中发现Ni：
中发现Ni：
中发现Ni：
发表于 2020-5-22 22:58:10
QQ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