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探析

bb20920d · 发表于 2020-5-23 00:59:40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树典型活动主要源于“大一统”传统、道德教化传统、义务价值观传统和旌表传统。“大一统”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质，树典型活动源于“大一统”的需要；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道德教化传递着“德治”思维模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树典型活动是道德教化传统的延续；义务价值观形成于家庭本位的价值思想，规避权利而强调义务，是臣民价值观，当代中国树典型活动改造了义务价值观的传统，在重视义务的同时，对权利也更为重视；旌表制度是树典型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化表达，通过对道德典型的彰显与标榜，达到倡导封建礼教，美化风俗，教化民众之曰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延续了旌表制度这一传统，在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充分继承和发扬这些文化传统。
【关键词】：树典型活动；文化传统；大一统；道德教化；义务价值观；旌表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6-0083-08
　　收稿日期：2011-05-01
　　基金项目：江西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研究”(JC8009~09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苗春风(1978-)，女，山东定陶人，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思想渊源，目前学术界对树典型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树典型的方法、典型的作用和效果等方面，对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的研究有所忽视，缺少深入全面的探索和挖掘。董颖鑫认为传统文化为政治典型的产生提供了有力的背景支持。一方面，中国古代在追求成仁成圣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支配下，一直有通过树典型进行社会教化的传统，以使社会进化为人皆圣贤的所谓大同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突出存在的类比思维方式与树典型的思维方式具有内在一致性，是政治典型产生的直接智力支持。②刘林平和万向东认为，树典型活动普遍化、持续化的原因在于传统社会中社会(群体)取向的价值观念以及通过树立各种伦理典范(如孔圣人、关圣人等)对社会生活进行管理的传统。冯仕政认为，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即“中心一边陲”的二元结构，需要依靠树典型进行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而且典型可以彰显官员政绩。④魏沂则指出，树典型是德治社会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力运作技术，是推行新德治的需要。⑤本文试从中国文化的“大一统”传统、道德教化传统、义务价值观传统和旌表制度传统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进行多方面的深入考察。
　　一、树典型活动与“大一统”传统
　　“大一统”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质，这一特质是农耕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树典型活动源于“大一统”的需要。
　　(一)“大一统”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大特质
　　“大一统”理念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反映，“大一统”的理念使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一种“超稳定结构”。自秦以降，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集权型国家。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国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地域上的空前统一，先秦时代的“大一统”理想得以实现。汉代继秦之大一统思想，进一步经营、促进和巩固了中国的统一。此后，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割据时期，还是统一时期，各封建政权无不以大一统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无不以国家统一大业作为首要任务，“大一统”观念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得到充实和强化。中国历代王朝的分分合合，政权的更替变迁，无不发生在大一统的框架体系之内。②“大一统”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或学说，它同时也是一套与这种观念学说相对应的政治制度。中国古代的社会建构和社会秩序都是依靠这套政治制度实现的。这套制度构建的原则和理念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辅以法家学说，并与以家庭为核心的一整套不断完善和精细化的伦理制度紧密配合。这套制度的核心在于建立高度集中的君权，并以君权为核心建构一套价值的、伦理的和社会生活的秩序，家庭只是为之服务的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大一统”传统是农耕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古代文化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以农立国”注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农业社会的文化，中国文化许多传统的形成，都与这种农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如重农和尚农的农本意识、家族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等都根源于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政治观念也有自己的特点。由千百个彼此雷同、极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村落和城镇组成的社会，需要产生高高在上、君临一切的集权政体和统治思想，这便是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自然经济决定了国家不可能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来维系大一统，只能靠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君主集权将国家大一统变为现实。
　　(二)树典型活动源于“大一统”的需要
　　大一统格局需要意识形态支撑，专制君主要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然要实行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以期建立“权力的文化网络”。秦朝焚书坑儒的举措就是立足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统，企图以法家思想维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统治。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帝国统一，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说统一全社会的思想，确立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当然，思想统治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封建权威机构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主要是通过教化来实现大一统。董仲舒从“春秋大一统”的政治观点出发，主张扩充王权，统治者必须重视教化。他说：“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为实现和巩固大一统，统治者实施统一的封建伦理道德教化。道德教化的目的是“教育百姓尊长敬上，忠君报国，以及进行宗法伦理和封建道德的灌输，以便统一人们的思想，自觉接受统治”。⑥树典型活动就是最常用的道德教化方式。自“大一统”的宗法封建社会形成，特别是汉武帝主动采纳“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家学说就成为历代统治的思想，成为维系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因此，封建社会权威机构树立的典型，基本上都是符合儒家思想要求的。
　　封建权威机构的树典型活动实质上是一种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至上的政治评价模式，这种权威评价活动把有利于维持统治秩序的思想、理论(汉武帝以后基本上是儒学)灌输给全体社会成员，把整个社会成员的思想、言论、行动纳入大一统的轨道。⑦以忠义典型关羽为例，杜赞奇对“关羽一武圣”的起源与演化作了历史追溯与文化人类学的神话分析。从关羽神话的历史社会学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社会各阶层从关羽的事迹中不断引申出符合自己意愿的神力，而国家权威机构的权力和意志在忠义典型关羽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自宋朝以来，国家不断地对关羽及其后人进行加封以至          将其尊为武神，对神话关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然主要是颂扬他对朝廷的“忠”和“义”。①清朝时期，在饶阳县城，权威机构“通过奖励道德高尚的典型来形成公共伦理观念。文庙里的纪念亭供奉着著名学者、杰出的官员和忠于君主的模范人物”。③
　　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延续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精神，权威机构通过树典型活动进行思想与文化整合，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等主流思想意识认同度不断提高。树典型活动作为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发挥其宣传、动员功能，有助于引导民众形成主流价值判断。树典型活动是一种基本的宣传灌输价值观的社会管理手段，是权威机构进行政治整合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手段。树典型活动充分展示了中国社会符号权力的运作。树典型的实质是权威机构借助权力和权威的力量，把符合其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以典型符号的形式传达给民众，使民众认可典型符号背后蕴藏的意识形态，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的整合。在当今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如何实现多元基础上的统一，是发挥树典型活动文化和政治整合作用的关键。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弘扬社会主旋律，离不开树典型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反思和自觉，是人们认同社会制度的理论根据，是引领社会思潮的“精神的太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统治阶级的自觉意识，主要与国家权威机构的认识活动联系在一起。③通过树典型活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统一思想、稳定形势、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进一步发挥先进典型的带头作用和示范作用，在全社会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使人们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二、树典型活动与道德教化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重“德”，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是其核心。道德教化传递着“德治”思想模式，“以德治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树典型活动是道德教化、“以德治国”传统的延续。
　　(一)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
　　中国文化传统重“德”，其核心是伦理规范与道德教化。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征，主要根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家国同构的社会范式，使得人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道德因而在社会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衡量一切事物或行为的准绳。这种源于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通过向各个文化层面和领域的渗透，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化，伦理道德也就成了标志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走向及整体面貌。中国文化的伦理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一，伦理道德意识泛化，伦常观念不仅贯彻到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且也贯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天地万物之中。第二，“孝亲”意识笼罩社会心理，孝道被看做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支配着整个社会心理。第三，伦理道德学说成为学术重心，知识各学科均被伦理化，并多以伦理学说为出发点和归结点。④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染上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如文学强调“载道”，音乐强调“教化”，史学强调“寓褒贬，别善恶”，哲学主要是一种道德哲学等等。
　　中国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主要表现为儒家的伦理道德。中国的传统文化深受儒、释、道三家影响，三家的思想虽有分歧，但却可互相吸收，共同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儒家思想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主流，其影响所在包括思维方式、社会观和伦理道德，尤其是上层社会的文化和行为。中国传统社会高度关注伦理，梁漱溟把这一特点称为“伦理本位”。伦理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类型标示，学术界一般以“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来描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类型特点，伦理与政治的双向同化形成的儒家伦理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儒家伦理政治强调伦理道德，道德教化是其主要功能。
　　(二)道德教化传递着“德治”思维模式，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
　　中国传统社会较早发现了“伦理教化”的功能，进而在实践中构建起“隐形”的“软强制”模式，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线的伦理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这是一种“从小做起”、“从家做起”、“从身边做起”(孝治天下、礼治天下、德治天下)的“教化型”政治思想及实践模式。“中国传统治政思想的起点是以建设家族伦理作为实现王道政治的基石，国家的建设往往和个人修养紧密相连。从这一点上讲，这是中国古代治政最为高明之处：即发明了一种可以最广泛地动员人们参与政治的制度化形式。”
　　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道德教化与刑法制裁相比，能更有效地对民众进行统治和管理。这种统治思想一直被历代权威机构所接受，德治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和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传统德治，不仅是维护君权的意识形态，而且还是一套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德治力求通过道德教化的方法使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并在具体的社会活动中自觉遵行，使民众成为封建权威机构所期望的顺民。树典型是封建权威机构实行“德治”、“人治”的一种手段，通过树道德典型，进行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教育。权威机构统治的目标是保障一个太平和谐的社会环境，建立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水平的社会，因此权威机构对民众的思想道德十分重视，皇帝和政府官员都要以身作则，作人民的道德典范。“中国古代儒家推崇道德教化是因为君主乃一国道德上的楷模，如果他能从细微之处做起，就能够带动身边的一大群人，以此类推，就可以逐渐移风易俗，实现长幼尊卑、各安其所的理想社会”。③同样，地方权威机构也监管其管辖范围内的人民的道德水平，推行道德教育。
　　大一统的实现，需要思想上的统一。封建权威机构除实行“焚书坑儒”、文字狱等一些强制性的思想控制之外，更主要的是采用道德教化的软性思想控制，树典型活动就是道德教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封建权威机构有着非常完善的道德教化体系，包括乡举里选、科举取士的制度性道德教化、吏治“官箴”的劝诫性道德教化、借助家族制度的日常性道德教化和型塑道德典型和象征物的激励性道德教化。其中，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权进行道德教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树立道德典型，采用型塑道德典型和象征物进行激励性道德教化。道德典范的存在不仅可以为个体确立道德行为标准，而且能为道德标准提供具有人格魅力的道德载体。因此，型塑道德典范和象征物，在给当事人道德行为以激励的同时，也能引导和感化芸芸众生，使其趋向于对道德行为的践行，以达到“正人心，厚风俗”、“化民成俗”之目的。
   (三)树典型活动是道德教化传统的延续
　　树典型是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方式。通过树典型进行伦理道德教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很普遍，尤其是宋代以后，权威机构更加重视树立承载道德理想的典范人物，每当社会出现道德危机的时候，就会出现道德英雄。传统社会所树的典型一般被称为文化英雄或道德英雄，如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忠义千古的化身关羽、谋略与智慧集于一身的诸葛亮、卓绝千古的巾帼女英雄花木兰、执法刚正的护国良相狄仁杰、满门忠烈的杨家将、心忧天下的改革家范仲淹、铁面无私公正廉洁的包公、精忠报国壮志未酬的民族英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不徇私情的模范官吏海瑞、“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义丐武训等典范人物。⑥这些典型-因道德和人格魅力而被广为传颂，通过讲故事、演戏、说书等方式传播，深人人心，即使在穷乡僻壤，不识字的老头老太太也都如数家珍。“孔融让梨”的故事成为传统文化所推崇的青少年人格塑造范本，海瑞作为封建社会官员的道德标杆，几乎成了清官的代名词，成为舆论普遍支持、民众十分拥护的清官典型。封建权威机构和民众寻找并建构着他们共同或各自认可的文化英雄。这些典型有的原本就符合权威机构的意志，权威机构把这些形象加以提升推广，成为民众生活的榜样，同时也使得权威机构倡导的秩序得到进一步巩固。这类形象更多地体现着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有的典型更多地代表民众的价值倾向，最初不被权威机构接受，在成为民众崇拜对象之后，权威机构随即加以利用，使之更加符合主流文化价值思想。文化英雄往往是一种象征性的存在，是一种文化价值承载者。这些英雄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想。文化英雄在中国文化的价值形成和社会政治运作方面，始终起着导向性、支配性的作用。
　　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也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即进行道德教化，推进“以德治国”，弘扬社会主义道德。树典型是一种权威机构的评价活动。道德评价、法律评价和行政评价是权威评价活动的三种主要类型，其中，权威道德评价活动是指权威机构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标准对所属社会群体内的他人或自己的行为进行善恶、荣辱、正当与不正当等道德价值的判断和评论，并表明肯定或否定、赞成或反对的倾向性态度。①树典型更多地体现了权威机构的道德评价，在树典型过程中强调对典型进行道德审查。因此，权威机构树立的典型以道德典型为主。道德典型是一定社会道德的人格化，它具有直观性、形象性等特点。道德典型的思想行为与模范事迹承载着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意识，体现了社会所要求的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道德典型是社会道德评价的标尺，它具有社会肯定性的作用，能够激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实践社会的道德要求。任何社会的道德典型都是一定社会道德的模范履行者，因而都会受到社会的推崇和表彰。道德典型为社会所尊崇和爱戴的效应，能够使人们按照主流的社会评价标准来进行自我评价，从而激励人们追求崇高、积极向上，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例如，权威机构通过劳模评选机制选出劳模典型就是一种权威机构的道德评价活动。权威机构将现实中接近于自己认可的道德的理想类型的行为建构为典型，行为的主体就成为这种道德理想的承载者，劳动模范就是这样的承载者中的一种类型。在这一制度中，对典型本人是一种行为的肯定和激励；对其周围的人来说则是一种示范，进而达到道德教化的效果。劳动模范评选依靠权力的介入，通过自上而下的评价体系，以道德与政治荣誉来激励他人努力工作。权威机构的道德评价活动是一种自觉的活动，权力和权威在道德典型的树立过程中起着自觉作用。如权威机构引导和控制新闻媒体对雷锋精神进行舆论宣传，一个“艰苦朴素、公而忘私、乐于助人、爱憎分明”的道德典型树立起来，一场大规模的“学雷锋运动”在全国展开了。权威媒体在宣传“铁人”王进喜时，国家权威机构的意识形态渗透其中，一个国家权威机构理想中的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就被树立起来。他们身上承载的道德权威意义来自权力的运作，即权威机构对其行为附加了权威意义，并让民众接受这种权威意义，从而使这些行为成为民众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树典型活动与义务价值观传统
　　义务价值观是臣民价值观，它形成于家庭本位的价值思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核。规避“权利”，“义务”至上，是统治者驯化臣民的重要方式。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强调义务的前提下，逐渐重视公民权利，注重二者的有机统一，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一)规避“权利”，“义务”至上的义务价值观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内核
　　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的文化传统也体现在传统义务价值观方面。中国政治文化往往强调人的义务，而不是个人的价值。个人的价值、身份和意义只有在群体关系中才能得到体现。“伦理政治历来注重政治的凝聚功能，注重个人对社会――国家的认同，注重个人以社会――国家为归宿。”⑥中国传统文化重家族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强调个人在群体中的责任和义务，而个人的权利则被忽略了。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而维持家族团结，进而维护国家统一的集体主义，正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借助血缘宗法关系形式而形成的家族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所强调的仅是个人对家族、个体对群体的义务，即每个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这就是所谓的“人道亲亲”。由“亲亲”出发，引申出的一套处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关系的原则，其核心是“义务”。大一统思想“也对社会的个体产生影响，即片面强调个人必须适应社会，特别关注整体利益，个体因此失去应有的自由与权利”。
　　“道德素质从来都是政治精英伦理价值的核心因素，无论是西方政治中的柏拉图传统还是中国政治中的儒学传统，都有浓厚的道德理想国情结”。“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和道德关怀为主的文化，它以伦理原则为绝对价值尺度的评价模式把人的多元化的行为方式仅仅归结为一种单向的直线型的道德评价，人的丰富多彩的价值活动统统被纳入不变的道德评价框架中”。①这种对道德境界的无限追求和对物质生活过分贬低的思维方式，集中表现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中国社会系统的显著特征是，它格外地强调对群体的忠诚，并且不遗余力地坚持捍卫“忠行”的理想(例如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儒学更多地强调的是个人对于社会应尽的义务，而关于个人应当享受的权利则被漠视了。这是“德治”和“人治”的必然结果。
　　(二)义务价值观是臣民价值观，强调义务是统治者驯化臣民的方式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是一种臣民文化。“伦理政治乃是一种中国历史文化促成、祈求稳定、诉诸德性、适于农业社会、培养朴素臣民的政治文化类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社会的臣民是一国之内君主以下所有官吏和百姓的统称。“在封建专制时代，君主独揽国家大权，是          天下财富、土地、人民的最高所有者和主宰者。专制君主不仅通过国家暴力机器对臣民实行全面的行为控制，还借助一整套等级森严的伦理纲常对臣民进行奴化教育。在这种刚柔并济的持久的政治统治下，臣民不再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④儒家思想通过历代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的宣传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教化民众的工具。封建权威机构的树典型活动是这种教育的主要方式，树立恪守儒家伦理的典范，以熏陶臣民的灵魂，规训臣民的言行。家庭本位的文化强调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由于封建社会的国家是家的扩大化(“国”即“家”的放大)，所以个人对家庭的义务延伸出去就是强调个人对国家的义务。由于君主是上天在人间的最高代表，所以国家也就成为君主的家天下、私天下，臣民对君主只有尽忠尽力的义务。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臣民文化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臣民仅仅是一个义务主体，因此所树立的典范也是一种义务型的臣民。臣民文化是维持并强化封建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树典型活动，儒家思想在民间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价值标准。树典型实质上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即注重对社会成员日常生活中的道德教化，着重培养社会成员“孝”、“悌”等品行，由“孝”、“悌”等日常生活中行为规范的养成而达致“忠君爱国”这一基本政治人格的养成。
　　(三)树典型活动是义务价值观传统的延续
　　杨中芳认为，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构想方面，中国是“社会定向”的社会结构，具体表现在：以“人伦”为经、“关系”为纬组成上、下次序紧密的社会；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强调“大我”概念的培养，“大我”幸福是“小我”幸福的先决条件；服从规范，“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被鼓励及许以重赏的；社会的运作靠个人自律及社会舆论来维系，社会公正靠对遵守规范者的奖赏和对违反者的惩罚来实现。如何确保每一个“个人”都能坚持这样的信念，其关键在于道德教育及规范的内化，在于对“个人”的“自己”进行超越及转化，最终使“个人”与“社会”在前进的方向上保持一致。⑦中国社会树立的典型大都是把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把“大我”放在第一位的，权威机构用这样的典型来教化民众，并希望每个人都能如此。中国的社会教化很重视对“典范”的学习和模仿，使“自己”在与“典范”相比中很容易看到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典型教化的思维方式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领域影响深远。
　　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是臣民而不是公民，臣民社会强调服从，公民社会更注重独立、平等人格的形成。中国社会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和现实条件的制约，权威机构更为关注臣民教育而不是公民教育，更关心国家政权建设而不是社会建设。臣民教育的前提是权力所代表的意志、理念是绝对正确的，方式是灌输，目的是臣民的服从；而公民教育的前提是各种意志、理念的自由表达，方式是讨论，目的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权建设是权力系统的扩张，目标是控制；社会建设是公民自治建设。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臣民意识浓厚而公民意识不足，国家强大而社会萎缩。在传统意识支配下，树典型活动着重为臣民教育和国家政权建设服务。树典型活动作为一种工作模式和领导者的思维模式，更注重灌输，即通过典型向民众灌输政治理念、中心任务、道德意图等，以实现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的治理。臣民教育成为树典型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公民教育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新的历史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公民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方向。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以往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要被现在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树典型活动也在不断顺应历史潮流，转变观念，与时俱进，树立适应公民社会的新型公民典型，在传播义务价值观的同时，更为重视公民权利，以国家利益为重，同时保护个体的合法权益。
　　四、树典型活动与旌表制度
　　当代中国社会的树典型活动是传统旌表制度的延续，但当代权威机构不再使用“旌表”一词，而且树典型活动的内涵较旌表活动也更为广泛。
　　(一)旌表制度是树典型活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化表达
　　树典型活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化表达是旌表制度。旌表制度是历代王朝倡导封建礼教，为道德优秀的人树立匾额、碑石、牌坊等物化标志，以表彰其行为、教化民众的一种制度。它直观而准确地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精神，既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导向的有效方式，也是弘扬仁、义、忠、孝、节、廉等封建道德的重要社会机制。旌表制度起源于先秦，形成于汉朝，完善于隋唐，集大成于两宋，到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并随之走向了僵化。
　　旌表这一制度的长大过程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产生、发展、完善并最终走向僵化的趋势相始终，体现了封建君主利用这一制度实施教化，进而维持并加强自身统治的政治动机。如宋代国家政权成功地利用旌表制度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旌表是政府以国家名义垄断的并根据一定条件、按一定程序向地方发放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宋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主要分为义门、孝行、妇德和隐逸四类。宋代政权通过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旌表，为民间社会倡导与主流社会文化相一致的时尚与习俗奠定了基础，并进而把国家权力的触角悄悄伸人民间。旌表作为国家垄断的荣誉性权力符号，其实质是国家话语的民间基层表达，其目的在于利用这一符号的发放，使民间社会自觉认同封建伦理纲常，进而使国家宣扬的文化霸权深入民间。从社会评价论的角度来看，旌表活动是一种社会评价活动，在旌表中体现的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表明旌表是权威评价活动与民众评价活动互动的产物。旌表是国家的权威评价活动，体现着国家的意志，但旌表同时在现实形式上也是一种民众评价活动，表达着人民的心声，是民众恪守德行期望获得的最高的、最荣耀的奖赏。
　　(二)树典型活动延续了旌表制度的传统
　　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及至近代，传统意义上的旌表制度逐渐嬗变，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步演变成为新的英模表彰制度。英模表彰制度，是党和国家为褒扬和纪念那些在革命和建设中，功绩卓著、贡献突出、具有精神引领功能和作用的英雄模范典型或先进集体，团结和教育人民而实行的一种社会政治行为。⑥社会主义国家的树典型活动与封建社会的旌表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旌表制度对遵守封建礼教的人加以表彰，目的在于弘扬封建礼教，教化民众，以达到治国安民、巩固皇权的社会效果；而树典型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深入贯彻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造福广大人民。在具体方式上，二者差异也很明显：旌表活动主要是表彰先进的典范，是一种表彰制度；而树典型活动既树先进典型，也树反面典型，当然以树先进典型为主。本文的“树典型活动”包含旌表之意，但内涵更为广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树典型活动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完善，逐步走上制度化的轨道，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建立和完善国家荣誉制度。从国家层面而言，国家荣誉无疑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荣誉。“对作出卓越贡献，品德高尚，堪称全社会楷模的人物，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以国家的名义给予最高奖励，不仅是一种崇高的荣誉，也是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体现”。①通过建立和完善国家荣誉制度，促进树典型活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以弘扬社会正气，引领社会思潮，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最终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社会树典型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中国自汉朝初期以来，把儒学定为朝廷尊崇的教义。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对周边的国家，还是对国内的统治，历代权威机构最强调的是“以德服人”，推崇“教化”，以道德文化的方式，来使别人服从它的权威和统治。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传统贯穿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各个方面。中国传统思想及社会结构虽受现代化的冲击而有所削弱，但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依旧有着深刻的影响，权威机构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更多地受到拥有巨大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制约，因此，树典型依旧是中国社会政治一道德运作中的一大亮点和特色。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树典型活动主要根源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大一统”思想、道德教化传统和义务价值观传统，同时与传统旌表制度紧密相连。由于文化的延续性，树典型作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取代传统社会后，一直延伸到当代中国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国共产党的树典型活动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实质上，领导树立典型，民众接受典型，都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作用，离不开树典型活动，如何更有效地开展树典型活动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王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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