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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工作的开展，除了进行一般的照顾、治疗工作外，更应该具有社会建构的目标属性。一般情况下，社会工作者会在具体的工作中遇到许许多多关于案主的法律问题。在这其中，个案记录或具体的见闻在司法过程中将会对案件的走向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社会工作介入司法领域将会对案主及其自身权益产生积极影响。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在英美法系国家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国家，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发展和司法体系的不断完善，此种制度也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社会工作；专家证人；行动研究；危机处理；公益；秩序，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莫勒斯(Morales)与西佛(sheafor)认为，对人提供照顾(Caring)、治疗(curing)与改变社会(Changing The Society)是社会工作者存在的三个主要使命或宗旨(3C's)。而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国家社会工作的开展，更多的是强调照顾和治疗的“使命”，很多情况下缺乏改变社会的实际机制。在总结最近几年各个领域社会工作开展情况时，我们发现：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社会工作在进行社区发展、社区服务以及进行弱势群体关怀的过程中不断地遇到各种各样的与法律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凸现出立法的漏洞，有的凸现出法律运行的具体缺陷……这些问题，于一个单纯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可能是难以解答和进行更深层次讨论的；于一个单纯的法律人来说，又是在书本中很难发现的。当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活动的时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一、社会工作的建构性检视
(一)定义中的建构性取向
国际社会工作者联会和国际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2001年对社会工作所下的定义指出：社会工作提倡社会转变，解决人际关系问题以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藉以改善人类的福祉。社会工作运用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等理论，在人与环境互动中作出介入。而人权及社会公义等原则乃社会工作的基础。在这个定义之下，其更多的是强调社会工作所应该具有的社会作用，而这种作用更多的体现为“转变社会”和“改善人类福祉”的作用。按照A・T・莫雷尔和B・w・谢福的观点，“社会工作实践由社会工作价值、原则和技术的专业应用所组成，以便实现下述一个或多个目的：帮助人获得有形的服务，对个人、家庭和群体进行辅导和心理治疗，帮助社区或群体提供或改善社会和健康服务，并参与立法过程。”
在这里，莫雷尔和谢福特别提到了社会工作在“参与立法过程”中的目的性取向。此种目的，实际上也即一种建构性的目的，旨在具体的服务和照顾中获得更多的社会建构启示和具体实践。在我们国家，学者对社会工作所做的定义也同样没有忽视社会问题及社会工作的建构性问题。
(二)行动研究理论的视角
行动研究的先驱人物，社会心理学家Kurt Lewin指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只是要获得理论知识，同时还应该透过行动研究形成社会情境中有效的管理或行动策略，以达成预先设定的变革目标。从理论上来说，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追求逻辑上的真，而更应该关怀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理性必须返回生活世界才能获得源头活水，研究是为了指导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实践。就社会工作来说，(在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目标不仅仅是照顾和治疗，更多的应该体现在社会变革上。照顾和治疗只是一种短期的、应急的目标，而社会变革则是长远的、可持续的目标。在行动研究理论之下，实践性的行动研究(Practical Action Research)和解放性的行动研究(Emancipatory Action Research)对社会工作是十分受用的，特别是其在社会建构目标指引下的具体实践。
实践性的行动研究旨在发展案主的实践推理能力，经由厘清有意义沟通与对话的条件，生成诠释性理解的知识，这个知识能形成或指导实践的判断。
解放性的行动研究旨在创造一个有批判性的分析环境，让案主能在完全授权的情况下，超越主观的认知，使获得客观的解放型知识来进行沟通或社会行为，实践进行批判与反思，进一步创造一种可能的改变与进步。而Hart和Bond则将之成为“赋加权力型研究”，指出这种研究与社区发展紧密相关，以反压迫的姿态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摇旗呐喊。研究的目的是结合理论与实践来解决社区的具体问题，研究者协助参与者确认研究的问题，提高彼此相互合作的共识。
在面对具体的案例和案主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基于行动研究，已经不仅仅是一名单纯的“服务者”、“倾听者”、或救助者。他(她)的“判断”、“反思”将会成为社会建构过程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而且将会对案主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法律问题与社工介入的可能
目前，国外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社会工作实务和教学都将社会工作中的法律问题作为一个重点来开展。实际上，社会工作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社会工作过程中的弱势群体需求评估对立法和政策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其次，社会工作者的个案记录往往成为司法过程中的重要证据；再次，法律的介入可使社会工作的领域更为广阔。
相比于其他问题，社会工作者的个案记录和证据表达问题又是此领域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台湾学者陈慧女指出：法律与社会工作之实务可以在以下领域展开：社会工作的临床评估；儿童虐待、疏忽、目睹家庭暴力之评估；儿童、少年、成人性侵害被害人之评估；婚姻暴力被害人之评估；性侵害、婚姻暴力、儿童虐待加害人之危险评估；儿童及少年监护权、探视权、收出养之评估；少年犯罪行为之评估；老人虐待与疏忽之评估等。台湾大学《实习过程中与法律相关之注意事项》一文中指出：“社会工作者必须对于法院的运作体系有所熟悉，同时也必须知道在法庭上作证时应有何种适当之举动。社会工作实务者与学生必须假定其所撰写之专业服务纪录、个案纪录、个案报告或联络信函等，皆有可能成为法院传票要求检视之特定文件；也有可能是检察官或律师搜集和检视之文件；且可能在法院里当庭阅读之文件。当我们在撰写上述这些文件时，必须相当留意撰写纪录之内容，以及我们如何责成文字上的表达。”其实，这也就是对社会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除了帮助人们解决实际困难，还必须要在政策，特别是司法领域承当更高的社会责任。而这一点，可以说，会对那些受到侵害的人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
香港社会福利署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及照顾儿童法律程序》一文指出，在调查过程中或进行个案会议期间，如受虐儿童被评估为需要法律保护，应由社会福利署的负责个案社工或警方引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所列相关条文处理。相关机构会提供跟进服务。对于不被评估为虐待儿童，但须引用保护儿童及少年条例的个案，而该个案并非其它服务机构的已知 个案，家庭服务中心会负责进行照顾儿童法律程序。实际上，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此类儿童保护的案例中，对社工在法律方面的要求显然要更高，而且也更为细化。在美国，1989年的“约西亚儿童虐待案”中的相关事实则可以使我们对社会工作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有一个更为清楚的了解。
1982年1月，DSS在知道约西亚遭到父亲的虐待后，工作人员与孩子的父亲进行了面谈。一年之后，DSS又一次接到医生的电话指“怀疑孩子受到了虐待”。而这一次，他们从威斯康星青少年法庭得到指令把孩子暂时交给医院监护。三天之后，DSS特意召集“儿童保护组”开会讨论约西亚的问题，该组由儿科医生、心理学家、侦探、律师、专案工作人员以及一些医院员工组成。小组讨论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本案虽然最后是由于在DSS是否应该做出救助的问题上产生争议。但在案件诉诸法庭之前和之后的有关争议情况可以使我们对社会工作在司法领域的介入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而且，此种“介入”的意义正如对本案提出异议的布雷兰等三位大法官所言：如果DSS的人不能尽责的话，类似约西亚这样的受虐待的孩子的境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由此可见，社工的及时介入，以及在司法领域中的作用发挥将会极大地弥补司法程序中的某些空白。
三、专家证人制度概述
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制度产生于14世纪的英国，一直以来都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特有的一种法律制度。专家证人是指：对该问题或与该问题相关联的事宜所具知识或经验，能令其对该问题或该等事宜的意见可被接纳为证据的人。②专家证人与一般证人，与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都是不同的，而将几者加以区分将会使我们对专家证人制度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专家证人不同于一般证人
一般证人主要是陈述事实，而专家证人可以发表意见。一般情况下，对事实的把握是为后边的推论或进一步证明作准备的，而由专家证人所作的意见可以直接作为证据被法官所采纳，对案件产生的影响比一般证人要大。
(二)专家证人不同于鉴定人
首先，主体来源的范围。鉴定主体必须是取得官方资格，或拥有官方承认的某种资格的人。而要取得这种资格，则不仅必须拥有一般人(包括法官)所不具备的专门知识，而且还往往必须通过某种考试或考查才能够实现。而专家证人的选任范围要广泛得多，只要满足“具有相关知识和经验”、“意见有助案件解决”等要件即可。
其次，主体选任的权限。一般情况下，选不选专家证人，选择具有何种资历的专家证人，均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法庭不加干涉(除少数情形下由法庭选定外)。而鉴定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案件的需要则需要法庭介入选定。
再次，主体的倾向性。专家证人由当事人聘请或选定，因此专家证人会作出相对倾向于本方的意见。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浓厚的对抗性意见。而鉴定人往往是中立的，采取的是科学的结论和评判。
(三)专家证人不同于专家辅助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体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各方当事人自行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员进行询问。”此条规定类似于专家证人的规定，但又不是实质意义上的专家证人之规定。之所以类似，是因为此类人员是由当事人申请，有一定的自由选任性。但两者又是有着很大不同的。很多学者将此条规定中的主体称为专家辅助人。
首先，专家证人提供的是意见，并且是结论性的。但专家辅助人进行的是说明，并且还要有“对质”、“询问”等过程。
其次，专家辅助人必须是在“经人民法院准许”的情况下进入到案件审理过程，而专家证人的选任就要更为自由。
因此，专家证人制度是一种极富特点，并且在效率方面极具优势的制度设计方式。对于完善司法程序、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正是颇具意义的。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这一制度已经在理论和学术上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但如何具体的对其加以操作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工作在我国的不断发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四、社会工作者何以成为专家证人
(一)社会工作者能称为专家吗?
以艾滋病检测为例，当某案主来到机构，机构会指派其中一名咨询员全程陪同。整个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提供免费的检测前心理咨询。第二步：提供免费快速检测。第三步：结果呈阳性的话，7个工作日内陪同到疾控中心进行确认检查。第四步：陪同到疾控中心做免费CD4细胞检查。第五步：CIM细胞低于400的人，陪同到相关医院进行免费体检。第六步：转介并帮助其获得免费抗病毒药物。第七步：提供服药依从性支持。
从整个过程来看，从心理咨询开始到最后的药物依从性支持，整个过程都是在相关的社会工作者辅助和指引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此名社会工作者是最了解案主情况的。而且，不管是到哪一个机构进行检测、体检等，社会工作者都陪同在身边。因此，社会工作者不仅仅是一个具备此方面知识的人，同时也是清楚记录整过程的人。而在其他领域，比如儿童保护、家庭暴力等工作中，社会工作者更能清晰地记录下发生的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一般人所不能发现和记录下的。况且，社会工作者在介入之前已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了解和考察，这使他们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能够更为清楚、合理地分析具体问题的基本情况。这些记录以及社工的具体分析对于具体司法程序的开展是极具意义的。
(二)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的要求
职业伦理是一个专业在实务工作中的基本要求。对于社会工作这样一个时时刻刻在与人打交道的工作来说，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专业职业伦理的建设和倡导，而社会工作在社会建构方面的工作倡导又是近年来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
《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指出：社会工作者在社会变迁方面首要的努力应着重于：贫穷、失业、歧视及其他形态的社会不公正。当社会工作者必须代理无决定能力的案主时，社会工作者应采取合理的步骤以保障此案主的利益和权利。社会工作者应采取行动以防止和消除那些源自于民族、种族、国籍、肤色、性别、性倾向、年龄、婚姻状况、政治信仰、宗教或身心障碍所造成的支配、剥削和歧视。《加拿大社会工作人员协会伦理守则》指出：法庭许可有裁判权的法官可以命令社工员提供其评估给法庭。当法庭需要该资料时，社工员可以向其解释案主拒绝提供的理由。社工员应该促进社会工作的正义。《台湾社会工作伦理守则》指出：(社工员)应以负责 态度，维护社会正义，改善社会环境，增进整体社会福利。阐明社会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社会工作应增进社会的一般福利，致力于歧视的防止与消除，确保人人可公平的获得所需资源、服务和机会，倡导社会状况的改进。
应该说，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伦理要求都将社会工作者在法律领域的社会责任上升到了一个极高的高度。这是符合现时社会工作发展要求的。而且，我们发现，像加拿大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对社工作为专家证人作出了直接性的要求。此种趋势将会对各个国家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与危机处理
危机处理的理论产生于20世纪四十年代，早期的临床研究为此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Lindemann在1944年Coconut Grove大火后，从事的关于火灾后悲伤反应的研究以及Reubin Hill于1949年进行的因战争所造成的家人离散与重聚以及家庭压力的研究。危机处理理论关注人在压力事件之下的危机状态，并试图通过适当的危机处遇方式来预防、重建、改善和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来看，对于很大一部分的社会工作，如农村社区发展、青少年教育、流动人口知识普及等都是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发式展开。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具有强烈的紧迫性和危机性。而对于像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就医歧视等情形，社会工作就不仅仅只需提供照顾或心理辅导，它需要的是紧急的处理方式，包括向法官呈递个案记录和进行出庭作证，目的即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案主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活动对于受到侵害的案主来说究竟蕴含了多大的力量?
根据危机处理理论：对个人而言，面对突然压力情境及危机事件，人会经历情感失衡、认知失调及表现出相应的生理症状；对于团体来说，当团体共同遭遇危机时，危机会受环境影响而扩散和蔓延。但这些都不能算作病态。通过良好和有效的危机处理，可以增强对事件掌控及因应的能力，减低心理沮丧的强度，在悲伤过后重新建构好心情，有助于对未来事件处理能力之增强。反之，在严重压力失序和创伤后压力失序的状况下会产生对创伤事件之再经验(如梦魇、幻觉)、逃避和麻痹(避免创伤之勾起、远离人群)、过于敏感警觉(过度失眠、易怒)甚至是忧郁、反社会人格失序、人际问题、犯罪行为及自杀。在失衡状态的期间，人会主动寻求生活的平衡与和谐，评估事件之意义，及检视个人生活中可资运用以因应危机之个人与社会资源。当个人受伤的状况升高时，特别会寻求心理上的协助。
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在面对虐待儿童、家庭暴力、各种歧视的情形时，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更好的处遇此类的危机。因为，类似于艾滋病感染者这样的群体，他们在受到歧视以后，恐惧和无助将会在群体内蔓延。那么，这个群体将会变得更加脆弱，甚至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社会危机。因此，社会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降低个人对压力及无助的感觉，活化社会资源和建构有效因应策略。而在司法过程中，社工作为专家证人的介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活动，它在本质上意味对人之危机的关注和巨大的支持。而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种支持将会对法律在大众中的普及以及树立法律的权威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五、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证人的理论意义
在这里，我们通过相关的理论建构，试图阐明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一名专家证人，加入到诉讼活动或其他更为广泛的司法活动中。而实质上，这样的一种尝试正是建基于司法本身变迁的需要。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以前的美国，每一个案例都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结果，这个结果可以从一系列自然的、不言自明的规则通过逻辑推理得到。而其后果正如审理Green v.Hudson River Railroad Co.,28Barb.9,22(N.Y.1858)案的法庭所说的，“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我只能按照我所发现的法律裁判――我没有特权去偏离源远流长的先例的要求。”这样一种对逻辑机械的运用，势必是片面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扼杀真理和正义的存在。而正基于此，这种传统在19世纪末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霍姆斯(Holmes)在其1881年出版的《普通法》(The Common Law)中指出：法律的核心不是逻辑，而是经验。布兰代斯(Brandeis)则将社会科学的材料运用在他的辩论【摘要】(bfief)中，并且得到了法官对这种做法的认可，继而基于该种材料获得胜诉。实际上，不管是霍姆斯理论的阐述还是布兰代斯实践上的尝试，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将关注点集中在了社会科学知识对司法的作用上。而在我们国家，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法律的解释和推理也在理论界得到了重视。①那么，此处我们所提社会工作者究竟能在这场变革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一)助益性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702.“专家证人”中指出：如果科学、技术或者其他专门知识有助于事实裁判者理解证据或者判断争议事实，而某证人由于其知识、技术、经验、训练或者教育是一个合格的专家，则其可以发表符合以下条件的意见或其他证言：(1)证言基于充分的事实和数据；(2)证言是可靠的原则和方法的产物；(3)该证人可靠地将这些原则和方法适用在了本案事实上。莫纳什(John Monahan)和沃克(Laurens Walker)则将此条规定定义为专家证人的助益性(helpfulness)要求。此种要求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正是其参与到司法活动中的前提性要求。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将社会工作者的工作界定为一种“建构性”的活动。他们的主要任务在于：利用自己与案主的接触，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反思，一方面，寻得案件的公正解决之途径；另一方面，则是树立一种司法公正之权威。这种活动可以有效地避免纯粹运用法条所带来的诸种弊端，因为法律永远也无法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公益性
在这里，对“公益”一词可以用双重视角来对其进行理解。首先，是“公共利益”的理解。沃尔夫认为，客观的公共利益是指经正确认识的共同体利益，例如和平的社会秩序的维护，人类尊严和名誉的保护，占有权、财产权和从事法律行为的权利，教育和文化、经济和环境的条件与促进，建立和维护与各自具体情况相应的实体法律状态等。这种公共利益是作为法律发现和立法行为基础的抽象原则。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于1981年审理的Minnesota v.Loebach一案(虐待儿童案件)中，控方关于“这条(由专家证人做出的)排除品格证据的依据是潜在的对被告不公平的危险，而此危险不如保证虐待儿童的人被定罪所带来的公共利益重要”的主张。实际上，检察官和法官都深知，此类案件的裁决将会对诸如虐待儿童等复杂案件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在证据很难获得的情况下，判决结果已不仅仅只是针对一个单独的案件，它在实际上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法律发现”；成为公共利益保障的范本。其次，是“公益事业”的理解。社会工作者所进行的活动绝大多数是非营利性的。当他们将自己的发现和思考引入到法律领域之后，非营利性的准则依然是无可改变的。此种实践对于他们的目标群体一本来就是弱势群体的人们来说又是及其重要的。回到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上，处于弱势地位(包括但不限于经济上的弱势)的人们，在自身法律知识缺乏和外部司法成本高昂的现实之下，极有可能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放弃维权的努力。长此以往，人们的对法律的信心势必会大打折扣。而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势必会重新燃气人们对法律的信心。或许，这样一种实践可以超越单个诉讼活动本身，成为一种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的社会建构工程。
责任编辑：王启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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