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责任的缺失与构建

bb20920d · 发表于 2020-5-23 06:34:07

【摘要】：现阶段非公有制企业普遍存在法定保障责任缺失和补充性保障不完善的状况，严重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究其原因，既有法律与制度的设计缺陷，也与企业和员工的能力、认识不足有关。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的背景之下，非公有制企业履行社会保障责任是遵守市场劳资契约的要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也是企业自身实现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良性的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机制，需要政府加强法律与制度建设，强化法律监督与政策实施；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以及新闻传媒的作用；不断提高企业主道德素养，革新管理方式；加强员工保障责任意识，提高员工维权能力。
【关键词】：非公有制企业；法定保障；补充性保障
　　中图分类号：F276.5；F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5-0066-04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企业在我国不断发展壮大，吸纳的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其迅猛扩张的势头难掩发展的隐忧。与发达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出现的状况类似，我国非公有制企业在财富聚集的过程中也呈现出显著的社会保障责任缺失问题，这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同时也影响着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保障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承载着维护员工权益与企业长远发展的双重重任。从概念上划分，企业社会保障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指企业应该且必须承担的社会保险责任，即法定保障；广义指企业除履行法定保障外，还应根据经营状况健全各项补充性保障措施，如增进员工福利、改善工作环境、关注员工健康、健全文娱设施等，以此实现人本管理。当前，我国非公有制企业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保障不力，境况堪忧，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一、非公有制企业履行社会保障责任存在的问题
　　
　　(一)相当比例的企业存在法定保障责任的缺失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社会保险的覆盖面主要集中在国有及城镇大型集体企业，而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城镇个体劳动者和外商投资企业中方员工等社会群体一直游离于社会保险覆盖之外。目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要求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约为职工工资总额的30％，即20％的养老保险费、6％的医疗保险费、2％的失业保险费、1％的工伤保险费和1％的生育保险费，这五项是企业法定的必须为员工缴纳的费用。
　　需要关注的是，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非公有制企业员工(尤其中小企业员工)劳动权益保障水平极其有限，企业主为了尽可能少缴社会保险费，采取各种方式压低缴费基数，且对员工区别对待。近年来，政府倾力解决居民的社会保险问题，努力从立法、执法、制度设计、强化监督等方面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提升保障能力和保障水平。但是，由于现阶段资本具有强势的主导地位，劳动者始终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一些企业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不高，用工制度极不规范，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成为监管“死角”，社会保险的“蓄水池”、“减压阀”作用极其微弱。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2011年初对342家中小工业企业进行了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状况的专题调查，结果表明，在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中，私营企业的参保率虽有所提高，但只占七成左右。这与中央提出的“全员参保、应保尽保”的目标还有相当距离。企业法定保障责任的缺失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企业在补充性保障方面缺少制度性安排
　　补充性保障主要涵盖企业为员工提供的各项福利措施，即通常所说的排除法定和政府行为的社会保障项目。现阶段，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员工福利水平整体偏低，法定福利与非法定福利的比例悬殊，企业在补充性保障方面认识不足，方法不当，措施不力，缺少必要的制度性安排。
　　当前，很多非公有制企业在管理理念上还停留在古典阶段，尤其在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企业往往采取“装聋作哑”的办法，目的是少付出、多赢利。由于受发展阶段的制约，以及体制局限、行业特性、利益驱动等方面的影响，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对员工的劳动保护严重不足，以降低安全标准来求得企业短期效益，加之管理方式落后，安全隐患甚多，职业病危害加重。2008年职业病报告数据显示，全国约83％的中小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近34％的中小企业职工接触尘毒有害作业，特别是69.85％的慢性职业病中毒病例分布在中小企业。还有些企业刻意增加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漠视员工的精神需求与心理健康，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尊重。现实折射出的非公有制企业员工的生存窘境，凸显了社会转型期特殊阶段的多方面、深层次矛盾。
　　
　　二、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责任建设的制约因素
　　
　　(一)社会保障领域的法制建设不完善
　　长期以来，各项关于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方面的规定均是以《决定》、《条例》的“政府令”形式颁布，缺乏必要的强制措施作保障。虽然新近通过的《社会保险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但其作为一部具有指导原则和基本框架性质的法律规范，依旧留下诸多法律空白，如社会保险资金依旧存在分头管理的弊端却没有具体解决办法，规定了太多授权性条款，亟需相关部门根据实情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法规。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洗礼后，立法已比较完备，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比较而言，我国在法制建设、配套政策、文化理念、思想观念等方面还需要不断加强，真正做到立法及时跟进、执法措施得力、政策设计合理的理想状态尚需时日。
　　
　　(二)配套制度设计存在缺陷，政策监督机制缺失
　　我国原有社会保障配套政策的设计初衷是针对公有制企业，没有考虑非公有制企业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用工对象群体的复杂性，使得非公有制企业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操作性方面实施难度较大。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把保障员工权益与发展本地经济对立起来，片面认为提升员工社会保障水平会造成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投资环境，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已经成为培植企业社会保障责任外化的温床与暖棚。由于监督不力，违法成本过低，诱发一些非公有制企业敢冒违法风险实现利润最大化，从而漠视员工的正当权益。
　　具体到非公有制企业用工的主要群体――农民工，他们大多从事劳动力密集型工作，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约束十分明显，跨地区、跨行业流动在农民工群体中十分常见。这种流动性强、工作不稳定的特点，使得诸多非公有制企业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更无从保障他们的其他权益，由于缺乏一套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使得原本最应受到关注的群体却游离于社会保障的安全网之外。
　　
　　(三)非公有制企业对社会保障责任认识及能力不足
　　非公有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长期以来往往将企业视为纯经济性活动，认为企业存在的唯一目标          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责任感和道德感往往成为其稀缺资源。因此，非公有制企业主总是想方设法减少劳动力的成本开支，降低甚至取消员工的社会保险及各项福利，这对于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的非公有制企业雇主而言，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的经营目标和唯一追求，而保障员工权益、解决员工后顾之忧则往往不作为其首选考虑。这种认知的偏差已经导致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危机和信任危机。
　　同时，我国非公有制企业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长大起来的，大多处于长大期，经营不稳定，积累不够，能力不足。在目前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企业往往通过增加员工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来求得经济利益，忽视员工的正当权益，难以实现“以人为本”。
　　
　　(四)非公有制企业员工生存压力大，维权意识薄弱
　　由于国情使然，注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人口压力巨大。这就意味着就业岗位少于劳动力数量，非公有制企业用工有较大的选择空间，使得劳动者从求职到就业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在巨大就业压力下形成的劳动力供求失衡，势必造成劳动力市场上的“寻低竞争”，在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上则表现为微薄的工资、较长的劳动时间、较少的劳动保护和较低的社会保险覆盖率。此外，非公有制企业员工有相当一部分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权益，维权意识薄弱。例如深圳市有关部门反映，前来投诉或申请劳费仲裁的外来工缺少基本的法律知识，不了解法律程序，缺乏证据，致使许多案件难以立案。非公有制企业用低廉的价格、恶劣的条件雇佣工人，而劳动者并不知悉拥有要求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权利，造成企业应该担当的社会保障责任迟迟得不到履行。
　　
　　三、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责任机制的构建
　　
　　鉴于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责任缺失的原因涉及政府、社会、企业、个人等多层面影响，在推进其履行责任的过程中，应加强监管、注重引导，奖惩并举、多管齐下，逐步形成全社会参与、多层次协同、激励与约束机制共同作用的局面。
　　
　　(一)政府层面看，应不断加强法律与制度建设，强化法律监督与政策实施
　　1.完善社会保障领域的配套法规。迄今，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实施已有十余年。《社会保险法》历经3年4审终获通过，这是我国首次通过法律形式把社会保险的基本制度、基本权利义务和推进方向确定下来，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社会保险法》对于规范非公有制企业的法定保障责任提出了明确规定，尤其对于企业的欠缴社保费现象，法律也规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刚性措施，保证了非公有制企业广大员工的应有权益。但是，鉴于我国长期面临劳动力买方市场的现实，《社会保险法》要真正发挥效力，必须尽快制定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员工权益保护的法规条例，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来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的管理，建立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并强化法律监督机制和有效的执法机制。
　　2.开展违反《社会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治理。第一，加强法律和政策实施中的监督，减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随意性。在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责任机制化建设过程中，只有严格执法，加大对企业发生社会保障责任事件的处罚力度，通过罚、关、停等强制措施，起到惩戒和促使其行为改变的作用，形成法律威慑，才能确保企业切实履行法律责任；第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使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沿着法制、健康的轨道发展，推动劳动者合法权益与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相结合；第三，加强劳动监察执法，进一步规范用工制度，尤其对民营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劳动用工进行动态监管，加强劳动监察执法和劳动争议调节工作，及时查处违法违规的企业；第四，形成多部门联动机制，进一步规范非公有制企业行为。如工商、税务部门在非公有制企业办理营业执照年检和税务登记证时，必须让其出具参加社会保险的有关证明以及税前提取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证明；财政部门要提供扩面工作必要的经费保证；审计部门要对非公有制企业是否参保及缴费情况进行审计监督。通过各部门加强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履行社会保障的职责。
　　3.强化企业工会的作用，增强员工利益表达的权利。首先，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的组建率，确保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的独立性，完善集体谈判制度，督促企业依法保障员工的权益，减少或杜绝雇主对雇员社会保障责任的逃避和推诿，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和综合保障程度；其次，善于借助工会以外社会各界的力量，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通过与劳动、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的有效沟通与协调，共同研究和出台工会组建的政策与措施，努力改变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维权不力的局面；最后，地方党委、政府、人大以及相关部门应制定保障措施，避免企业工会参与非公有制企业经营的三方协商机制(企业决策制度、工会与企业联席会议制度、确立劳动关系制度)流于形式，充分发挥企业工会在劳资关系调整中的作用。
　　4.健全非公有制企业履行社会保障责任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引导非公有制企业积极承担社会保障、规范用工、提升福利等方面的责任，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势在必行。政府及相关机构应该制定具有激励作用的经济政策，不但对履行责任优秀的企业冠以名誉上的肯定与褒奖，还应予以实质性奖励，如可以结合减税、信贷、招投标加分、免费划拨土地、赠送商业机会等多种形式加以鼓励，也可以建立与信誉体系挂钩的非公有制企业信誉评估体系，连接金融、保险、工商、质检以及担保机构等相关部门，共享这些企业的信誉信息，使优秀的非公有制企业优先享受融资机会，引导更多企业效仿其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
　　在约束机制建设上，对那些消极对待社会保障责任的企业进行批评和惩罚更能体现社会公平与道义。因此，全社会应形成一种公开公正、奖罚分明、监督有力的良好氛围，使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责任的落实除了来自政府和企业员工的力量外，还有来自社会舆论的监督和企业主内在的良知，使非公有制企业的社会保障责任建设沿着法制、健康的轨道前进。
　　此外，政府还应结合我国国情，尽快制定出企业社会保障责任的标准体系，通过对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责任的认证，发挥市场对企业的激励和约束作用。例如，政府通过定期公布企业社会保障责任的认证结果，促使企业从维护自我形象、提高知名度、增强经济力的内在要求出发，自觉约束自身的经营行为，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二)社会层面看，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及新闻传媒的作用
　　1.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广泛兴起，目前已经被作为评价一国社会服务是否健全与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我国，非政府组织被官方称为民间组织。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团体，包括基金会、行业协会等；另一类是民办非营利组织，包括慈善机构、志愿者服务机构          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是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主要推手，而政府则退居次席，因此，非政府组织可以也应该成为社会保障的多元主体之一，成为社会保障职能的有益补充者，在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责任建设方面应发挥监督、桥梁、弱势群体代言人和评价等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主体的第三方，相对公正，没有私利，扩大非政府组织对企业社会保障责任的参与权将会对企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生产条件、生产安全、员工职业健康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所以，政府应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快速、健康、蓬勃地发展，为企业社会保障责任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2.媒体应加大对责任企业的舆论监督。当今世界，信息传播速度异常快捷，对社会产生影响不断增强，而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也逐渐成为左右企业命运的重要公众之一。因此，要促进非公有制企业履行社会保障责任，单凭政府一手推动远远不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参与，充分发挥社会力量进行监督，尤其新闻媒体有责任也有义务督促其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第一，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自身强大的宣传功能，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宣扬“履行社会责任光荣，逃避社会责任可耻”的社会道德观念；第二，通过舆论导向，让全社会关注企业是否承担对员工的社会保障责任，参与到推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活动中来，营造充满正义与公平的社会氛围，使大家对于那些拥有不良行为的企业产品与服务进行抵制，从而有效地督促企业改正错误，同时也会促进社会公众形成共识，激发全社会关注企业的社会保障责任建设；第三，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教育功能，通过对相关知识和案例的积极宣传，加强对企业和员工的教育，让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媒体这面镜子看到自身缺陷与不足，而持续的宣传教育也对培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到鞭策作用，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由企业的外部约束转化为企业的内在需求；第四，新闻媒体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非公有制企业履行社会保障责任形成强大的推动力，任何社会不良事件的披露和批评，都会引起责任企业极大的关注和行为改变，在信息效应的放大下，非公有制企业会迫于各种压力自觉履行社会保障责任。
　　
　　(三)企业角度看，非公有制企业主应不断提高道德素养，革新管理方式
　　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的那样，人不仅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而且是具有道德感的“社会人”。正因为企业雇主掌握着企业财产和人力资源的经营权和支配权，他们的伦理观念与人文素养是企业对员工责任得以贯彻的重要因素，其伦理道德层次和管理水平决定了企业对员工社会保障责任的行为迥异。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观念、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较强社会责任感的非公有制企业主，在管理中就能够做到以人为本、知人善任。那些对员工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管理者，其行为就会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应探索建立长效机制，全社会形成合力，增强非公有制企业主的道德操守与使命意识。从这一点来讲，政府也应该促使学术界与企业界的合作，促进企业道德领导的研究，必要的时候制定具有指导意义的企业道德行为守则，建立健全监管系统，公开褒扬企业的道德行为，鼓励非公有制企业主争取道德荣誉。
　　此外，非公有制企业在管理方式上应不断创新，采用“弹性福利”是必然趋势。据美国商会调查结果，雇主在员工福利方面每投入1美元，就能促进公司经济效益增长6美元，投资回报率达到600％。因此，企业应根据经营状况进行福利成本控制和福利沟通，照顾到员工对福利项目的个性化需求，走出一条符合中国企业福利创新之路。
　　
　　(四)员工角度看，应不断加强保障责任意识，提高维权能力
　　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责任的缺失不仅与企业自身因素有关，也与员工对社会保障责任的认识误区不无联系。因此，对企业员工而言，除了对他们加强风险防范教育，使其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外，还要明确社会保障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通过宣传和教育，让他们掌握有关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了解社会保障技术操作上的有关知识，消除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失落感和不信任感，减少他们的短期行为，提高企业员工规避风险的认识，使他们自觉加入到社会保障中来并能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此外，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员工在劳资之间的博弈中往往处于绝对劣势，如果出现与企业主的利益纠纷，不是投诉无门，就是投诉无方，可谓维权路漫漫。这就要求政府、社会以及企业工会，通过开办普法知识宣传、农民工夜校、司法援助等措施开展教育与培训，特别是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组织机构的成员，要自觉担负起向他们进行维权知识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及时为他们进行维权支持，做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法律的正义和社会的公平给予他们工作的快乐、生活的希望。同时，非公有制企业员工应该而且也必须学会主动调适心理压力或寻求心理援助，增强自身的抗压能力，积极乐观地面对困难与挫折。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的背景之下，非公有制企业履行社会保障责任是遵守市场劳资契约的要求，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也是企业自身实现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正是基于此，非公有制企业社会保障责任机制的构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参与，在推进其履行责任的过程中，发展与完善并举，扬弃与创新辉映，使社会进步、企业发展、员工幸福统一到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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