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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抗战画史》是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曹聚仁撰文、舒宗侨配图，上海联合画报社1947年5月出版的一部全面记录中国八年抗战始末的战史。曹聚仁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入手，细致地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源及战争胜负的深层因素。该书存信史、究成败、诫来者，显示了作者化繁为简的“史笔”和高屋建瓴的“史眼”。曹聚仁的“日本观”，在近代以来中国认知日本的文化链条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曹聚仁；《中国抗战画史》；“日本观”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1)06-0076-07
收稿日期：2010-12-10-
作者简介：陈建云(1967-)，男，河南南阳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1947年5月，曾经做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记者的曹聚仁，在上海联合画报社正式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该书从日本的社会、文化与民族性人手，探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源，分析这场战争胜负的深层因素，记录了中国八年抗战的全景过程。曹聚仁的“日本观”，①在近代以来国人认知日本的链条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中日两国相互深入了解，构建睦邻友好关系，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目前国内关于曹聚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人生经历、新闻出版活动、书话文风等方面，对《中国抗战画史》也多有涉及。②但是，关于该书中所体现出的曹聚仁的“日本观”，几乎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本文拟以“日本观”为视角，探讨《中国抗战画史》在近代以来中国认知日本的文化链条上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一、曹聚仁与《中国抗战画史》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生于浙江省浦江县南乡蒋畈村(今属浙江兰溪市)。1916年秋，考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来到上海，受知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先生，成为该报长期撰稿人，结识孙中山、叶楚伧、柳亚子、胡朴庵、陈独秀、戴季陶、吴稚晖等一批风云人物；1923年5月，他与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新南社”。嗣因准确记录和整理出版章太炎的国学讲座，受到章氏赏识收为人室弟子，在上海文化学术圈声名鹊起；1927年“四・一二”政变中，因多名同窗好友遇害，他决心远离政治，不再过问社会问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曹聚仁无法继续保持沉默，和朋友们创办《涛声》、《芒种》等刊物，为《社会日报》写社论，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撰稿，再次成为上海望平街的活跃人物。柳亚子称道：“我觉得在今日的言论界中，头脑清楚而使我佩服的人，除了鲁迅先生以外，怕只有你曹先生了。”③鲁迅形容他为“赤膊上阵，拼死拼活”。①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曹聚仁“脱下长袍，穿起短装，奔赴战场”，开始“书生有笔日如刀”的战地记者生活。由于他对淞沪战场出色的现场报道，不久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聘为战地特派记者。抗战期间，他巡游东线战场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写下了大量的新闻报道、人物通讯和战地杂感，广为《东南日报》、《前线日报》、《大刚报》、《立报》(香港)、《星岛日报》(香港)等报刊登载，部分内容甚至编入战时教科书。他用一支“健笔”，不仅记录了八年抗战的壮阔画卷，而且对抗战也发挥了直接助益。因为在他的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抗战必胜的信念。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论功颁奖，曹聚仁获得“云麾胜利勋章”。他重新回到上海，过起编报、教书的生活。他起初负责《前线日报》编务，后因国共关系愈加复杂，导致言论、报道无所适从，便把新闻工作重心转移到香港《星岛日报》。作为《星岛日报》的外勤记者，这份境外报纸为其采写和发表通讯提供极大便利。从此，他迎来了新闻生涯中“伟大长篇通讯的黄金时代”。
曹聚仁所出生的浙东地区，素有重视史学的学术传统。耳濡目染之下，使他自幼沉浸历史著作，终生以“史家”自期。他以研究历史的态度进入新闻圈，有着非常强烈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从走出书斋迈向战场的第一天起，便留意搜集中日双方的各种材料。1945年9月，曹聚仁从江西上饶到杭州采访受降典礼，突然染上恶性疟疾。在发病间歇期，他还赶到货摊去收集大量有关抗战的军事文献。“我要研究日军的战略和战术，我要了解日军的士气和战后心理，日军一百三十万战斗兵，居然闷声不响，放下武器，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其间，偶尔出点小乱子，有的苦闷之至，愤而自杀，里西湖时常有投水自杀的日军官兵，大体说来，他们都服从了天皇的命令，毫无保留地向我军投降了。就我仔细研究和实地观察所得，日军在战术上，可说是成功的；但是他们的战略却是失败的；正如德军一般，他们打赢了许多战役，却不曾打胜过整个战争。”
当他开始着手编纂战史时，八路军、川桂等系军人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向他供给不少史料和照片。为了战地报道的需要，曹聚仁穿上戎装伊始就潜心研究古今中外的军事学著作；八年战地巡游，经常与军政要人往还应酬，使他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一位具有丰富军事知识和深刻军事洞察力的专家。曹聚仁觉得自己是一个最幸运的历史学家，因为亲身参与战争的全过程，不但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培养了观察、分析、判断军事、政治、外交问题的能力，为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战争编写一部翔实可靠、高屋建瓴的战史提供了必要条件。
早在1943年春曹聚仁随同蒋经国到达重庆时，他遇到商务印书馆老板王云五先生，透露自己准备编写战史的计划。王云五当即与他谈妥，书成之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后来，中央通讯社也有意出版这部战史，社长萧同兹曾经想调曹聚仁到资料室从事这项工作。1946年夏天，曹聚仁蜗居上海家中，埋头撰写《中国抗战画史》。上海联合画报社的舒宗侨对曹聚仁说：“中央社是官衙门，脚步迟慢，而且顾忌很多；商务印书馆头绪繁多，不会替你来争取时间。”舒宗侨还劝曹聚仁不要把战史当做“名山事业”来做，跟他合作，抓住时机尽早出版。曹聚仁认为舒宗侨言之有理，于是两人合作，曹撰写文字，舒选配图片，半年时间完成编撰工作。
1947年5月，《中国抗战画史》由联合画报社正式印行。从联合画报社在当时报纸上所做的一则广告，可以看出该书梗概：
本书编印既毕，统计共刊用照片一千一百
六十七幅，文字四十余万字，地图六十幅，彩图
十四幅，文献内幕秘闻百余种，自日本明治维新
起，中经八年血战，至最近中日情况止，共分为
十大章(共七十二节)，后附抗战史料一览，各战
区将领一览，抗战大事记，各次战役统计等。文
字通俗美妙，资料丰富确实，图片新鲜生动。内
容之结实完备，无论就文字，就图片，国内无以
出其右。尤其本书刊用之图片，至少有百分之
八十，因战时物质条件欠缺关系，从未向外问发
表，而由本书加以搜罗刊用。大部分照片，均为
战地作战实录，关于敌伪动态则搜自日方，故参
阅文字与图片，既像小说，又似电影，从学术立
场看，则又是一部最完善的史料，从普通军事学
立场看，是一部战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防部设立专门机构――战史局，却连最简略的战史都未编写出来。针对当局不重视总结战争经验教训的做法，曹聚仁非常失望并愤慨地说：“这八年仗是白打的!”所以，他虽然觉得《中国抗战画史》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也相当自豪：“毕竟地也只有我这部战史，算是把八年抗战的史迹留下来了。”
在《中国抗战画史》之《扉语：我们的献词》中，曹聚仁开宗明义地说：“这是一部战争的记录。”既然是战争的记录，叙事必须信而有征乃是治史的第一要义。早在暨南大学执教时，同事杨人梗翻译的法国史学家马迪厄《法国革命史》，曹聚仁研读多遍而对马氏“求真”的治史方法推崇备至：‘‘非有可靠证据勿下论断，非证以可信的史料，勿轻于相信；对人物与事变之判断，必须依据当时之思想与判断。任何文献必须予以最严厉之批评；对于流行之歪曲与错误的解释，即出于最可靠的史学，亦须无情地予以摈弃。总之，须以求真为主。”他曾经对好友曹礼吾说：“马迪厄可以和中国的王船山比美，两人对史学的贡献一样大。”《中国抗战画史》中的史事多为曹聚仁亲历笔录，可以称得上信实可靠。日本朝日新闻社战后编撰《进入太平洋战争之程途》，若干课题采用的便是曹聚仁的记述。
关于史事的信实问题，曹聚仁还有自己精辟的见解：
史家治史自有为造史的人所不能了解的特
点。史家治史，观其流变之迹，不着重一环，而
重环与环之间的连锁关系，连锁关系，非有史眼
不能见了。我现在所往来的，很多是造史的人；
他们看了报纸，有时相顾而笑；可是报纸并不减
低其真实性，积一个月的报纸，则战局之轮廓自
在，并不因为每天夸张了一点就走了样儿。历
史亦当作如是观。基于这样的认识，曹聚仁力求史事信实可靠之外，特别注重中日之战“环与环之间的连锁关系”。《中国抗战画史》从日本的社会、文化和民族性人手，剖析日军侵华战争的复杂因素，呈现中华民族奋起抵御外侮的全景过程。因果流变，环环相扣，脉络清晰，要言不烦――显示了曹聚仁化繁为简的“史笔”和高屋建瓴的“史眼”。
《中国抗战画史》是一部战史，却并不局限于“战争的记录”。它的价值在于通过记录战争来探究中日双方兴衰成败的内在因素，字列行间闪耀着祈望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人道主义光辉。在《扉语：我们的献词》中，曹聚仁特别提及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在逝世前夕对一位知心友人的谈话：“热心战争的人，不懂得战争。凡是经验过战争的恐怖，而仍爱战争者，简直就不是人类。无论什么方法都要比战争好，我们必须以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除非在民族生存受到危害的时候。我是恨极了战争。”《中国抗战画史》正是对东乡平八郎沉痛遗言的注释。存信史，究成败，诫来者，此为《中国抗战画史》这部煌煌巨著的史学价值。曹聚仁曾说，他有份小小的心愿，要让百年后的史家承认他是一个有眼光的史家，而不仅是一个新闻记者。《中国抗战画史》的行世，足以使曹聚仁跻身“有眼光的史家”之列。
二、曹聚仁之“日本观”
《中国抗战画史》虽是一部战史，第一章“引论”却从“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说起，使读者对我们的抗战有个完全的了解”。曹聚仁宣称，他在“知彼”上所下的这番功夫，是为了从民族性上去明白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根源及战争胜负的深层因素。这些研究心得，体现了曹聚仁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朱自清赞赏说：“这种眼光值得钦佩!”④曹聚仁的“日本观”以探讨战争动因与成败为基点，对此他颇为看重。1950年代，他将《中国抗战画史》中的这部分文字抽出，命名《采访本记》，在香港单独刊行。
(一)日本的民族性
民族性或国民性，是指一个国家大部分国民共有的意识和行为特质。社会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已经证明，某个民族或国民全体中确实存在着出现最频繁的人格特质。曹聚仁指出，日本社会文化和民族性，也和其他民族一样具有多面性。但有一点应该明白，中国与日本既非同种，也非同文，教育文化的出发点尤其不同；构成日本民族的主要成分大和族，其祖先原住在热带的南洋群岛，属于马来族的一族，后来逐渐北迁到“日出之岛”，因此，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一种热烈的南方人气质”。这个南来民族，在海岛上过了两千年的封闭生活，又深切地受到居住地理环境的影响：“日本的气候风景，真可以自豪为世界乐土，但它缺少了国民教育上的两种本质。日本自以为是东方的英国，但它缺少了伦敦的雾，日本人要实行它的大陆政策，但它缺少了中国的黄河、长江。明媚的风景，外界环境轮廓的明净美丽，刺激了这个情热人种的眼光，时时向外注意，缺少了内省的能力；同时因为时时要注意，却从繁杂的环境中找不到一个重点，短急清浅的水流，又诱导他们成了性急的、矫激的、容易人于悲观的性格。”而地震、火山的多发所引起的恐惧，又造成日本人忧郁、敏感、惶惑、悲观的性格。
曹聚仁认为，经中国传人日本的印度佛教，其“人世苦”的悲观哲学，正与日本的忧郁惶惑的民族性格相合。日本佛教从中国佛教(禅宗)还原到了印度佛教的本色，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以普遍看到佛经中的“无常”观念，便是明证；明白了贯彻这“无常”的悲观性的日本情调，就可以了解象征日本的事物。日本人以樱花为国花，有“花中樱为王，人中兵为贵”的格言。因为当樱花开得最灿烂喧闹之日，便是它凋谢零落之时；当武士在沙场效命的时候，也正是它最光荣的结局。日本人对于樱花的赞美，也正是“死之赞美”。同时，日本人又标榜“武士道精神”，日本男儿自幼以作战最烈最久、坦然面对刀俎的“鲤鱼”为精神图腾，所以，生命无常，死之赞美――这样一个悲观哲学的民族，同时又具有争勇好战的性格。
这种人种基因、生存环境、宗教文化等因素熔炼而成的民族性格，自然会折射到战争中来。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提出“闪击战”、“速战速决”以及三个月、六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但在战事推进中，日军并没有闪击战的气魄。德国魏斯上尉曾说：闪击战需要宽长的战线上的交锋和战斗的联络性，要没有一刻钟的间断。只有屏着呼吸的步调，穷追敌人，才能打折敌人的“腰背”。曹聚仁指出，日军从来没有用出这份穷追的力量和决心，兵力逐次增加，战线逐渐延长，进攻速度却日益缓慢下来。于是长时间的疲惫战之后，日本人碰到了全面的战争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朝野发起“支那再认识”运动，一些日本人觉察以前所谓的“支那通”，以岛国意识来制定“速战速决”的征服中国大陆的战略，是何等的浅陋无知。不过这种对中国认识的进步为时已晚，日军已经陷入大陆战争的泥淖不能自拔。另外，中国军队很难俘获日本士兵，即使俘获的战俘也常常一下子勒死自己。曹聚仁说，日本士兵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其“悲观哲学”的注解。
(二)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动因
1938年，日本军部派员到长江流域视察，召集下级军官谈话，席间某日军少尉提出“为什么战争”的问题，此人答复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命运，我们不应该研究或讨论这样的问题。”⑤这一答案似乎是说，日本发动对华战争具有命定的神秘性。曹聚仁指出，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真正动机并不神秘，可以从军事与经济的因素解释清楚。
军事因素。日本是岛国，大海为天然国防线。经过明治维新后，“丰臣秀吉之梦”随之复活，日本要成为大隈重信所说的“治人之国”，首先征服朝鲜，开始大陆政策的第一步。甲午战争，日本实现征服朝鲜的梦想；通过《马关条约》，第一次将国防线修正到辽东半岛和台湾，将日本海变成内湖；1905年日俄战争，证明朝鲜、台湾在国防上的价值。通过日俄《朴茨茅斯条约》，日本获得俄国在南满的既得权利；通过中日《满洲善后协约》，日本设立南满铁路公司，关东州(旅顺、大连)设置都督府，俨然把满洲当作殖民地来统治了。从军事观点说，日本已把国防线推人中国的东三省，迫近俄国的西伯利亚，北进大陆政策又进了一步。日本大陆政策的真面目，可以从著名的“田中奏章”中窥出端倪。奏章真伪问题虽有辩论，日本军阀的侵略事实却和田中奏章的次第计划契合。奏章中言：“若日本欲管理中国，必先击碎美国，正如往昔日本不得不对俄作战也。但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我国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亚洲各国与南洋各国，必惧而降服，然后世界各国乃晓然于东亚之属我国，不敢侵犯我国之权利矣。”从军事上看，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直至发动全面战争，都是征服世界欲望膨胀的因素使然。
经济因素。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超过了欧洲同期的荷、英、法、德。但是，日本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存在显著差别：欧洲那几棵资本主义的大树，根都伸在丰沃的海外殖民地上，“用那殖民地的膏血滋养自己的花果”。日本的资本家没有这样优越的机会，只能伸根到自己的农村里去，资本主义发展得越快，农民的困苦越加深；日本半数的金融资本。掌握在三井、三菱、住友等几个财阀手中，其组织纵横交错，层层相叠，构成了帝国中的帝国。这些寡头财阀，便成为了一架制造战争的自动机器了；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典型的官僚资本，日本资本家是封建社会的贵族、地主、官僚的化身，与欧美资本家是一种新兴阶级的人物不一样：“现代欧美的民主国家，以中产阶级为中坚；日本便缺少这个中坚的力量，因此，日本的议会政治，有如昙花一现，便萎谢掉了。而官僚工业资本的发展，对工人的剥削，对农民的掠夺，和对鲜、台殖民地的抢劫，造成社会经济的不平衡，因之，只有找寻特殊的机会，即‘战争’来作为有力的推动。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是军备订购，另一方面是因胜利而获得巨额赔款，即以投人工业机构中，助其发展。”日本向外扩张有“北进”大陆与“南进”海洋两大趋势，海洋发展的趋势是日本民族“南进”要求的表现，大陆发展的趋势则为日本军阀、官僚、铁道工业资本家、金融资产阶级特有的要求。就市场而言，南部亚洲比人口较稀的北部亚洲具有更大的潜在价值。但是，日本若要确保其太平洋中南部的市场，非用武力将其他染指该地区的国家都排挤出去不可；完成这个目标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坚固地占领满洲和华北。
(三)日本战败之由
日本战败，“一个世界第一等的强国陨星似地从天空坠落”。那么，日本何以来势汹汹而终归溃败?曹聚仁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日本政治结构矛盾相克。日本军阀是决定日本国运的关键因素。但是，军阀与官僚、陆军与海军充满矛盾、互相斗争。明治维新后，日本内阁保留着一种特殊制度――海、陆两相直接对天皇负责，不受内阁总理指挥，这就为后来军人操纵政治的张本。文治政府采取缓进政策，陆军极端派自行其侵略政策，“日本的左手常常不知道右手进行的是什么”。军阀内部还存在着陆、海军彼此相克的情况。蒋百里先生根据陆海军之间的矛盾预测日本必败：“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的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一个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
其二，日本重工业基础脆弱。现代战争是一个“总体性战争”和“工业效能的战争”，以一国的经济力与人力的总和来作战。“全国生产，供战争之用，虽则战争行动本身并不拿出原料来进行，也不把工厂拿出来作战，而是拿出高度完备的特殊构造的战争机器，以特殊有训练的战斗员来操纵。工业与人力的军事化程度，便是战斗力的一部分。”中日战争进程因原子弹的出现而缩短，但是日军的溃败不在于原子弹的威力，而在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日军是在“科学的战争”、“脑力的战争”中吃了败仗。
其三，日本对战争性质的错误估计。现代战争是一种政治战，“若不得民众诚心拥护，则不能为民众所忍受；现代的战争，必须是属于人民的战争。”中国地广人多与平原环境，使生长于“山岳丛错弹丸黑子的岛国”产生错觉，“速战速决”战略不能实现，从而陷入战争泥沼；日本人忘记中华民族“国民潜力”，忽视中国抗战乃是“属于人民的战争”，“少年中国之广大领土与中国人民之出于意料之外的团结与抗战到底的决心，使日本的侵略计划全部搁浅了”。曹聚仁总结道：“对于这次战争性质的任何错误估计，以及对于政治与物质的警觉性的任何一点的认识不够，都会演成致命创痕；致命的创痕，是无法补救的。法国的溃败，日本的终于败北，以及希特勒的覆灭，别无他因，便是对于战争性质估计错误，对于政治与物质的警觉性认识不够之故。”
三、曹聚仁“日本观”之检讨
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友好条规》建立近代外交关系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国人认知和研究日本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目的是认识日本，向日本学习，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为代表之作。黄遵宪在《凡例》中说，日本“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所以，他为《日本国志》制定的写作原则是“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④在涉及日本学习西方有成效之处，黄遵宪的叙述不厌其详，务求具体明白，希望中国学习日本变法自强的意图显而易见。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青年羡慕和追仿日本维新的成就，东渡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中国人研究日本的目的是“明耻教战”，救亡图存。蒋百里的《日本人》、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由1871年同治订约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日本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而后出兵山东，窥视华北，强占东三省，“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指派编辑王芸生编写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连载一段，“欲使读本报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①1932年4月，《大公报》社出版部将连载三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册，出版了第一卷，后又连续出版第二卷至第七卷。王芸生因此成为研究日本的专家，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后还请他到庐山讲述“三国还辽(辽东半岛)”之事。
曹聚仁和《菊与刀》的作者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一样，没有到过日本，也不通晓日语。他对日本的认知，间接来自蒋百里、小泉八云、本尼迪克特等中外学者的论著。例如，他将本尼迪克特关于日本人“二元性格”的研究心得，作为注释内容置于《中国抗战画史》第一章第一节《日本社会、文化与民族性》之后。在论及日本人的性格与行为时，曹聚仁强调其性急、矫激、悲观、无常的特质，并将其归因于人种、地理环境、外来佛教及内生的“武士道”精神的综合作用。这不是曹聚仁本人的洞见识微，而是直接采纳蒋百里《日本人》书中的明确观点。蒋百里(1882-1938)，浙江海宁人，1905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第一名毕业，与蔡锷、冈村宁次同期。1937年9月奉国民政府之命出使欧洲，一为说服英、法、美等国帮助中国之抗战，二为分化德、意、日三国之关系。他驻在柏林期间，写成小册子《日本人》，批评日本人的性格，是南方人情热的人种，又受了地理上的影响，造成了性急、短视和容易人于悲观的性格，缺少内省及临机应变的能力；日本人研究武士道和大和魂，其间谍的天才，喜用权诈的民族性，都带有山川背景和历史的考验；日本文明如除去欧美输入的机器与科学，中、印两国输入的文字与思想，所剩无几。次年他携带书稿回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被誉为“纸弹”。“日本人因此深恨蒋百里，因为骂得太刻毒，而且处处中肯，不是感情用事的空论。”蒋氏后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1938年秋在辗转湘、桂途中病逝。
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后亦成为民国政要的戴季陶，早蒋氏10年就出版过研究日本民族性的著作《日本论》。戴季陶(1891-1949)，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赴日本留学，精熟日语，通晓日本社会与文化，回国后任孙中山机要秘书，成为当时中日关系一个枢纽式的人物，孙中山、蒋介石与日本政界的交涉，多通过他去传达执行。他不满于中国人一味地排斥反对日本，不肯做研究工夫，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切切实实的研究。日本的神权迷信和武士道精神最不易为外国人所明白，即使日本人也未必都能弄清楚所以然。日本人向来迷信他们的国体、民族是神造的，天皇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戴季陶指出：各民族都有许多特殊的神话，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不足为怪。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输入日本，外来的制度文物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日本人不是皈依释迦就是尊崇孔子，原来那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便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印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文明发达，组织进步，国家因统一而力量强大，日本民族自尊的思想勃然发生，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兴起，明治维新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自称是王政复古。戴季陶认为，武士道最初只是一种“奴道”，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并不是出于什么精微高远的理想，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后来武士的地位增高，关系加重，形成了统治阶级，山鹿素行等人便“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基础。”
蒋百里的《日本人》和戴季陶的《日本论》两书多被相提并论，视为国人研究日本民族性的扛鼎之作。平心而论，就识见通透、立论公允来说，戴氏的《日本论》要优于蒋氏的《日本人》。戴氏《日本论》书成，胡汉民作序推许说：“大抵批评一种历史民族，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季陶先生这本书，完全从此种态度出发，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同时又做了他的判官，而且是极公平正直不受贿托，不为势力所左右压迫的律师审判官。说日本是信神的民族，不含一些鄙视的心事。说日本是好美的民族，也并没有过分的恭维。一个自杀情死的事实，说明他是信仰真实性的表现。这一种科学的批评的精神，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外国人撰写的日本文化著作中，戴季陶《日本论》甚至优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戴季陶也曾自许：“昔日我自信唯一了解日本情况的人便是我”。
戴季陶和蒋百里都是曹聚仁的师友。曹聚仁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闯荡上海，经邵力子荐引结识《民国日报》圈子的一帮朋友，其中就有戴季陶。曹聚仁与蒋百里的交谊更厚。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被扣押的蒋百里脱险回到上海，曹聚仁登门拜访，蒋将事变幕后的曲折隐情告知，使他了解当时中国政治利害得失，清楚国民政府军事防御线的基本轮廓。蒋百里还劝导曹聚仁要充实常识，养成判断的眼光，使他深受鼓励。1963年，曹聚仁在香港出版《蒋百里评传》，算是对蒋氏知遇之恩的酬报。
曹聚仁没有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经历，亦不通晓日文日语。书中关于日本民族性的讨论，不得不借助他人(尤其是中国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为什么《中国抗战画史》论及日本的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时，往往遵循蒋百里的观点，并未采纳识见更为通透、立论更为公允的戴季陶之论?首先，蒋百里在日本留学多年，后娶日本女护士左梅为妻，对日本社会、文化的了解未必逊于戴季陶；其次，蒋氏所著《日本人》写在全面抗战伊始，宗旨在鼓舞中国人民不惧强敌，坚持到底，胜利必然属于中国。因此，该书中对日本民族性的弱点多有批评，结语“胜也罢，败也罢，只是不要向敌人投降”，更是成为他振聋发聩的抗战遗言。曹聚仁曾说：抗战初期，经过了南京陷落那一段黑暗的日子，作为中国人精神上乐观支柱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蒋百里的《日本人》；而蒋百里先生“不要向敌人投降”的话，尤足以转移人心。《中国抗战画史》意在探究战争胜负成败，日本战败投降又恰好应验蒋百里当年的预言，所以曹聚仁更多地接受蒋氏的“日本观”；再者，从民族性的弱点而推演出战败的结果，也符合历史书写的因果逻辑。与曹聚仁先预设原因来说明结果的顺向思维相反，本尼迪克特是先预设日本战败的结果，再探讨日本人的民族性，分析更为全面深刻，也更为科学理性。当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是受美国政府委托，并为战后美军占领和管制日本提供服务，这与曹聚仁出于史家的责任独立作史的目的完全不同。
曹聚仁《中国抗战画史》不以研究日本民族性为主旨，之所以讨论“日本的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是为了让读者明白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根源及战争胜负的深层因素，对中国抗战有更深刻、全面的了解。曹聚仁对日本民族性的论断没有新的识见，而且不及戴季陶、本尼迪克特等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是，如果把曹氏的“日本观”放在近代以来中国人认知日本的链条上去观照，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吉野耕作认为，日本人论并不是日本国民性的客观研究，而是因应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经济状况以及国际形势下的产物。如果从目的论出发，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两国关系进入一个全新阶段。正是出于史家责任，曹聚仁与朋友合作写出《中国抗战画史》，记录中国八年抗战的历程，从民族性上探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源，分析战争胜负的深层因素。曹氏的“日本观”，在近代以来中国认知日本的链条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日两国重新相互深入了解，构建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曹聚仁提出的现代战争是一个“总体性战争”尤其需要民众诚心拥护的观点，对世界和平、人类幸福的祈求祝愿，可谓真知灼见，弥足珍贵。
[责任编辑史洪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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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5-24 15: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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